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源彝器丨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下）

編者按

李峪銅器于1923年出土以來，先由法商王涅克購了一部分運往巴黎展覽，轟傳于歐洲，再因一部分留在國內數度買賣，掀起保護渾源彝器之風波，至“盧溝橋事變”發生才漸漸平息。上世紀三十年代，關于李峪器的學術性文章，用力最深者，國外當推日本梅原末治的《戰國式銅器之研究》（1936），國內當推商承祚的《渾源彝器圖》（1936），以致中國學者論李峪銅器所引述的資料多為商氏，世界學者則多參考梅原氏，并無何人提及高去尋。實際上，高氏于1935年撰寫的北京大學畢業論文《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較商氏、梅原氏遠為精詳，僅因未公開發表而不為人知也。

高氏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畢生供職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著名學者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的高足與同仁，1948年冬隨史語所遷臺，1991年謝世。他在撰寫此文時，共參考過中外41位作者的64篇學術論文，以敏銳及遼闊的治學眼光，將李峪銅器從多個方面抽絲剝繭，判斷其既非秦始皇祭祀山川的秦器，又非趙武靈王的遺物，應是趙國貴族墓葬的隨葬品。經過分析，他認為李峪墓葬與出土器物屬于春秋末年以來興起之新型，應是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間的遺物。同時指出，部分李峪銅器的動物紋、繩紋受到歐亞草原帶外來民族之“斯克泰·西伯利亞”文化的影響。

今天看來，此文仍不失為研究李峪銅器的巔峰之作。

高去尋（1910—1991），河北安新人，字曉梅，中央研究院院士。1935年北京大學史學畢業，曾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教授、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史語所所長（1978年8月至1981年7月）等職。參加過四次大規模的殷墟考古發掘，并將梁思永有關殷墟侯家莊發掘未完稿輯補成系列專書，在中外考古學界具有較高聲譽。

七、年代之比定

中國古代銅器中所謂殷周器者不論如瑞典學者更分為殷式（Yin Style）、殷周式（Yin-Chou Style）、中周式（Middle Chou Style）[1]，大都器形嚴肅莊重，文飾奇古。至如所謂漢器者則器形已有演變，質地較薄，帶輕快意味，又大都無文飾，其具文飾者亦皆流麗化與前者完全異趣。又殷周器之造成，形制與文飾多為緊密之結合，互相牽制，配布齊整；漢器之造成，其具文飾者文飾不受器形之限制，多自由配布，且刻線流麗柔媚，不若殷周器運線之雄勁有力。而李峪出土之銅器，其形制則多與殷周器者有別，而近于漢器，但與漢器對照，則又多具古調，且鼎盤足上之肉刻獸面紋亦為漢器上所不常見。其文飾則多用平面之表出法，少殷周器上浮彫或肉刻之風，且多依一單位圖反復相連配布器上，不若殷周器者受器形之限制，但與漢器對照則尚未達完全解放之勢，其主要文飾之母題又非為確定屬漢器者所有。故梅原末治于數年前即謂所謂“秦器”者乃處于殷周器漢器之中間型，為戰國晩期之物；“秦器”二字可視為劃分時代之名辭，此一時代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紀之新鄭遺物，而迄戰國之未，此長期間之銅器皆發展于一新型之下[2]。

余于梅原末治所劃分此一新型之時代認為大體無誤，惟于其論李峪銅器乃戰國晩期之物，尚難同意。

自民國十二年渾源李峪村、新鄭李氏園發見銅器群后，于十八年洛陽太倉，二十二年壽縣朱家集更有極多銅器之出土。此等銅器據余所知者大多數皆屬于此一新型之物。雖其有國別之不同，但以彼時之交通已臻相當發達，究竟其地域上之文化色彩影響此等器物之制造至如何程度，尚難言也。譬如壽縣朱家集所出之楚器形制文飾似多具特彩，但有為外來之鑄客所造者，是否此等器物完全屬于楚地之文化特彩亦難言也。又朱家集所出銅器雖于此一新型之時多具特彩，但瑞典工程師喀爾白克（O. Karlbeck）所得淮水流域出土之楚器 [3] ，如與洛陽、渾源等地之出土物相對照，則未見有若何屬地域上之文化特彩。余雖未敢言當時各地之出土物絕不受其地方文化之影響而具特彩，但今日認為具地域上色彩之文物，亦未必他地之所無，究竟何者為地方上之色彩，何者為各地共有之色彩，尚有待于考古界之努力。今日可言者在此一新型之內，而各地之出土物雖各有稍感不同之色彩者，此或于時代上有所差別耳。故以李峪之銅器與新鄭、洛陽、壽縣所出者相對照，則于其時代之推訂當不無收獲。然不幸所謂洛陽古墓之出土物，如懷履光（W.Ch.White）之Tombs of Old Lo-yang所載，又似雜有漢器，吾人于此雖可慎重去取當無大錯誤，但此等器物究竟出于若干墓葬，共歷若干世代，仍待研究。又其出土物中之骉羌鐘、嗣子壺，雖具銘文可考相當之時代，但此時代亦僅能限于其本身，不能代表其他出土物也。

洛陽古墓所出器物于本問題既不能充分運用，故余不得不先以新鄭、壽縣所出，而比定李峪銅器之時代。劉節先生于《楚器圖釋》曰 :

