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atson：“他從不把身體上的勤奮，和思考上的勤奮混為一談” | 瀚海之因

James Dewey Watson，1928.4.6 - 2025.11.6；1958年，因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Watson一生早早成名，但也爭議無數、毀譽參半；對他最公平和準確的描寫，我認為出自1979年出版的現代科學史巨著《創世紀的第八天》；這部1950年代的頂尖科學家群像，如一部科學版的《紅樓夢》，而全書開篇，就是Watson的側寫。

《創世紀第八天》在今天尤其值得一讀，因為這種敘事照見了當今最重要的盲區：時代的進步，市場、資本驅動下往往超越個人意志的漸進改良、微創新固然重要，但真正的飛躍，始終是少數天才的個性、靈感凝結所致。科學飛躍是人類的精神極限冒險，描寫其間的人性非常困難，Watson的一生中，也始終在嘗試講述，未必成功、未必公平，但從未放棄。

昔人已乘黃鶴去，存于世間的，希望正是這種“ 思考上的勤奮 ”吧。

創世紀的第八天

（首章節選）

1968年5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三下午，我和Max Perutz正乘坐著那種倫敦特有的寬敞出租車，穿行于市區，前往利物浦街車站，準備搭乘去劍橋的火車。就在這趟旅途中，Perutz談起科學家們從事研究的方式，并對James Watson送上了我所聽過的科學家對同行最精準、也最慷慨的一句評價。

當天午餐時，Perutz談起了他所專注的研究領域——分子生物學，尤其是血紅蛋白分子。他講解得清晰透徹，始終聚焦于科學本身，而回避談及科學家個人。他說他不愿涉及人物評判。

原因之一是，那時Watson剛剛出版了自己關于DNA發現過程的回憶錄《雙螺旋》，這本書一經問世就大大暢銷，書中充斥著對人物性格和個人糾葛的描寫，到了讓許多與Watson十六年前在英國共事的科學家們極為憤怒的地步，覺得自己的隱私不僅被侵犯，甚至被用以牟利。

我聽說，Francis Crick就是其中之一。Crick是Watson在破解DNA結構過程中最親密的合作者與導師。而Watson的回憶錄，則以一句令人絕對難忘的話開篇：“我從沒見Francis Crick謙虛過。”然而，科學家們都深知（正如Watson為自己辯護時所說），個性在他們的研究風格中始終不可或缺，是其成果中的一種強大而往往未被正視的因素。事實上，沒有哪種藝術或大眾娛樂形式像科學那樣，如此深深地植根于其領導者的個人才華、偏好和習慣之中。

Perutz本人，雖然在外界幾乎默默無聞，卻正代表著科學界的某種個性之一：他身形瘦弱，如今年逾花甲，溫文爾雅，靦腆的棕色眼睛，學識淵博；嚴謹、常常顯得憂慮、時而心不在焉；但溫和外表的背后，卻是堅韌如鋼的意志——他不僅以登攀家鄉奧地利阿爾卑斯山為樂，更在科學的“峭壁”前苦苦鉆研，愿意花四十年時間去直面一道幾乎不可逾越的難題：解析血紅蛋白分子的三維原子結構——整整一萬個原子。僅僅是找到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他就花了十五年，而這一發現本身，就讓他順帶分享了諾貝爾獎。

Watson則截然不同：他缺乏耐心，猜忌多疑，從不知足，常常出爾反爾，也常常有始無終。五十歲的他，面容只比1953年的劍橋老照片稍微豐滿，冰藍色的眼睛突出，甚至有些狂野，嘴唇輪廓分明，總帶著神經質、心不在焉的微笑。在成名之前，他主要研究細菌和捕食它們的病毒——這個領域的實驗往往只需要幾個小時、頂多幾天。他從沒在一個問題上花超過兩年的時間。

他最近關注的問題，是動物細胞的遺傳、增殖、細胞膜，以及那些能把細胞轉化為腫瘤的病毒。Watson認為，研究腫瘤病毒的作用機制，也許能幫助我們從根本上理解癌癥如何發生。不過，他只會說這些問題“非常非常棘手”，而且現在他主要負責行政管理，同時還在寫教材。

有九年時間，Watson同時管理著兩個大型實驗室——工作日待在哈佛，周末和整個夏天則在長島冷泉港。1977年，他離開哈佛，專職負責冷泉港的工作。然而，回想起和Francis Crick一起合作的日子，Watson曾說過一句話：“想做出點真正重要的事，最好是讓自己非充分就業。”兩個實驗室，會讓他足夠“非充分就業”嗎？他脫口而出：“不。”停頓了一下，又補充：“可我們破解DNA結構的時候，我的確是非常地非充分就業。”

正是如此。

很大程度上，正是Watson年輕時在劍橋寫給芝加哥母親、以及帕薩迪納的Max Delbrück等科學家的那些信——字里行間帶著赤裸的少年漫不經心、不以為意的調侃——后來，他又在《雙螺旋》中重現了這種語氣和文風。這恰恰讓普通讀者覺得新鮮有趣，卻也最讓他昔日的同行們感到惱火。

然而，Perutz卻看穿了這點，并在那個五月下午去火車站的出租車上為他辯護。兩人算是同輩。Perutz曾是沃森在劍橋的直接上級。回憶起和Perutz的第一次見面，Watson只記得對方告訴他，不需要成為數學家，也可以做分子結構的X射線研究。11年后，他們一起站在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上領取了諾貝爾獎——Perutz和John Kendrew，Watson和Francis Crick及Maurice Wilkins。在那張國王Gustaf VI Adolf與Francis Crick握手的照片里，Watson高高地站在后排，專注而憔悴；而Perutz則握著手，露出既靦腆又自豪的微笑，像是由衷高興于這場隆重的社交場合進展順利。

（臺灣版《創世紀第八天》配圖）

現在，當我們的出租車駛過海軍拱門時，Perutz說：“很多人嘲諷Jim的書，說他在劍橋不過是打網球、追女孩。但其實這里有個嚴肅的意義。有時候我真的很羨慕Jim。我自己的課題，需要數以千計的小時去實驗、測量、計算。我常常覺得，肯定有某種能夠直達本質的辦法，只要我能發現，就能優雅簡潔地一舉解決問題。可惜我一直沒有找到。而Jim的問題，恰恰存在優雅的答案，這正是我佩服的地方。他之所以能找到，是因為他從不把身體上的勤奮和思考上的勤奮混為一談，從不讓苦干取代深思。所以他當然有時間去打網球、追女孩。”

本文2025年11月8日發表于微信公眾號 瀚海之因 （ ），風云之聲獲授權轉載。

■ 譯者簡介

田江雪

原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副總裁，新基石科學基金會創始成員，瀚海之因科學慈善智庫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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