斯塔默下臺：一個叫工黨的黨，為何最先被工人拋棄？

　　文 | 丁毅超

　　一個律師式首相的兩年滑墜

　　2026年6月22日上午，英國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寧街10號門前宣布辭職。用他自己的說法，自己已經聽到了黨內的回答，并以體面接受這個答案。至于這是否真得體面，可能只有斯塔默自己才知道。

　　斯塔默成為期貨死人的過程遠比大多數人想象得要早得多。早在2024年秋天，上任僅兩個月的工黨政府宣布削減冬季燃料補貼就是斯塔默領導力潰散的直接表現。當時的工黨政府以財政紀律為目標，希望削減英國的赤字。財政大臣里夫斯更是強調本屆政府需要對上屆保守黨政府留下的220億英鎊財政黑洞負責。

　　這在財政上可能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斯塔默也第一次展現了自己的“從善如流”。在黨內民意強大的反對下，他直接掉頭180度，宣布繼續實行補貼。作為代價，斯塔默的支持率轉為負數，此后再沒回來過。

　　破窗效應只有一次和無數次。既然斯塔默可以在冬季燃料補貼上投降，那么也可以在別的問題投降。這形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性的惡性循環。斯塔默越投降越被人厭惡，越被人厭惡就越沒有政治資本拒絕投降。

　　愛潑斯坦檔案公開后的曼德爾森任命事件更是將他直接推進深淵。到2026年1月，YouGov民調顯示75%的受訪者對斯塔默持負面看法，凈支持率跌至負57。這種支持率水準也只有在任47天就辭職的特拉斯可以一戰。

　　很多讀者可能不能理解這種支持率究竟意味著什么。簡單而言，斯塔默本人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毒素。他的不受歡迎不是因為某項具體政策引發了連鎖反應，而是反過來，人們因為厭惡他這個人而連帶抵觸他推出的一切。

　　2025年9月的數字身份證事件是最好的例子。身份證制度此前在英國民調中一直擁有多數支持，但斯塔默親自宣布推行后，公眾態度急轉直下，反對率迅速超過支持率。如果不是潛在的各路工黨大佬都不想承擔5月份地方選舉必然敗選的責任，斯塔默可能連年初都不一定熬得過去。

　　果不其然，在5月份的地方選舉中，工黨再次遭受了科爾賓在2019年創造的史詩級大敗。它失去了近1500個地方議員席位和38個議會的控制權，而改革黨從幾乎為零一躍奪得1453席。

　　威爾士更是歷史性地結束了工黨長達百年的主導地位。威爾士工黨直接淪落為第三名。首席部長摩根丟掉了自己的選區議席，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在選舉中落敗的在任政府首腦。甚至如果不是地方選舉不是全部統一時間改選，工黨丟掉的席位還會更多。

　　斯塔默在地方選舉慘敗后說了一句日后被反復引用的話，大意是他不會逃避挑戰，不會讓國家陷入混亂。

　　然而這恰恰就是問題本身。從燃料補貼到地方選舉，他面對每一次警告的反應都是否認嚴重性，把敗選說成艱難但可以克服。這種律師式的辯護本能，試圖用理性話術覆蓋情感現實，讓他與選民之間的距離不斷拉大。當伯納姆最終在以54.8%的得票率贏下梅克菲爾德補選重返議會時，斯塔默的命運已經被宣判。他周五晚間還信誓旦旦地說我不會走，到周一早上就站在唐寧街宣讀辭職聲明。

　　一條橫貫歐洲的斷層線

　　僅僅歸咎于斯塔默個人是不夠的。工黨正被兩股相反方向的力量同時撕扯，而這道裂痕在很大程度上是工黨自己挖出來的。

　　工黨的名字里寫著“Labour”。它脫胎于工會運動，代表碼頭工人和礦工的利益。但從布萊爾時代起，工黨主動選擇了轉型，擁抱全球化和文化進步主義，將自己重塑為以城市中產和大學教育群體為核心的政黨。

　　布萊爾和布朗政府深度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構建，推動倫敦金融城去監管和公共服務外包化。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制造了漂亮的經濟增長數字，長期中卻掏空了工黨自身的階級基礎。北英格蘭的工廠在關門，工黨的精英們在倫敦討論創意產業。

　　這種轉型之所以長期沒有引爆選舉危機，是因為階級身份產生的歷史慣性仍然是英國政治最主要的分裂軸線。只要階級認同還是選民的首要政治身份，工人和大學教授在文化問題上的分歧就會被壓在經濟共識之下。他們可能在移民和國族認同上意見相左，但在富人應該多交稅這件事上站在同一邊。

　　2016年的脫歐公投改變了一切，它像一次強制分類，迫使每個選民在新軸線上亮明位置。擁有大學學歷的選民以68%對32%投票留歐，僅有中學學歷的選民以70%對30%投票脫歐。這不是經濟階級的分野，是文化認同的分野。而工黨的兩半選民恰恰站在這條新斷層線的兩端。