日本濱田耕作氏所謂秦器中作變形雷文者，即吾國學者所謂蟠螭文也。此項文樣其簡單組織，則從蟠虺文而來。新鄭出土銅器大都蟠虺文（圖三八：1）。渾源所出者亦有同樣之花紋（圖三八：2）；然同地所出之物中亦有較復雜者（圖三八：3），即所謂蟠螭文矣。其出于歸化之鼎（去尋按，此即李峪所出之鼎）為代表作，確類螭蟲蟠屈之狀（圖三八：4）。然至楚器時代，則更復雜，由拳屈之螭身而變為兩正方形套結之狀（圖三八：5），螭身初由蟠虺紋之一線而來（如上：1），自是此線由一畫而變為雙鉤（如上：2），此雙鉤之螭身中更添入云紋之小圈（如上：3），由一小圈更變為 S形之數小圈繚繞而成（如上：4、5） [4] 。

今僅就文辭一項如劉氏所論，亦可知李峪銅器之時代，當晚于新鄭者早于楚器。

然余當于此更贅數言以述楚器、新鄭器之時代。劉氏所指楚器之作正方套結蟠螭文飾者，據余所知僅限于楚幽王熊悍時器。其父考烈王熊肯（于公元前262年即位238年卒）之鐈鼎，雖有具如此文飾之蓋，但與器相對照，則誠如唐立庵先生所云，乃別一器之蓋所誤配者 [5] 。然就余今日所知考烈王物，其文飾具蟠鳳紋與復雜交結之變形云紋。此等圖紋過去多以為乃漢器上之特彩，實則為后起之作風而為漢器所沿襲耳。但于李峪銅器雖有此種文飾之母題，而表現之方法則不相同，是亦李峪銅器當早于楚考烈王之時代也。新鄭墓葬之時代，學者間向各據王子嬰次鑪以為說。王國維謂王子嬰次鑪乃楚令尹子重之物，于魯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役，為鄭人所得，新鄭之墓當成于此年之后 [6] 。郭沫若氏謂王子嬰次鑪乃鄭子嬰齊為公子時所造，時其莊公曾僭稱王號，故得稱王子，嬰齊即位十四年（公元前680年）被弒，新鄭之墓當成于此年后之三五年間 [7] 。今按古代墓葬之所埋藏，未必全為死者生前之所服用，或全為其子孫所造之明器、祭器等，往往其先世之物亦用以殉，例如壽縣朱家集之楚幽王墓內亦有其父考烈王之物也。新鄭墓內所出之器物，如所謂編鐘、特鐘、?、鬲、甗、圓形壺等，形制文飾頗具古調；如所謂鼎、罍、方壺、匜、鍑、鑪等，形制文飾則又屬一新型 [8] 。

此等具兩種不同作風之器物，是否乃本在兩墓或數墓，為非科學的發掘所混亂不得知。果即在一墓，其形制文飾頗具古調者，亦當為墓內葬者先世之物。推斷此墓之時代亦當以其屬于新型之器物為標準。如王子嬰次鑪之形制文飾于新鄭器物內最具特彩，其銘文書法與王子申盞者若同出于一人之手筆。王子申盞，阮元以為楚平王長庶子，令尹子西之器[9]。此鑪之為楚令尹子重之物說，似尚可信。又如《新鄭古器圖錄》中，圖三十之匜，圖三十之鍑，與齊侯四器中之匜鏱之作風相近似[10]。圖三十七、三十八之方壺，則文飾之母題，與其排列，與曾姬無卹壺相同，其形制亦與曾姬無卹壺相同，僅器底多立體式獸足，蓋頂不具四出之飾而已。齊侯四器，乃齊侯朕其女孟姜所造，當為姜姓之齊。其銘文字體頗類陳?[11]，蓋為春秋末季齊悼公或簡公、平公之物。曾姬無卹壺之時代，各家之說法不同。按其銘曰：

此曾當如唐立庵先生所疑，乃漢陽諸姫之一[12]。漾陲有如叔夷镈之淄滘，當作漾水之濱解。漾水乃漢水上游之稱。此言漾陲，殆如《左傳》之所謂漢陽，蓋曾姬故國之所在。蒿間，蓋猶后世之言蒿里也。無，郭沫若氏謂言鰥寡孤獨而無告者[13]。是則此壺之作，蓋因曾姬念其安葬于漾陲之先世之無也。此時曾國當已被楚所滅。楚王熊章（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作鐘用享之曾侯乙非為楚之宗族所轉封者，即為楚雖滅曾而仍存其此祀。此壺之作當不晚于此年。其出于壽縣，而云唯王廿又六年，當指楚王之二十六年。其銘文字體則近于秦景公（即位于公元前576年，卒于537年）之“秦公?”[14]，但?之形制與一部文飾則屬于瑞典學者所謂之“中周式”，似其時代當較此壺稍早。此壺之作當在楚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0年）或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新鄭墓內既有一部器物仍存古調，一部器物之作風同于公元前五世紀前半之齊侯匜鐘，曾姬無卹壺則其時代最晚亦不過公元前五世紀之前半。據此則李峪所出銅器之時代亦晚于公元前五世紀之前半。

