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頂級特工失蹤案：中央高度關注線索僅一件風衣，真相如何？

1948年12月，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門口，一個女人站在寒風里等了很久。里面說，人已經不在這里了。

她接過遞出來的一件灰色大衣，回到住處，拆開領口的縫線，摸出幾頁皺得不成樣子的紙。最后一頁的背面，寫著八個字：勝利在望，死而無怨。

那時離南京解放，還剩不到五個月。

1905年11月8日，盧志英出生在山東昌邑縣望仙埠村。父親盧魁山在村里教書塾，兼做郎中。這個家庭不富裕，但識字。盧志英七歲跟父親讀書，1920年考入昌邑縣乙種蠶桑實業學校，沒讀完就因為家貧輟學。

輟學之后，他沒有回村。1923年，他跟著一個舊軍人去了東北，當兵。這條路不好走，但他走進去了，而且再沒走出來——不是死在那里，是從那里開始，一步一步走進了另一種命運。

1925年，盧志英加入中國共產黨。那一年他二十歲。

入黨之后，他進入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直接受周恩來領導。特科是什么地方？那是黨最隱秘的核心部門，專門負責收集情報、保衛組織、對付叛徒。進去的人，從此沒有真名，沒有真身份，甚至沒有可以對外說的職業。

盧志英就在這里學會了怎么做另一個人。

早年有一段經歷，在黨內檔案里留下了簡短的記錄：他帶著騎兵營在甘肅參與起義，被敵軍追擊，連人帶馬栽進了黃河。戰馬當場死了，他拖著一條傷腿沖出來。這件事后來被好幾個戰友在不同場合提起，細節高度吻合。活下來這件事本身，對他后來做的一切，或許是某種注腳。

在北平工作期間，外界看不出盧志英是黨員，更看不出他是情報員。

他和妻子張育民省吃儉用，兩人每天只靠三個銅板過日子。但另一面，他們為黨籌集的經費超過上萬元。錢從哪來的？靠著他在各種圈子里積累的人脈，一點一點弄出來的。

他被捕過三次。每次出來，繼續干。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很多——一個人三次落入敵手還能活著出來繼續工作，要么運氣極好，要么意志極強，要么兩者兼有。盧志英大概都占了一點。

從1925年到1934年，將近十年的地下工作，把他打磨成了一個能在敵人眼皮底下生存的人。1934年，他接到了一個新任務。

1934年，蔣介石下決心要把中央蘇區的紅軍一次性剿滅。

這年夏天，他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了一份代號"鐵桶計劃"的作戰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調集近百萬兵力，以瑞金為圓心，在半徑三百里范圍內一層層布下封鎖線，部隊每天向前推進幾里，一邊推進一邊修碉堡，把紅軍困死在越來越小的包圍圈里。

這份計劃夠狠。如果它順利執行，紅軍大概率沒有后來的長征，也沒有后來的一切。

莫雄是個復雜的人。他十六歲就跟著孫中山，是國民黨元老，在北伐中驍勇善戰，資歷極深。但北伐結束后，他被蔣介石用一個少將參議的虛銜剝奪了軍權，心里早就積了一口氣。他曾兩次參與反蔣行動，后來通過各種關系與周恩來、李克農建立了聯系。他沒有入黨，但他選了邊。

盧志英早就被派進了莫雄的司令部。

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校主任參謀，實際上他是中共打進這個體系里的核心人物，司令部里從參謀長到重要下級軍官，差不多有幾十人都是從上海來的地下黨員。莫雄知道這件事，默許這件事。

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三人當晚就開始行動。他們先把計劃要點通過電臺發往中央蘇區，但詳細的作戰地圖和通訊密碼簿沒辦法發——內容太多，電臺風險太大。他們連夜用密寫藥水把情報要點縮寫進四本四角號碼字典里，決定由人工送往瑞金。

送情報這件事，落到了項與年身上。他會講客家話，贛南一帶的百姓大多是客家人，便于掩護。但從德安到瑞金，要穿過永修、南昌、豐城、崇仁、樂安、寧都、石城八個市縣，越靠近贛南，封鎖越嚴。項與年急中生智，用石頭砸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弄得滿臉血肉，扮成乞丐，頂著劇痛一路走過了重重關卡。