　　此后的每一次選舉都在固化這條斷層。2016年之前，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在1979年以來的每一次大選中都傾向于投工黨。2016年之后這個關系翻轉了，大學畢業生反而成了工黨的核心票倉。到2024年大選，工黨在專業管理階層中得票42%，在體力勞動階層中只有30%。一個名字叫勞動的政黨，在勞動者中的號召力反而更弱。

　　移民議題是這條新軸線上最具爆炸性的引信。對后工業社區的居民來說，大規模移民意味著社區面貌在一代人之間急劇改變，公共服務資源面臨競爭。對城市大學畢業生來說，移民意味著活力和多樣性。兩種體驗都是真實的，但指向完全相反的政策訴求。

　　工黨數十年來的策略就是回避這個矛盾，把注意力引向別處。脫歐公投證明回避失效了。當選民被強迫選邊站時，工黨聯盟的兩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

　　2019年大選是這一裂痕全面暴露的時刻，工黨遭遇自1935年以來最慘的失敗，北英格蘭紅墻選區集體翻盤。斯塔默作為震后修復者上臺，系統性地清除科爾賓路線的影響。

　　但他的2024年勝選不意味著修復成功，它意味著對手出了更大的問題。工黨僅獲得33.7%的選票，以全國三分之一的選票拿到了議會近三分之二的席位。原因很簡單，保守陣營分裂了。改革黨吸走了27%的保守黨2019年選民，右翼選票被一分為二。這在簡單多數制下，等同于保送工黨勝出。

　　換言之，工黨從執政第一天起就坐在虛假的多數之上。只要向右回應工人階層對移民的焦慮，城市選民就會涌向綠黨，2026年倫敦多個自治區被綠黨奪走就是明證。而如果向左鞏固進步主義基本盤，北方腹地就繼續倒向改革黨。以至于《衛報》直接指出，英國現在不是兩黨制，而是五黨制了。

　　伯納姆被視為救星。他來自工黨的軟左翼。他在大曼徹斯特市長任上與工人階層建立了對話，同時不至于讓進步派反感。但個人魅力不能替代結構性答案，他面對的是和斯塔默完全一樣的選民版圖，一條已經炸開的文化斷層線。

　　而且這條斷層線不是英國特產，德國社民黨的命運是最清晰的平行案例。施羅德2003年推出2010議程改革，親手摧毀了社民黨與工會運動之間的紐帶。到2025年聯邦大選，社民黨得票率跌至16.4%，1887年以來的最低點。當然以今年6月的支持率看，它連16%都沒有了，已經和左翼黨一個水平。

　　法國社會黨的崩潰更為徹底。從密特朗1983年的緊縮轉向到奧朗德執政期間與中右翼的政策趨同，社會黨在2017年總統選舉中以6.36%的得票率查無此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第三條道路浪潮，是中左翼政黨集體選擇了與新自由主義秩序和解。它們用文化進步主義填補經濟議程的空白，在性別平等和氣候敘事上尋找新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經濟增長掩蓋再分配萎縮的年代行得通。

　　然而增長停滯之后，中左翼政黨發現自己無法回到凱恩斯主義，因為它們幫助建造的制度框架限制了這種回歸，同時也無法繼續用文化進步主義安撫真切感受到經濟痛苦的選民。

　　傳統產業工人對快速的人口結構變化和多元文化議程有真實的抵觸，這種抵觸不只是經濟焦慮的附帶產物，而是一種獨立的文化立場。他們重視社區的穩定和熟悉感，重視在一個可辨識的文化環境中生活，這些訴求對他們來說和工資同樣重要。

　　把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還原為其實只是對工資停滯不滿，恰恰是中左翼精英數十年來回避問題的方式。而新興服務業中出現的那些咖啡師工會和零工經濟工會，雖然同樣打著勞工權益的旗號，在文化議題上卻與傳統產業工人幾乎對立。當中左翼的話語體系越來越像大學研討會而不像工廠食堂時，選民的出走就不是背叛，而是合乎情理的政治選擇。

　　一套正在自我拆解的秩序

　　中左翼的衰落如果僅僅理解為政黨政治的起落，那就低估了正在發生之事的規模。更尖銳的判斷是，我們目睹的不只是一類政黨的危機，而是戰后自由民主體制的一次底層松動。民粹主義的壯大與其說是對這個體制的威脅，不如說是它自身矛盾的產物。

　　進步左翼黨解釋把一切問題歸結為分配的失敗。這個分析不算錯，但從現實看，它似乎不足以解釋現實的復雜性。從邏輯上來說，如果危機只是關于誰拿到了多少，那么重新談判分配方案就能修復合法性。歐洲中左翼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也不是沒有進行再分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問題是，但這解釋不了為什么今日右翼民粹主義似乎比左翼民粹主義更具動員力，也解釋不了為什么即便在福利體系相對完善的北歐國家，民粹右翼同樣在壯大。