今既據新鄭鄭墓、壽縣楚墓之出土物，已推斷李峪出土之銅器當晚于公元前五世紀前半，早于公元前二百六十三年，當再一步試將其時代更加以限制。

按新鄭墓內之出土物，有一種丸彫之蟠螭紋，其螭體凸出頗生動有力，各螭體之蟠亦極疏松。至骉氏編鐘，則各螭體雖亦生動有力，其相蟠結雖亦疏松，但已趨向于用平面之表出法，無丸彫之風。又其“鼓”間除飾有蟠螭紋外，更加雜一怪獸面紋，頗具特彩。李峪出土銅器中多數器物之蟠螭則用平面之表出法，其相蟠結則較緊湊，但體亦漸失生動之 力而成呆板狀。此等銅器似較骉氏鐘稍晚。唯其浮雕獸飾蟠螭紋壺之蟠螭紋雖用表面表出，但仍具古浮雕之風，與骉氏鐘近似，螭體之結亦相當疏松。又此壺于蟠螭紋間亦雜有怪獸面與骉氏鐘同，其用浮雕獸排列于圓周帶上有芮伯壺用浮雕蟬之風。又其穿鼻三孔之犧尊亦飾有浮雕獸與怪獸面，與其壺之作風相同，其變形渦文之表出法則又與嗣子壺同。是此犧尊之時代亦當與骉氏編鐘、嗣子壺之時代相近。

骉氏編鐘之作成，徐中舒、唐立庵、劉節諸先生皆斷為在周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 [15] ，瑞典高本漢（B. Karlgren）氏亦響應此說 [16] ，郭沫若氏則斷為當在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80年） [17] 。徐先生于二十三年春講授《殷周史料考訂》一課時，又棄其前說，謂以其銘文書法而論，其時亦不當過早，最要者如春秋時器“齊”字作 ，而骉羌鐘之“齊”字作，與陳侯午器之作相近似；因更據《水經·紋水注》所引《竹書紀年》之文，認為當作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此說已較前之二說減少諸多不妥之處，當可信。嗣子壺之作則無絕對年之可言。郭沫若以為需與骉氏編鐘之時代當相去不甚遠，蓋戰國初年之器 [18] 。今按其銘文字體則較骉羌鐘者當稍早，然屬之于戰國初年之器亦無不妥。據此則李峪銅器之大部當作于公元前四世紀時，僅其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及穿鼻三孔犧尊之作成，似當及于公元前五世紀之末。

此外今更就少盧劍作成之時代，試于李峪銅器之時代加以限制。因頗覺此二劍乃墓中葬者生前所用，此可代表李峪銅器大部之時代，與較晚之時代。瑞典人 Olov Janse曾以中國出土之劍就其形制分為數類，此少盧劍被列入A類。彼謂此類劍于中國各地分布極廣，所用之時間亦最長，當起于周代 [19] 。今按壽縣出土之楚王酓章劍之形制，如鐔衛莖首皆與少盧劍有別，且莖間之無后仍存較原始之式。因莖間之匝后非如 Olov Janse所云為一種裝飾品，程瑤田以為乃為纏繩而設 [20] ，實得其旨，倘僅為裝飾品則殊有礙于人手之把握。故劍莖之有后可視為后起之改進。楚王酓章劍之時代因亦早于少盧劍。酓章劍之作當不出公元前四八八年與四三二年之間，少盧劍之作因亦可斷晚于此時。但劍莖有后之興起亦非過晚，戰國時作品《考工記》已有載記，想為當時極通行之形式。歷代著錄內亦不乏其屬于戰國時代者之實物，惟多無較確當之時代可考耳。僅朝鮮大同江郡有此種銅劍伴有“上郡戈”出土 [21] ，戈上有刻款銘文，郭沫若氏考為秦始皇二十五年所造 [22] ，則此劍作成之時代當與之相去不遠。但此劍之形制長度雖與少盧劍相近，而其時代則當較少盧劍已晚。因此劍之銘乃公元前三世紀時最流行之刻款，少盧劍之銘文則先鑄成陰交而后錯金，此種鑄款仍為較古之作風，又少盧劍銘字體則纖秀雄勁，各筆畫亦皆粗細相等，此種手筆與骉氏編鐘者相同，其作成之時代蓋去骉氏編鐘不遠。然又就其形制而論，則距楚王酓章之時代又未必無相當之距離，蓋亦公元前四世紀初葉物也。

于李峪出土銅器之時代既作如上之推訂后，當更于此有所聲明：器物本身所表現之作風不同固可斷其時代不同，但此種不同之作風決非一時之突變，亦非一時整個現象，故通常于短期內兩種作風不同之器物仍并存于世。例如今日之一成衣店內即同時并制短服與長服，一書局內同時出線裝與洋裝書籍。李峪出土之諸多銅器，本皆屬于自春秋未年以來興起之新型，雖其文飾之表出有兩種不同之作風，而各所代表之時代又相去極近，如固執其時代謂非同時之物，或亦不合當時之史實。要之李峪墓葬之作成，當于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間，所殉之器物或亦盡此時之所有也。