1934年10月7日，項與年到達瑞金沙洲壩，把字典交到周恩來手里。

中央拿到情報之后，迅速做出決策。紅軍在"鐵桶計劃"的包圍態勢完成之前，從敵人相對薄弱的地方撤出了蘇區，于1934年10月中下旬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蔣介石等來的，是一片空營。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過一句話，被多處回憶材料收錄下來："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這句話里有盧志英。

抗戰全面爆發之后，盧志英又接到了新任務——回上海。

上海是什么地方？1937年之后，那里一半淪陷，一半是"孤島"，日本人的觸角伸到每一條街。在那里從事地下工作，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危險。

但危險的地方，往往也是情報最值錢的地方。

盧志英的公開身份是商人。他在上海的上流社會混得開，西裝革履，隨身帶著一塊美度瑞士名表，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款式，見過世面的人才買得起。他愛好拉二胡，通過別人介紹，認識了日軍駐吳淞的海軍司令保島。兩個人靠著二胡成了"琴友"。

在取得保島信任之后，盧志英在日軍控制區開了"大中華咖啡館"和一家面包廠。咖啡館專門招待日本軍官，面包廠給日本軍艦供貨。情報就夾在這些正常往來里，一批一批送往抗日根據地。

但在家里，這個出入上流社會的人，穿的內衣是用面粉袋手工縫的，午飯經常是面疙瘩和玉米糊，偶爾有幾粒花生米，就算是改善了。

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讓人難以開口細說的事。

一次行動中，盧志英和幾位同志正在屋里開會，敵人突然上門搜查。他和妻子張育民當時帶著一個還在襁褓里的孩子。孩子太小，隨時可能哭鬧。一聲哭，屋里所有人全部暴露。

為了掩護同志撤離，盧志英把孩子掛在了屋外的酸棗樹上。搜查的敵人聽到樹上有動靜，開了槍。孩子再也沒有聲響。

這件事之后，盧志英握著張育民的手，沒說太多。他們繼續工作。

1940年10月，新四軍政委項英親自向盧志英頒發了蘇北抗日游擊聯軍副司令兼參謀長的委任狀。抗戰勝利后，盧志英沒有離開上海，而是接到指令繼續潛伏。

這時候他的身份結構變得極其復雜。

表面上，他的公開職務是國民黨中統滬東區副主任。暗地里，軍統又把他發展成安插在中統內部的情報員。在這兩層身份之下，還有第三重——我黨地下情報網的負責人。

三塊"自己人"的牌子，掛在同一個人身上。中統開會，他在里面；軍統接頭，他出現在現場；轉過身，他把雙方的機密全部送往解放區。

中統和軍統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盧志英順著這個裂縫周旋，把兩邊的內耗往深里推，同時持續向解放區遞送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調動方案這些核心情報。特務機關開始懷疑他的時候，他靠著三重身份的特殊位置，好幾次把調查方向引到別人身上。

這是一場極限博弈。每一天都是在走鋼絲。

但鋼絲終究有斷的一天。

出賣他的人是助手張蓮舫。這人跟了盧志英多年，知道太多。他后來染上酗酒的毛病，出入風月場所，欠下一大筆債之后被中統盯上，隨即叛變。中統從他嘴里拿到了盧志英的活動規律和聯絡方式，布下了抓捕。

1947年3月2日，盧志英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附近被捕。

張蓮舫這一變節，不只是出賣了一個人。這條隱蔽戰線的人員網絡大面積暴露，好幾名同志先后落網。一個叛徒，一次出賣，能扯出多少人，在那個年代，沒有人數得清。

被捕的消息傳到高層，蔣介石親自下令——誘降。

開出的條件是上海市公安局長。盧志英不接。

敵人換了手段。電椅、烙鐵、老虎凳，輪番上。審訊記錄留下的內容顯示：他的腿骨被折斷，小便便血，好幾次昏死過去。每次醒來，什么都沒說。

什么都沒說。

1947年中秋節，特務把盧志英、張育民和年幼的兒子盧大容一起綁上刑床，當著盧志英的面，用電流折磨他的妻兒。這是最毒的一招——肉體的痛，往往不及看著身邊的人受苦。

張育民后來對人提起那個夜晚，翻來覆去只有一句話：他挺過來了，我們也都挺過來了。

1947年10月，盧志英被押往南京，關進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牢房終年不見陽光。

