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次拍賣：阿英舊藏文獻里的二十世紀中國文脈

“文心所寄，故紙千秋：阿英先生舊藏文獻典籍”學術研討會成果綜述

一批大家收藏出現，往往不是簡單的“物”的流轉。

它更像一次歷史的重啟：被翻開的書頁、夾在冊中的題跋、往來多年的書信、曾經被記錄又一度沉潛的聲音，忽然聚攏在一起，讓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重新變得清晰。

2026年6月5日，北京榮寶2026春季拍賣“文心往來——阿英先生舊藏文獻典籍”專題展覽期間，“文心所寄，故紙千秋：阿英先生舊藏文獻典籍”學術研討會在榮寶齋美術館舉行。

學術研討現場 嘉賓合影

程乙本《紅樓夢》

程乙本《紅樓夢》

研討會邀請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翁連溪，曹雪芹紀念館研究員、北京曹學會副會長樊志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王秀濤，資深出版人、原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等多位專家，從古籍版本、紅學文獻、現當代文學史料、出版與文壇交往等角度，對阿英舊藏及相關文獻的價值作出系統闡釋。

這場討論所指向的，遠不止一批藏品的市場價值。

它真正呈現的，是阿英作為作家、學者、收藏家、史料整理者的多重身份；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如何在時代風雨中保存文獻、延續文脈、建構文學史的一段縮影。

一、為什么是阿英？

談阿英舊藏，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阿英的收藏為什么重要？

在近現代藏書史上，阿英常與鄭振鐸并稱。二人皆非一般意義上的藏書家，他們的收藏不是書齋清玩，而帶有鮮明的時代使命。

翁連溪

翁連溪指出，民國以來，鄭振鐸、阿英等人都曾在戰亂與流散中搶救文獻。尤其在抗戰時期，大量古籍、版畫、舊刊、小說、戲曲文獻流入市場，海外買家與日本文化商人競相搜求。此時的收藏，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場與流失賽跑的文化保衛。

李昕

李昕也特別談到，鄭振鐸與阿英在抗戰時期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買書”，而是在時代動蕩中為中國保存文化根脈。他們從市場上搶救回來的許多文獻，如果當時無人重視，很可能早已散佚。

與鄭振鐸更偏重古籍善本、古版畫的廣博收藏不同，阿英的收藏更具鮮明的專業方向：晚清文學、俗文學、小說、戲曲、版畫、年畫、民俗文獻、新文學資料、文人書信等，構成了一個圍繞“人民生活”“文學現場”“社會史料”展開的文獻系統。

這正是阿英收藏的獨特之處。

他不是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為了研究而收藏，為了存史而收藏。

二、從民俗、版畫到小說：阿英藏書中的“人民史觀”

阿英早年參與左翼文學運動，他的學術視野與收藏趣味，也深受這一精神背景影響。

樊志斌在研討中指出，阿英對小說、戲曲、年畫、民俗文獻的重視，并非偶然。這背后有一種鮮明的“人民史觀”：他關心的不只是帝王將相、文人雅集，也關心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娛樂、如何閱讀、如何理解文學。

這使他特別關注當時不被主流收藏界充分重視的材料。

今天看來，小說、戲曲、年畫、唱本、報刊、民間版畫等都是研究社會文化史、文學傳播史的重要資料。但在當年，它們往往被視為“俗物”，不如宋元舊槧、明清精刻那樣容易進入傳統藏書家的視野。

阿英恰恰在這些“邊緣材料”中，看見了一個時代最生動的文化肌理。

翁連溪談到，阿英舊藏中有不少與版畫、民俗、竹枝詞、戰爭圖像、年畫相關的珍貴文獻。其中某些材料不僅稀見，而且可能為版畫史、繪畫史、出版史、文學史提供新的線索。

這也說明，阿英舊藏的價值，不只在于單件文獻的珍罕，更在于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資料網絡。

三、紅學文獻：從《紅樓夢》程乙本到曹雪芹紀念展

本次阿英舊藏中，最受關注的重點之一，是紅學文獻。

其中半部程乙本《紅樓夢》的出現，尤為引人注目。

翁連溪在研討中表示，在此次展覽中，他認為價值最高者之一便是這半部程乙本《紅樓夢》。程甲本、程乙本是《紅樓夢》傳播史上極為關鍵的版本系統。此前《紅樓夢》長期以抄本流傳，抄一部便可能產生一部差異。程甲本的刊印，標志著《紅樓夢》第一次以印刷出版的形式大規模傳播；而程乙本則是在程甲本基礎上重新整理、修訂后再次排印。

由于活字印刷排版成本高、印量有限，程甲、程乙本存世均極罕。此次出現的程乙本雖為半部，卻品相佳、字口清晰、開本闊大，且曾參與相關展覽，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文獻價值與流傳價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版本并非孤立存在。圍繞它展開的，是阿英長期以來對紅學資料的關注與整理。

樊志斌

樊志斌指出，阿英在紅學方面的意義，不僅在于收藏了哪些珍貴版本，更在于他開辟了若干研究路徑。例如《紅樓夢戲曲集》《紅樓夢版畫》等工作，都為后來的紅樓夢戲曲、版畫、繪畫、民俗傳播研究提供了基礎。