八、外來文化影響之問題

近世外人由于研究司克泰（Scythian）或司克泰西伯利亞（Scytho-Siberian）之文化，遂漸產生中國古代文化曾受此種文化影響之說。據余所知此種學說蓋首倡自P. Reinecke [23] ，至羅斯陀夫柴夫（Rostovtzeff）乃更為揚歷。秦漢之后中國文化曾飽受西方文化之影響，此固于文獻古物優足證明者。先秦時代如河南甘肅出土之著色陶器，殷墟出土之銅兵器，確具有與西方文化有關之色彩 [24] ，此后似亦有具Hallstatt文化色彩之器物出見于中國 [25] 。此皆足示中國古代文化決非孤獨存在發展，而不與外方文化發生關系。若司克泰西伯利亞式文化，雖西自匈牙利、南俄，東至中國北部皆有所發見，但其與中國古代文化之關系如加以慎重之研究，不難有較明確之認識；唯于此有一先決之條件，即須于中國古代文化有正確之理解也。如羅斯陀夫柴夫曾以為中國周代銅器上之饕餮等動物文飾，可于司克泰藝術尋出其源泉，最低程度二者乃共從伊蘭藝術母胎內產出之見解 [26] ，誠為考古界之趣聞 [27] 。余于拙作之《殷商銅器之探討》內曾以為周代銅器之文飾乃源于殷，殷器之文飾，如饕餮夔龍雷文等與太平洋島嶼上之原始藝術，及墨西哥古代藝術同其母題；因響應Ernest F. Fenollosa之說，認為殷商銅器之文飾蓋屬于太平洋藝術（Pacific Art）范圍 [28] 。今日思之中國古代銅器文飾之色彩并不如此單純，但視為東方之特殊藝術仍無不可。羅斯陀夫柴夫之說則不足信。吾人今日所知司克泰西伯利亞式之文物雖可代表千余年之文化歷史，但尚無可確斷早于公元前七、八世紀者，將何由而為周代藝術之源泉？故羅斯陀夫柴夫于一九二九年更聲言曰：

In my book on the Iranians and Greeks I was inclined to accept a common origin, from which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were derived.I must say that I was wrong. The real Scythian style as described above is differ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Chinese animal style of the Chou period. It is more primitive, more realistic,less conventionalized. It does not operate with fantastic animals. Thefantastic animals entered the repertory of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late, probably not before the fifth to fourth centuries B.C. [29]

羅斯陀夫柴夫最初之謬見，乃源于一種偏激之見解，重視司克泰人之文化，于中國古代文化無正確之理解。竊以為文化程度較低之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與文化程度發展已高之中國文化相接觸，亦不過前者為后者所吸收，成為廣大文化中之新血液，而常處于被動地位，舊有文化稍受其影響而已。李峪出土銅器即其絕好之一例。今先指出李峪銅器于此問題之重要，然后再觀察外來影響之色彩。

甲、戰國時代北方異族之文化

余于此說明戰國時代中國北方異族之文化，無需于視《史記》《漢書》所載匈奴人之生活習慣為戰國時代一般北方異族之情形，與西方史家考古家所述之司克泰人生活習慣相對照觀察，亦無需于就《論語》《左傳》《史記》《國策》之文以推斷戰國時代北方異族有披發左衽、袴褶服、騎射之情形，與司克泰人相同。因與本問題有關者乃其文物，故亦僅述其遺物。此種遺物大都屬于青銅刀、劍、容器、衣帶裝具、馬具及其他飾件。其出土地點除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甘肅鎮番縣沙井村古墓有所發見外 [30] ，大都出土于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山西、陜西北部，尤以綏遠各地出土為最多，故安特生稱之為鄂爾多斯青銅器（Ordos bronzes） [31] 。此等銅器于1923年由法商王涅克之搜集始見稱于世，此外如米松林（Herbert Mueller） [32] 、安特生、喀爾白克（O. Karlbeck）、拉遜（F. A. Larson） [33] 及名古董商盧芹齋（C. T. Loo） [34] 等亦各有大批之搜集。此等銅器之作風與中國古代文物顯有不同，其最顯著之獸型（Animal Style）吾人倘見其一二即知乃屬于司克泰西伯利亞式。博羅夫加（G. Borovka）于其Scythian Art曾論司克泰式之獸型曰:

This style is thoroughly individual, soindividual that it long remained quite unintelligible; only in recent years have we begun to understand it. This style is at once so lively that a modemeye is instantly caught by it, and so fanciful that the observer at first canscarcely make 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esentation. It produces the effect of animpressionistic ornamentation, but its components are living bodies. [35]

吾人如以博羅夫加此言以察中國北部出土物獸型之作風，亦覺其與司克泰者有相同之特質。故Hubert Schmidt總稱黑海北岸Kama河流域葉尼塞河（Yenissei River）上游及中國北部出土物，為“歐亞獸型”（dereurasische Tierstil）。 [36]

