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靠譜嗎？怎樣防“老賴”？民國銀行靠“跑街”打探人品

文│劉平

舊時上海街景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的福利及其他參與競爭的能力，取決于一個普通的文化特性，即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他甚至認為，“信用是整個社會的最大資本”。中國戰國時期的墨翟說：“言不信者行不果”。更何況以實待人，“非唯益人，益已尤大”。無法否認的是，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征信制度作為不可或缺的內容，事實上也在近代上海金融發展史上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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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街與調查

滬北錢業會館

社會學家鄭也夫認為，“農村是熟人的社會，農村人生活在熟人之中;城市是陌生人構成的社會，城市人生活在陌生與匿名中，這不是成員個體的性格問題，而是城市規模所使然，城市規模之必然。近代上海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人際交往關系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契約、合同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信用習慣。而這也成為上海金融業難以回避的現實。

1930年代之前，錢莊業在上海稱雄近百年，其對于信用風險的控制即有其獨到之處。美國人霍塞在《出賣上海灘》一書中說：“他們的營業是以主顧的個人信用為基礎，他們自有一種調查信用的特別方法，他們彌補了黃浦灘和四萬萬中國人之間的空缺”。他所指的就是錢莊跑街。在上海錢莊的“八把頭”中，“跑街”占了重要一席，其助手稱“跟跑”。這一職位“專在外面招攬生意，接洽存款放款，為錢莊與顧客借貸往來中間人”；此外，就是兼任信用調查，“如探詢顧客的身家是否可靠，營業是否發達，財產是否殷實”。近代上海商業分為多個幫口，如華紗、雜糧、綢緞、煙紙、鐘表、五金等，內容龐雜，每一個錢莊跑街如果能夠熟悉一幫的商情已經算相當不錯。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員工辦公場景

近代中國新式銀行設立之初，也曾參照錢莊的辦法設立跑街一職。隨著銀行經營規模逐漸擴大，設立專業的銀行調查部門成為一種必然選擇。1919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率先設立了銀行調查部：“調查各商號內容，分類詳錄，以期或效于將來?！苯煌ㄣy行也于1919年在總管理處下設調查課，分設專務調查員、常務調查員、囑托調查員三種。中國銀行則于1928年設立調查部，分調查課與統計課。

銀行調查部主要依靠調查員的實地調查，其工作方式與錢莊跑街相比，并沒有本質差異。這種信用調查范圍不廣，目的狹隘，無法擔負起金融業與工商業之間的溝通，民族工商業不能賴其發展。此外，一般銀行調查部不接受社會上其他機構或個人的委托，銀行調查部的工作仍然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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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所活動

中國征信所營業章程、 申報上中國征信所宣言和開幕公告

根據北京政府財政部1915年頒布的《銀行公會章程》，設立征信所成為銀行同業公會的職責之一。1918年至1919年間，《銀行周報》總編輯徐滄水曾有創辦征信所之議。1921年和1924年，上海銀行公會先后兩次提出設立上海征信所，并在全國同行間獲得共識，但限于多種原因失之交臂。這一愿望最終得以由民間組織中國興信社完成。

1931年6月，上海銀行界人士中國銀行張禹九、祝仰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資耀華，新華信托銀行孫瑞璜，浙江興業銀行方培壽、浙江實業銀行章乃器等，籌劃成立“中國興信社”作為合作信用調查機關，以改進中國信用制度為宗旨。該社實行會員制，由參加的各家銀行出資設立，派出代表共同組織。中國興信社在其章程中即明確規定，適時成立征信所。

1932年6月6日，中國征信所在上海圓明園路1號正式開業，成為“中國興信社的事業的一種，是一個對于信用調查工作的公開服務機關?！闭履似鞒蔀橹袊餍潘谝蝗味麻L。先后擔任中國征信所經理者有潘仰堯、金慕堯、祝仰辰等人。開辦之初，還聘請了一些大學教授、會計師、統計專家等擔任顧問，如劉大均、李權時、徐永祚、潘序倫等。中國征信所仍為會員制，會員分為甲、乙、丙三種，每年分別繳納會費300元、200元、100元，調查報告書另外收取不等費用。中國興信社也給予了一些經費補助。

中國征信所單據

中國征信所的主要業務是“調查信義，傳布商情”，此外還包括“編刊征信工商行名錄，發行所報及其他經濟刊物”。如銀行放款時要了解客戶信用，或制造商放賬款時要確定主顧信用，均可委托征信所調查;有客戶提供某種商品作為抵押，請求銀行放款，銀行在對商品估價時，可請征信所提供該商品的市面詳細調查報告：至于其他經營任何工商業者，因需了解市場供求狀況，以確定生產或販賣方針，相關調查工作也可委托征信所完成。

1934 年，中國征信所遷入圓明園路 133 號底層大廳，業務繁盛時期，員工多達百人。 1934 年 4 月，中國征信所會員總數為 97 家； 而截至 1936 年 8 月，會員總數已達 147 家，發出調查報告書近 4 萬件 1936 年，每天接受調查案件平均在二三十份。至抗戰爆發時，已擁有公司行號調查檔案 3 萬戶，工商界個人調查檔案 1 萬多戶，以及一大批經濟資料。此外，中國征信所還先后在天津、漢口、重慶等地設立了分所，并與美國紐約鄧白氏征信所、英國倫敦征信所等建立了業務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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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齊參與

位于上海銀行公會大樓的中國征信所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征信所信用調查業務減少，其主要精力轉為編輯出版物，發行《征信日報》成為中國征信所全部工作的重心，《征信日報》的報費及廣告費也幾乎成為中國征信所的全部經常性開支來源。而聯合征信所的設立及遷址上海，則使中國征信所的生存空間進一步受擠壓。

1944年10月，作為戰時全國經濟金融決策機構的四聯總處(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的簡稱)，為及時掌握市場動態，調控信貸規模，決定在重慶設立聯合征信所，并附屬于同時成立的聯合票據交換所?？箲饎倮?，聯合征信所于1945年11月遷滬辦公，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活動，在上海工商界的影響日益擴大。至1948年11月底，近三年共調查案件1萬余件。

聯合征信所在物資經費等方面得到了四聯總處及各大國家銀行的支持，并壟斷了不少政府委托項目，如復工貸款、生產事業臨時貸款等。聯合征信所的官方背景，還使其在獲取政府資源方面具備獨特優勢，如調查1948年1月至4月上海工商業倒閉工商戶的情況涉及近40個行業，即是依靠四聯總處的“介紹”，要求上海市社會局提供相關統計資料，大大節省了調查成本。

聯合征信所的出版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征信所的事業初步發展之時，一些社會人士也開始籌設征信所。1937年5月，上海商人張國權設立了上海工商征信所，其業務范圍包括調查工商出品及原料產地、編印分類工商出品指南、發行工商半月刊等。而許晚成的許氏工商服務所，則是以出版發行各種行名錄等征信出版物為主，先后出版《全國金融市場調查錄》《上海暨全國工商行名錄》等。從1932年6月上海成立中國征信所，到1945年6月聯合征信所遷址上海，加上一些個人設立的征信調查機構，各自不同的背景實際代表了近代中國信用調查體系的三個不同層面。誠如孫建國先生《信用的嬗變：上海中國征信所研究》一書認為，從層次結構性特征來說，上海已成為中國近代征信事業的中心。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