　　更深層的問題不在分配，在意義。戰后秩序之所以能運轉，不只是因為人們在變富，還因為它嵌套在一個尚未被完全溶解的意義網絡之中。民族認同給人提供我是誰的答案，社區歸屬給人提供我屬于哪里的錨點。物質交付是在這個意義網絡內部發生的，脫離了它，單純的經濟增長數字無法獨立支撐政治合法性。

　　而現代性的內在邏輯，個人主義、市場流動性、普世主義，恰恰在系統性地溶解這個網絡。工廠關閉不只是一個經濟事件，它同時摧毀了圍繞工廠組織起來的整個社會生態。全球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只是一個效率問題，它同時改變了社區的人口構成和文化面貌。去工業化的城鎮失去的不只是工作崗位，還有意義本身。

　　這就是為什么分配框架不夠用。后工業社區的不滿不只是我們分到的太少了，更是我們的世界消失了。換言之，你可以給一個前礦工發放更多福利，但你無法用轉移支付重建他曾經認識每一個鄰居的那條街道。民眾需要被回應的不是分配焦慮，而是存在焦慮。

　　理解了這一點，右翼民粹主義為何比左翼民粹主義更先膨脹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問題。如果危機的核心是意義的溶解而非分配的失敗，那么哪一種政治力量更能回應意義問題，哪一種就占據先手。

　　右翼民粹主義的全部話語都圍繞意義展開。民族、文化、“我們”，這些口號的力量不在于它們承諾了什么具體的經濟政策，而在于它們直接觸及了歸屬感和主體性。左翼民粹主義的話語則仍然在分配的軌道上運行。這些方案也許是否正確可以懸置，但它們回應的是另一種焦慮。對一個感到自己的社區面目全非、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被尊重的前產業工人來說，一張更大的福利支票并不能彌補他真正失去的東西。

　　前文分析的教育斷層線在這里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對意義喪失感受最痛切的群體，也就是后工業社區的非大學畢業者，恰好也是文化上最社區主義的群體，他們更傾向于用民族和歸屬感來理解自己的處境。而擁有構建系統性左翼批判所需知識工具的群體，恰好是從進步主義文化秩序中獲益更多的群體。他們體驗到的不是意義的喪失而是意義的充盈。

　　奪回國家這個口號也應該從意義而非制度的角度來理解。民粹主義要奪回的不只是政府機構的控制權，更是定義我們是誰的權力。當進步主義精英告訴人們“身份是流動的、歸屬感是想象的建構”時，民粹主義的回答是“不，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就像特朗普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他的政府。但比這更根本的是，他要的是一種特定的國家敘事。西方左翼民粹主義在這個層面上天然處于劣勢，因為它繼承了太多進步主義的普世主義前提，無法徹底擁抱特殊主義的身份敘事。它的改造方案在選民眼中和現有建制缺乏辨識度。

　　中左翼政黨騰出的空間因此也需要重新定義。那不只是一個政策空間，更是一個意義空間。當中左翼放棄了社區保護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話語，放棄了我們照顧我們自己這種帶有排他性但也帶有歸屬感的語言時，這片意義的真空沒有消失，只是等來了另一個填充者。

　　改革黨橫掃英格蘭北方工業城鎮，德國選擇黨在魯爾區崛起，不是極右翼蠱惑了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在一個意義荒原上找到了唯一愿意和他們說同一種語言的政治力量。

　　右翼民粹當然不必然通向良治。匈牙利歐爾班十六年執政的結局是制度腐敗和經濟停滯，馬扎爾在2026年4月將其擊敗。但這不是進步秩序的復辟。馬扎爾本人就是從青民盟體制內走出來的，他的勝選與其說是對民粹主義的否定，不如說是民粹主義的迭代升級。

　　就像梅洛尼不是對貝盧斯科尼的否定，而是意大利右翼民粹的2.0版本。她保留了身份政治的動員邏輯，治理上更務實，更懂得和布魯塞爾打交道。目前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讓我們看到的是，民粹執政者可能因為無能而被替換，但替換他們的不是進步秩序的回歸，而是更精明的民粹主義。

　　說到底，斯塔默的失敗說到底是一個更大故事的縮影。他試圖用管理主義的精確來回應一個需要重建意義的時代，好像只要把預算表做平，選民就會恢復信任。

　　這種做法根本錯誤不在技術層面，而在于它假設舊秩序仍然具有合法性，只需要更好的執行者。但當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舊秩序溶解了他們賴以棲身的世界時，高效地運行舊秩序不是解決方案，而是對問題的承認。唐寧街10號的講臺在過去十年里見證了太多辭職聲明。它唯一證明的事情是，換一個人站在上面并不能改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