唯西方學者于中國北部此種出土物之時代之推斷，多難令人滿意。如A. Salmony以為盧氏之搜集品皆自漢至宋元居于中國北疆之異族所有 [37] 。安特生雖將沙井村之發見品斷為屬于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時之物 [38] ，然據何標準則不得知，又將其“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一文所列舉之器物斷為大部當屬于漢及稍前匈奴人之遺物，而仍無可信之界說。阿恩（T. J, Arne）于1933始用南俄西伯利亞之出土品以比較灤平、宣化兩地古墓之發見物，使吾人得知此種中國北部出土物，有確屬秦漢以前者 [39] 。今按安特生曾指出此種出土物有可注意之情形二：一常伴有純中國式物出土。二其草原式之獸型常有漢化之色彩 [40] 。此二情形皆可為研究其時代問題之最大佐助。然吾人今日所見者大部乃外人之收買品，伴出之物不詳，難得如外人研究考次洛夫（Kozlov）在庫倫附近所發見者之便利 [41] ，故余于此不得不就第二情形試于少數器物之時代與以推斷。例如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下簡稱“Hunting Magic”）圖版十四之1, 3；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下簡稱Sino-Siberian Art）圖版十四之2，三十一之1皆飾有變形桓紋（圖三九）。“Hunting Magic”圖版八之2，十一之7, 10，十四之3，二十二之8 ；Sino-Siberian Art圖版二十七之2，三十九之2, 4，皆飾有圓線化雷紋（圖四〇）。“Hunting Magic”圖版十一之9，二十四之5，Sino-Siberian Art圖版二十二之4, 5，二十三之1, 2, 4，二十八之3，二十七之4，皆飾有繩紋（圖四一）。“Hunting Magic”圖版十一之4, 6，十二之4，十五之7，Sino-Siberian Art圖版二十四之4，三十之9皆飾有谷粒形紋（圖四二）。Sino-Siberian Art圖版三十一之3，三十九之5則飾有獸面紋。Sino-Siberian Art圖版三十二之5則飾有渦紋。Sino-Siberian Art圖版三十七之2則飾有貝帶紋（圖四三）。 [42] 此種變形桓紋、圓線化雷紋、谷粒紋、繩紋、獸面紋、渦紋、貝帶紋，皆中國春秋末年及戰國時代之器物所常見之文飾，故可推斷其器物之時代亦與春秋末及戰國相去不遠。甚至Sino-Siberian Art圖版十八之5（圖四三）其形制全為所謂鄂爾多斯青銅器中之帶鉤式，而于虎身則飾以春秋末葉以前中國銅器最發達之鱗形紋，其時或亦更早也。

又中國北部出土所謂鄂爾多斯青銅器之年代較早者，安特生與A. Salmony 皆以為乃匈奴人之遺物似亦大可疑。雖如E.H. Parker以為匈奴人與司克泰人乃同一部族 [43] ，E. H. Minns與V. Gordon Childe以為司克泰人乃匈奴人之先驅（forerunner） [44] ，雖如考次洛夫之發見可見匈奴人之文物有屬于司克泰西伯利亞作風者 [45] ，然上列屬于戰國時代之中國北部出土物是否為匈奴人所有大成問題。因吾人今日所知匈奴之真確歷史不過始自頭曼單于時代，《史記?匈奴傳》雖云戰國末年“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然此時猶為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人南至河套一帶似當于秦漢之際 [46] 。至于此種戰國時代者之北疆出土物究竟當屬之何種異族，于此無考訂之必要，僅指出此時中國北疆有司克泰西伯利亞式之文化產物足矣。

乙、李峪墓葬于中外交通上之地位

李峪在夏屋山之東北，恒山右脅之北麓，于春秋時當屬代地。其入中國版圖當自趙襄子踰夏屋平代地始。趙自得代地后曾封其宗族于此。李峪墓葬蓋即居代地趙之宗族，或其他貴族所有。古人墓葬去其生時所居多不過遠。公元前四世紀趙之都城先在中牟后遷邯鄲，皆在太行山脈之東 [47] 。此時身居趙都之貴族，死后亦當葬其附近，于情于理未必遠踰恒山而葬于李峪，故傳說中之趙王墓多在太行山東麓及其附近之高地 [48] 。李峪墓葬在恒山右脅北麓，當為身居其北代地者趙之貴族所有。

戰國時代中國北疆之異族皆為草原上之游牧者。平時則逐水草而遷徙，戰時則人各騎射信意馳騁。其文化程度較低，故善吸收外方之文化，而同時又為外方文化之傳播者。彼等常將東方文化輸入西方，西方文化亦輸入東方。而外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趙之代地實首當其沖。因代地非但為趙之邊疆北鄰異族，且居中外交通之樞紐。戰國時作品《穆天子傳》所載穆王西狩之事雖未可視為史實，然穆王于西北各地采玉、祭鐵山、鑄五彩之石以造物及采集植物攜歸中國等事，皆反映當時西方之工藝品、植物因交通而輸入中國。故日本小川琢治謂《穆傳》一書可視為探寶之作 [49] 。《穆傳》所載穆王西狩往返皆經桑干河上游與雁門關一帶 [50] ，此足見雁門關一帶乃當時中外交通之要塞，其北代地亦中外交通所必經。故蘇厲說趙惠王曰：“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 [51]

趙之代地既北鄰異族，而居中外交通之要沖，則居代地趙之貴族墓內殉葬之器物當受北方異族文化之影響極大。因當時中國北方異族已有冶鑄之術，李峪墓內之銅器無堅強之理由可言其非造于代地而來自中國內地也。

丙、外來文化影響之觀察

論李峪銅器受外來文化之影響者，據余所知以梅原末治較為慎重 [52] 。梅原僅指出蟠螭紋附腳盤內浮飾之疾走形怪獸，乃受高加索之Kuban地方之鐵器時代初期文化影響，其銜與銜板與司克泰式者相同。余之管見頗覺李峪銅器中所飾之繩紋（紉紋、糾紋、辮紋）與刻飾之動物紋亦有外來文化影響之彩色。 [53]

紉紋 （圖四四）

Olbia出土者：見Scythian Art圖版九，公元前六世紀時之物。

Kuban出土者：見Scythian Art圖版二十四、二十五，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Sino-Siberian Art圖版二十二之4, 5，圖版二十三之 2。