但盧志英在里面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開始教兒子識字、算數。在一個關押政治犯的看守所里，父親教兒子學習。他對盧大容說的話，后來被兒子寫進了書里：將來的世界是孩子們的，不學好本領可不行。

他還在獄中寫詩。字跡壓得很小，藏在牢房角落。一墻之隔，是南京建國法商學院的學生、地下黨員孫稚如。兩人通過牢房墻上一個茶杯口大小的洞口，傳遞書刊和詩稿。孫稚如后來回憶，盧志英總是鼓勵獄中的年輕同志抓緊時間學習，帶著大家一起做操，讀《史記》，學外語。

他把一個牢房，過成了另一種樣子。

1948年11月，中央特別科向南京地下組織發出密電，只有幾個字：不惜一切代價營救王瑞昌。"王瑞昌"是盧志英的化名，張育民接到聯絡之后，地下組織迅速展開行動。統戰人士發起輿論壓力，潛伏在憲兵司令部內部的同志開始想辦法越獄。看守所防衛級別極高，幾輪營救都失敗了。

1948年12月17日，張育民從上海趕到南京，想探監。敵人答應"可以見一面"，但人到了門口，一再被攔。僵持了很久，里面只遞出那件灰色大衣，告訴她人已經不在這里了。

張育民把大衣帶回住處。她翻來覆去地摸，在領子內層摸到了異物。拆開縫線，里面是幾頁紙，皺得幾乎不成形。

詩篇寫在前面幾頁。最后一頁的背面，是那八個字：勝利在望，死而無怨。

這個時候離南京解放，還剩不到五個月。十天之后的1948年12月27日深夜，南京憲兵司令部特務任宗炳接到命令，帶著另外八名特務分成三組出動。目標是三個人：盧志英、陳子濤、駱何民。

他們先被掐喉、迷暈，抬上卡車，拉到了雨花臺。下車后，特務把三人分別封進三具薄皮木箱，推進早就挖好的土坑，填土掩埋。

填土之前，沒有人驗過他們還有沒有氣。

南京解放之后，解放軍搜遍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的每一間牢房，翻遍每一份檔案，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中央高層持續追查，那件縫著訣別語的風衣，是唯一的線索。

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捕獲了任宗炳。經過反復審訊，任宗炳供出了那一夜的全部情況，也交代了埋尸的位置。

1951年6月11日，張育民帶著兒子盧大容來到雨花臺。

當地政府和老百姓陪在現場，鐵鍬挖開泥土，三具薄棺一個接一個出土。棺蓋打開的時候，在場的人都看見了同一件事——棺蓋內壁上，全是深深的抓痕。

那是手指來回摳挖木板留下的痕跡，印進了木頭里。

棺內的遺骨散亂，清清楚楚顯示出一個人在密封空間里蘇醒之后奮力掙扎、最終窒息死去的整個過程。

他們是被活埋的。技術人員通過牙齒特征做比對，確認其中一具遺骸是盧志英。

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60號烈士證書，追認盧志英為革命烈士。墓前，人們種下了他生前最喜歡的貼梗海棠。

盧大容后來考入大學，學了核物理，成為新中國核材料領域的專家。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我和爸爸坐牢的日子》。書里記錄了父親在獄中教他識字時說的話，也記錄了那句從未當面說出的話——黎明前總是黑暗的嗎？黑暗過去，就是光明。

這句話寫在領口縫線里的那幾頁紙上的時候，離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還剩不到四個月。

孫稚如在南京解放后回到城里，把從牢房里偷帶出來的詩稿寄還給了盧志英的家屬。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每到清明，她都會和盧大容一起去雨花臺祭掃。

那些詩稿，至今還陳列在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里。一個人用二十二年的隱蔽，換來了他從未親眼見到的勝利。

但他知道它會來。

這一點，寫在那八個字里，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