阿英關注的，不只是《紅樓夢》的文本本身，也包括它如何被演出、被圖像化、被民間接受，如何進入大眾文化與生活世界。

研討中還特別提到1963年故宮文華殿“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阿英曾作為該展覽的重要負責人，組織協調文獻、文物與學術資源。次年相關展覽又赴日本展出，成為紅學對外傳播的重要事件。

這段經歷提示我們：阿英不只是紅學資料的收藏者，也是紅學公共傳播的重要推動者。

如果說程乙本《紅樓夢》代表的是版本史的高度，那么阿英參與組織曹雪芹紀念展，則呈現了紅學從書齋研究走向公共文化現場的歷史過程。

四、阿英的史料意識：為新文學保存“另一部歷史”

阿英舊藏中，另一個極具學術價值的部分，是現當代文學文獻。

王秀濤在研討中指出，阿英與吳泰昌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參與者、見證者，也是具有強烈存史意識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們保存下來的日記、書信、手稿、簽名本、題跋本，對于今天研究現當代文學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阿英尤其重視日記與書信的史料功能。他認為，要真正理解一個作家，不能只讀其公開發表的作品，還要讀他的日記、書信，從中進入其生活現場、交友網絡與思想脈絡。

這種觀念在今天看來并不陌生，但在當時卻具有開創意義。

王秀濤

王秀濤特別強調，阿英不僅收藏史料，更以史料建構文學史。他編纂《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等工作，都是以材料整理的方式，為新文學史建立基礎。

與宏大敘述不同，阿英常常通過被忽略的文獻、細節和邊緣材料，構建一部充滿現場感的文學史。

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方法：文學史不只是名著與名家的排列，也包括報刊、書信、版本、出版記錄、社團資料、友朋往來、讀者接受等無數細部。

正是這些細部，讓文學史真正有血有肉。

此次舊藏中出現的諸多未刊書信、手稿、簽名本，乃至林紓未刊稿本等材料，都有可能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第一手證據。

五、吳泰昌：文壇交往中的“存史者”

本次專題不僅關乎阿英，也涉及吳泰昌舊藏。

吳泰昌曾是阿英的女婿，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學評論家、編輯家、散文家和文壇親歷者。他長期任職《文藝報》，與巴金、冰心、葉圣陶、錢鐘書、朱光潛、曹禺等眾多文學大家保持密切交往。

李昕在研討中以親歷者身份，回憶了與吳泰昌四十余年的交往。他說，吳泰昌真正珍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從遠處研究這些文學大家，而是在長期工作和交往中，記錄下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言談、性情與精神狀態。

他有“三個法寶”：日記本、筆記本、照相機。

日記本記錄交往細節，筆記本記錄作家隨口說出的珍貴話語，照相機保存現場影像。正因如此，吳泰昌后來寫作“親歷大家”系列，如《我親歷的巴金往事》《我認識的錢鍾書》《我知道的冰心》《我了解的葉圣陶》《我知道的朱光潛》等，才具備不同于一般研究著作的史料價值。

這些作品不是簡單回憶，而是帶有第一手文獻屬性的文學史記錄。

此次整理中，還發現吳泰昌保存的巴金、沈從文等人的錄音磁帶。主持人談到，當再次聽到幾十年前巴金、沈從文的聲音時，仿佛穿越時空，文學大家就坐在身邊。

聲音、照片、書信、簽名本、題跋本——這些材料共同構成了文學史的另一種現場。

它們讓“文學大家”不再只是教科書中的名字，而重新成為有聲音、有性情、有溫度的人。

六、一批舊藏的再出現，意味著什么？

從研討會的討論可以看出，阿英舊藏的價值至少體現在四個層面。

第一，是版本與文獻價值。

程乙本《紅樓夢》、稀見小說戲曲文獻、版畫年畫資料、未刊手稿、名家書信、簽名本等，都具有明確的版本學、文獻學意義。

第二，是學術研究價值。

這些材料可以補充紅學史、晚清文學史、俗文學史、版畫史、新文學史、出版史、文壇交往史等多個領域的研究空白。

第三，是文化傳播價值。

阿英舊藏并不只是給少數專家研究的材料。它們背后有非常動人的故事：戰亂中搶救文獻，清貧中買書藏書，文人之間通信往還，老一輩學者為后人保存資料。這些故事本身就具備打動公眾的力量。

第四，是精神價值。

阿英與吳泰昌共同體現了一種難得的文化品格：他們都相信，個人的收藏最終不應止于個人，而應成為后來者理解歷史、進入文學、認識時代的入口。

所以，這批舊藏的重新出現，不是一次簡單的聚散。

它讓我們看到，文獻有自己的生命。它們可能一度沉寂，也可能分散流轉，但只要重新被看見、被整理、被研究，就會再次進入公共文化記憶。

結語：文心所記，故事千秋

“文心所寄，故紙千秋”這一題目，恰好概括了此次研討會的核心意義。

所謂“文心”，是阿英、吳泰昌這一代知識人對文學、歷史和文獻的敬畏；所謂“故紙”，則是舊書、書信、手稿、題跋背后那些不應被遺忘的人與事。

今天我們重新面對阿英舊藏，并不是懷舊式地回望過去，而是在重新確認：一部真正的文學史，既寫在經典作品里，也藏在書頁邊角、來往信札、展覽目錄、舊刊殘冊與一代代人的保存之心中。

舊藏重現，文脈再續。

這也正是此次學術研討會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