糾紋 （圖四五）

Don地方出土者：見Scythian Art圖版二十二之B，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Dniepr地方出土者：見Scythian Art圖版二十三之B ，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Kuban 出土者：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圖版四之1, 3，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Hunting Magic"圖版十一之9，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八之3。

辮紋 （圖四六）

Kuban 出土者: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圖版四之1（參圖四五），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Don地方出土者：見Scythian Art圖版三十七之C, D，皆約為公元前一世紀至紀元一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Sino-Siberian Art圖版二十三之1, 4，圖版二十七之4與“Hunting Magic”圖版二十四之5。

中國古代銅器其年代較早者之文飾大都為一種近于幻想（fantastic）者，其飾以繩紋或結繩紋則近于原始的寫實之藝術，其時代最早者始自造成于公元前五、六世紀之際之新鄭墓內所殉，前于此者則不見。上列具有此種文飾之中國北部出土品，前已推訂屬于春秋末季及戰國時代之物。雖未能確定其早于新鄭之出土品，然于公元前六、七世紀時黑海北岸之銅器，已有此種文飾，則中國銅器之有此當受歐亞大草原上文物之影響。其或由西方傳入中國北部之異族，再南入中國。李峪銅器群中此種文飾特殊發達者，殆因鄰近北方異族也。

李峪銅器中所刻飾之動物紋亦為寫實之作風。此種作風殆受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尤以其獸體上用刻短線為飾，亦見于公元前五世紀初年司克泰墓內之出土品，如Scythians and Greeks之第145圖、146圖、147圖，及中國北部之出土物如“Hunting Magic”圖版二十一之4及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圖版二十七之2（圖四七） [54] 。此種相同似非偶然者。

李峪銅器中之蟠螭紋附腳盤內所飾之浮雕水禽魚鱉等，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其作風與北高加索Kuban地方出土公元前六世紀之金杯所飾者相同，推斷前者乃受后者之影響 [55] ，于此不另贅述。

趙之代地，雖北鄰異族扼中外交通之要沖，而居代地趙人之器物“李峪銅器”，所受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據管窺所及，其最顯著者不過如上之所舉。

狄柴克謂李峪銅器之無文繢者制造之簡陋，絕不能與有文繢者相比擬，而頗似鄂爾多斯出土之銅容器 [56] ，吾人亦不可遽視為前者之制造乃受后者之影響。郭沫若氏謂晩周銅器無文績者為墮落式，乃沿前期之路線益趨簡陋者 [57] ，則相當可信；因于周初及中周之銅器亦不乏無文飾者。

又李峪銅器之鼎、殷、壺、豆等多飾有立體式鳥獸，及鼎、?、壺之耳多作環形，雖為此銅器群中相當發達引人注目之特殊作風；雖此種作風最發達于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產物；但余尚不敢強調聲言前者乃受后者影響，因中國銅器附飾立體式鳥獸，可見于殷周之際。李峪銅器多具環耳，尤以鼎耳作環形固屬殊特之作風，然皆附耳于胴外；南俄西伯利亞出土物之環耳，則多附著于器物口唇之上直立 [58] 。中國北部出土銅容器雖有橫附環耳于胴外者，如“Hunting Magic”圖版十九之1、2（圖四八） [59] ，然此二器尚不能確斷其時代早于李峪銅器，是否乃受中國方面之影響亦未可知。李峪銅器附飾之環耳是否由早期銅器上鋬狀耳所演變而來，或受外來作風之影響，仍待考古界之努力也。

至若少盧劍之制造，與司克泰式劍似亦無若何直接關系。司克泰式之劍大都最長者不過二十一英吋，而以較此更短者為最多 [60] 。西自南俄、波斯，東至西伯利亞、中國之內外蒙古及朝鮮，皆有此種短劍出土，故于考古學上通常稱之為波斯司克泰（Perso-Scythian）式劍。此種式劍古代希臘人稱之為akinakes（或acinaces） [61] 。此種劍名亦曾見于中國古文獻中。《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逸周書?克殷解》曰：“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孔晁《注》：“輕呂劍名”，而《史記》輕呂作輕劍。西人夏德（F. Hirth）謂徑路（King-hik）、輕呂（King-lü）皆現代土耳其語及諸土耳其方言中所稱兩面刃小劍King-rak之譯音 [62] 。日人鳥居龍藏、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皆宗其說，并謂徑路刀、輕呂劍即波斯司克泰式劍 [63] 。江上波夫又以為徑路即akinakes之譯音，并就各地出土實物觀察，指出從周末波斯司克泰式劍akinakes即由西方經西伯利亞入匈奴，再傳入中國 [64] 。今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所言 Sacae人于結盟時用akinakes撓酒血之事，亦足見江上說之可信 [65] 。中國北疆頗多波斯司克泰式劍之出土，內地出土者雖大都形制稍異，而無可確斷早于春秋時者；且其年代較早者大都較短，形制亦近于波斯司克泰式之作風。故中國之有劍，或由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唯少盧劍雖長不過五十余公分，而其“鐔衛”“莖”“首”及“莖”間之“后”與一般波斯司克泰式者有別。具此形制之劍，本獨發達于中國內地，安南、朝鮮雖有與此相同者出土，然乃屬中國文化之分支 [66] 。吾人今日似尚可斷言此種式劍蓋由中國所改進者。觀其前之楚王酓章劍之形制則知其演進之跡。至其柄部之文飾亦全屬淮式之作風，固不待言者也。

