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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特奧·喬萬尼尼
(Matteo Giovannini)
中國工商銀行高級財務經理、全球化智庫非常駐研究員、香港大學“亞洲環球學人”計劃研究員
北京已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外交中心之一。跨越地緣政治分歧的各國日益依靠與中國的接觸,來推進自身經濟、政治和安全目標。其影響力源于中國在全球貿易、金融、科技和外交領域的核心地位,它讓北京成為多極化時代談判、協調和戰略互動的關鍵樞紐。
在冷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外交的地理格局似乎相對固定。華盛頓被廣泛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心,布魯塞爾主導監管標準制定,而各大多邊機構則是國際交往的主要平臺。然而今天,外交版圖正經歷深刻變革。隨著國際體系向更加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北京正日益崛起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外交中心之一。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近期相繼訪華,就有力印證了這一轉變。這些會晤不僅是中美、中俄之間的雙邊接觸,而是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現實:無論是伙伴、競爭對手還是戰略對手,來自不同地緣政治陣營的領導人日益認為,與中國接觸是必不可少的。
這一趨勢意義重大,因為它代表了傳統大國外交模式的轉變。冷戰時期,外交影響力主要是圍繞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構建。各國通常依附其中一方,外交接觸也大體按陣營來劃分。相比之下,當今世界的特點是競爭、合作與相互依存并存。戰略競爭依然激烈,但它不再排斥接觸,在許多情況下接觸反而更有必要。
所以,北京外交中心地位提升不僅是由于中國崛起,也是國際關系性質變化的結果。各國日漸明白,若不與中國接觸,它們許多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安全目標就無法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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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出席工作午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角色與其他大國此前享有的外交中心地位不同。華盛頓在戰后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主要是建立在聯盟網絡、安全保障以及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機構之上。北京外交重要性的基礎則有所不同。各國與中國接觸,并非是要加入由中國主導的陣營,而是因為中國在貿易、金融、制造、技術和外交等多個相互交織的網絡中占據了核心地位。
由此,在當代國際體系中,北京日益兼具三個獨特功能:談判平臺、地緣政治對沖工具和戰略交匯點。
首先,北京已成為日益重要的談判與外交接觸平臺。最顯著的例子之一,是中國在2023年推動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系。盡管該協議的長期影響仍在演變,但這一事件說明,中國有能力召集并對接長期敵對的各方。
此舉之所以意義非凡,不僅在于協議本身,更在于雙方都視北京為可靠的對話場所。這說明,在地緣政治碎片化格局中,中國有能力與各方保持富有成效的聯系。與經常受制于聯盟架構的傳統冷戰式外交不同,北京不斷擴展的關系網絡,為跨越不同政治與戰略分歧的對話創造了可能。
其次,對尋求更大戰略靈活性的國家來說,中國越來越具備地緣政治對沖工具的作用。新興多極化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許多國家不愿將所有戰略賭注押在單一大國身上。它們不再選邊站隊,而是追求多元化外交和經濟關系,以此讓自身的回旋余地最大化。
這一趨勢在東南亞、中東以及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尤為明顯。東盟國家在加強與美國安全關系的同時,繼續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系。海灣國家在維持與華盛頓長期伙伴關系的同時,也在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歐洲國家則在推行經濟去風險政策的同時,繼續在貿易、氣候變化和投資領域與中國接觸。
可以說,與中國接觸已成為國家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保持建設性關系,讓各國能夠實現經濟機遇多元化、降低地緣政治沖擊帶來的風險,并在日益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保持戰略自主。
第三,北京正成為匯聚多種國際政治力量的戰略交匯點。這或許是其日益增長的外交重要性中最獨特的一面。
看看那些到訪北京的各國領導人。特朗普訪華,表明華盛頓承認,不與北京直接接觸,就無法有效管理對華戰略競爭。普京的訪問,凸顯中國作為俄羅斯戰略與經濟伙伴的重要性。盡管在貿易、產業政策和地緣政治領域存在分歧,歐洲領導人仍繼續尋求與中方對話。那些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則日益把中國視為投資、基建融資、技術合作和市場準入的來源。
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領導人追求的目標截然不同。有些人旨在穩定雙邊關系,另一些人希望吸引投資、擴大貿易或就全球性挑戰進行協調,還有一些人試圖緩解緊張局勢或更好地把握地緣政治動態。盡管動機各異,但他們越來越多地匯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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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晚,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北京。(圖源:新華社)
這種匯聚有助于解釋,為何北京的外交角色具有歷史獨特性。在以往,大國首都之所以成為權力中心,是因為它們領導著聯盟體系或意識形態集團。北京影響力的來源則不同,它來自于中國同時與多個、有時甚至是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網絡保持的關聯。
這一轉變的意義超越了中國自身,反映了國際體系結構的深層變化。多極化不僅意味著新興大國的崛起,還關乎新型外交樞紐的出現——這些樞紐能連接不同的地區、利益和政體。隨著全球挑戰的關聯性不斷增加,各國愈發需要一個即便存在分歧也能持續對話的平臺。
在國際政治日益碎片化的當下,這一點尤為重要。地緣政治競爭、技術競賽、經濟安全關切和地區沖突加劇了全球環境的復雜性,然而,這些挑戰也強化了外交接觸的必要性。各國或許在某個領域激烈競爭,但它們仍然需要溝通、協調和危機管理機制。
承認北京的外交作用不斷擴大,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或者已經成為全球影響力的唯一中心。當代國際體系仍以多個權力中心為特征,華盛頓繼續擁有巨大的軍事、金融和技術影響力,歐洲仍是主要的經濟和監管力量,區域組織和國際機構仍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北京的獨特之處,在于它越來越有能力同時對接不同領域的各方。在僵化的陣營格局逐漸淡化、利益交織與戰略依存不斷增加的時代,這種能力是一種極具價值的影響力。
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選擇與中國接觸,正是這一現實的體現。他們的訪問不僅是對中國國力的認可,更是承認要解決當今諸多重要國際問題——從經濟穩定、供應鏈韌性,到地緣政治風險管控和沖突調解——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
世界正向一個聯系更緊密、競爭更激烈的多極化秩序過渡,能彌合分歧的外交樞紐將變得愈發重要。北京作為重要外交中心的崛起,不僅反映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折射出全球政治本身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21世紀,衡量影響力的標準不僅取決于實力大小,更在于能否保持對話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按照這一標準,北京已成為多極化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外交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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