九、結語

余考察李峪出土銅器所得之管見，已如上之所述。今更將其歸納為如下數項：

（一）王涅克（W. L. Wannieck）所得之“秦器”及現藏國內之“渾源器”本同于民國十二年出土山西渾源縣李峪村附近，同屬于一遺物群。“秦器”非出于綏遠歸化城北百余里地方。

（二）此遺物群內之器物，除被王涅克所攜走者，亦當有少許已流往國外，其尚秘藏國內者亦不僅如余之所舉。

（三）據古文獻之載記，古墓之發見，知此遺物群當出于一古代墓葬中，而決非秦始皇祭祀山岳之所用。由古文獻之載記，知趙武靈王墓不在渾源，故此遺物群似非趙武靈王所有。

（四）中國古代銅器自殷未至漢實具有千數百年之歷史，其形制文飾皆時時在逐漸演變中。瑞典學者曾劃出此演變之跡為“殷式”、“殷周式”、“中周式”、“淮式”及“漢式”。李峪出土銅器全屬于“淮式” [67] 。

（五）以其他“淮式”器物可斷時代者比訂李峪銅器之作成時代，似一部份當在公元前五世紀末葉，一部份當在公元前四世紀初葉，然亦不能確斷決非同時之所造。故李峪墓葬之作成，似當于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際，最遲似亦不出四世紀初葉。

（六）由隨葬品之豐富精美及文化色彩，知此墓乃典型的戰國貴族之墓葬。由墓葬位置于恒山右脅北麓，可推知墓中主人生時居于代地。如更就代地歷史沿革考察，似可斷言此墓乃身居代地之趙國貴族所有。

（七）當時代地北鄰沐浴于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異族，又居中外交通之要沖，而李峪出土銅器所受此種文化之影向并不若少許外人所言之甚，最顯著者亦不過馬具及少許動物紋、繩紋而已。

李峪墓葬埋蔵品之豐富，決不亞于同年在新鄭之發見，不幸皆分散于國內外。余所得見者僅其一部份銅器之圖影，其余之銅器、陶器、骨角器、漆器、玉器及子安貝等皆與本題有深切之關系，而竟不得見，故一切論斷自覺未免過早，亟盼博雅之指教。又外人因研究李峪出土銅器而生“秦式”之說，最近瑞典學者因喀爾白克（O.Karlbeck）在淮水流域獲得大批此式器物，因更名為“淮式”。此“淮式”之區劃雖與李峪銅器之研究有關，但已屬周末全部銅器之研究，余不愿于本題內更有所論斷。

（本文于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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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見《遠東古物館雜志》第六期之“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2]見《論所謂秦銅器》。

[3]見《遠東古物館雜志》第六期之“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4] *見頁19，增補附圖。濱田氏所謂秦器變形雷文云云，劉節原注云“見所著之東亞文明之黎明，四十至四十二頁。”按當是汪馥泉中譯本，57頁—58頁。

[5]見《壽縣所出銅器考略》，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4.1（1934）。

[6]見《王子嬰次爐跋》，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海寧王氏排印石印本，1927）。

[7]見《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載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大東書店，1931），下冊。

[8]見《新鄭古物圖錄》。

[9]見《積古齊鐘鼎彝器款識》卷七。

[10]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東京：文求堂書店，1935）。

[11]見同上。

[12]見《壽縣新出銅器考略》，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4.1（1934）。

[13]見《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內之《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

[14]秦公?之時代歷來有諸多不同之說，余就其形制文飾觀察認為其作成時代不當過早，而贊成秦景公（576—537 B.C.）時說。

[15]唐、劉兩先生之作，可見北平圖書館《館刊》5.6（1931）、6.1（1932）、7.1（1933），徐先生則有《骉氏編鐘圖釋》一書。正勝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一號無相關論文。

[16]見《遠東古物館雜志》第六期之 " On the Date of the Piao Bells"。

[17]見《金文叢考》中之《骉羌鐘銘考釋》。

[18]見《古代銘刻匯考》中之《金文續考篇》之嗣子壺。

[19]見《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二期所載 O. Janse之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20]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之《桃氏為劍考》。

[21]見原田淑人、駒井和愛同輯之《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正勝按，朝鮮平安南道大同江郡船橋里出土銅劍，長一尺七寸七分，即原圖版二四之6。

[22]見《古代銘刻匯考》《金文續考篇》上郡戈。

[23] P.Reinecke之著作余未見，僅于安特生在《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一期所發表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一文內得稍知其意見。正勝按，一八九七年德國考古學家P. Reinecke 在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發表 "über einige Beziehungen der Alterthümer Chinas zu denen des skythisch-siberischen V?lkerkreises" 從題目看來是討論古代中國與司克泰西伯利亞民族圈之間的關系，此文間接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BFEA, No.1。

[24]可參看安特生之《甘肅考古記》及李濟之先生之《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李先生此文載于《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

[25]見O. Janse在《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二期所發表之"Quelques Antiquitiés Chinoises d'un Caractère Hallstattien".

[26]見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27]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p.200-201. “I have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that both countries (i.e. Scythian and Chinese) received the animal style from a common source: I mean Iranian Central Asia, The Chinese adopted the elements of this style, dealt with them fre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formed a new and peculiar decorative style: the Scythians developed their style in close connexion with Persian and Greek art. This explains why the two styles, in their final shape, are utterly different. But their common origin isevident."

[28] *《殷商銅器之探討》，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第一冊（1933）。Ernest F. Fenollosa, Epoch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London: W. Heinemann, 1921）。

[29]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正勝按，73—74頁。

[30]*J.G.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ies A, No.5（1925）: 18，云墓中出小件鋼器，大量子安貝，綠松石粒等物。

[31]見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載《遠東古物館雜志》第四期及“Selected OrdosBronzes”，載同上之第五期。

[32]見 Catalog of the Sungl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1930年出版。

[33]見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及“Selected Ordos Bronzes”。

[34]見 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35] **此據V. G. Childe英譯本校正，頁30。

[36] *** Hubert Schmidt 之說間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37]見 A.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38]見安特生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載《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一期。

[39]見T. J. Arne在《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五期發表之“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

[40]見安特生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41]俄人考次洛夫等在外蒙古庫倫附近古墓內所發見之古代遺物，雜有純中國式或中國者之器物，其中國之漆杯上更有“上林”與“建平五年”等文，外人多就此等器物以研究其時代。正勝按，參看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頁1—14。

[42] *補圖三九—四三。

[43]見 Edward Harper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York: A. A. Knopf, 1924）或 The Empire of Hiung-nu。

** Herodotus所知的司克泰（Scythians），中國所知的匈奴和歐洲所知的Huns，據Parker 說：“三者之間互有一些民族志的關連。”見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p.3。

[44]見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Childe 之The Aryan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1926）。

* 所謂先驅之說，當據 Gorden Childe 之 The Aryans, pp.38-39。Childe 說，“On the other hand they find exact parallels among the non-Aryan Mongol nomads of upper Asia throughout the ages as Minns has amply demonstrated. This author treats the Scyths as Mongoloid forerunners of the Huns,Tartars, and Peschenegs, and that is not doubt right.”按 Minns 之說見所著Scythians and Greeks, pp.88-97。

[45]W. Perceval Yetts 于其“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中謂 Kozlov 認為在庫倫附近古墓內之人種乃雅利安人而非匈奴人，此或為匈奴聯邦式大帝園所統治之雅利安部族，故今亦稱之為匈奴人。

[46]可參看《史記?匈奴列傳》。正勝按，《匈奴列傳》曰：“十余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

[47]中牟、邯鄲之地望可參看顧觀光之《七國地理考》。正勝按，卷四。

[48]可參看《殷禮在斯堂叢書》內之《歷代山陵考》。正勝按，據王在晉《歷代山陵考》，真定府有趙王冢（原注，大者六，小者三十二）、趙武靈王墓，廣平府有趙惠文王墓，大名府趙宣子冢。

[49]見小川琢治《穆天子傳研究》，載《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1940）。

[50]見上注。

[51]見《史記?趙世家》。

[52] *梅原之說見《所謂秦銅器就》，《史學》10.3（1931）。

[53]**以下紋飾所引司克泰文物的斷代多據Borovka，但和G. Bongard-Levin與H. Kyrieleis聯合主編的近作Steppenv?lker Eurasiens （俄德文合編）所斷的年代比較， Borovka斷得晚些。紋飾圖據原稿所引增補。

[54]*增補圖四七。

[55]見《古代狩獵圖象考》，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56]見《中國古典藝術》。正勝按，L'art Chinois Classique, p.275。

[57]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序說》。

[58]見 E. H.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及 A. M. Tallgren 之 Collection Tovostine。

[59]增補附圖，此二器稱銅鍑，是北方游牧民族獨具風格的容器。

[60]見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三卷第九章或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

[61]同上。正勝按，Scythians and Greeks，71頁。

[62]見 Hirth 之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第三章。正勝按，65—67頁。

[63]見鳥居龍藏之《論土耳古式短劍》，載《人類學雜志》 37.9（1922）及原田淑人、駒井和愛之《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正勝按，22—23頁。

[64]見《徑路刀考》，載《東方學報》（東京）第三冊。

[65]見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正勝按，Henry Cary 譯：Herodotus，VII : 64云，Sacae 是 Scythians ；而VI : 70云，“The Scythians make solemn contract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with whomsoever they make them. Having poured wine into a large earthen vessel, they mingle with it blood taken from those who are entering into covenant, havingstruck with an awl or cut with a knife a small port of the body; then, having dipped a scimetar, some arrows, a hatchet, and a javelin in the vessel, whenthey have done this, they make many solemn prayers, and then both those whomake the contract, and the most considerable of their attendants, drink up the mixture.”

[66]見 O. Janse 之“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載《遠東古物館雜志》第二期。

[67] * 參看“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BFEA, No.6。所謂“淮式”，該文作者提出十一項特色，諸如器物輪廓比以前更優雅，帶有中亞（或歐亞）動物文飾的成分，S形龍紋交織，成對的圓螺旋紋被三角螺旋紋隔開，成對螺旋紋交織成S形，回紋波形飾，線紋裝飾，褶紋裝飾，點、鉤、四葉成一環等裝飾。當時認為這類青銅裝飾多出于淮河流域，故名“淮式”。現在看來，“淮式”和“秦式”的名稱一樣地不合適。

節選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