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迪厄斯號與我們的距離：當人類社會撞上突發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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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

2026年5月，一艘名為洪迪厄斯號（MV Hondius）的南極探險郵輪因船上暴發漢坦病毒疫情成為全球焦點。

對很多人來說，“漢坦病毒”是個陌生的名字。它不像新冠那樣改變過世界，也不像埃博拉那樣總能迅速占據新聞頭條。但高致死率、疑似與野生動物接觸、公海郵輪等元素，已足以刺激公眾神經。

世界衛生組織反復強調郵輪上的漢坦病毒暴發不會導致全球大流行，但公眾依然憂心忡忡。其實，這次事件提醒我們的是：在這個自然已經被人類活動深刻重塑的時代，當我們渴望接近自然時，人與突發傳染病間的邊界正變得愈發模糊。

世界盡頭的垃圾場

根據阿根廷衛生部門的調查與部分媒體報道，故事的起點似乎是世界最南端的一座垃圾場。

2026年3月27日，荷蘭鳥類學家利奧·希爾佩魯德和妻子米利亞姆在阿根廷火地島省的烏斯懷亞郊外，專程前往一處垃圾填埋場“推鳥”。在觀鳥圈里，“推鳥”（twitching）指特意奔赴某地，只為觀察某種罕見鳥類。這對夫婦的目標據稱是極為稀有的白喉巨隼。

5月11日，阿根廷火地島省烏斯懷亞市，一只白喉巨隼站在垃圾上，旁邊是南美鵟

烏斯懷亞，這個被稱為“世界盡頭”的旅游城市里的垃圾填埋場，出現在國際觀鳥攻略中。聽上去荒誕，但對不少鳥類來說，真正適合覓食和停留的地方，早已不再是遠離人類的荒野。

五天后，兩人踏上了探險郵輪洪迪厄斯號，開始南極探險觀光之旅。但意外很快到來。4月6日，利奧出現發熱、頭痛和腹瀉，最初被認為是一般呼吸道感染。即便他在4月11日因呼吸困難去世，仍未引發過多懷疑。郵輪船長安撫乘客，表示利奧是自然死亡，無需擔憂。

4月24日，洪迪厄斯號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島停靠。妻子米利亞姆隨丈夫的遺體下船，此時她已出現輕微腹瀉。但在飛往南非的途中，米利亞姆病情驟然惡化，4月26日送到急診室時便不治身亡。

就在米利亞姆下船的同一天，船上又有一位乘客病倒了。當她在南非急診室離世時，這位乘客也被緊急轉運至南非救治。他很幸運，活了下來。也正是在他身上，南非傳染病研究所排查了各種病原體后，終于確認這根本不是普通的消化道傳染病，而是病死率高達40%的安第斯病毒，屬于漢坦病毒家族。更令人不安的是，安第斯病毒是整個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可以人傳人的成員。

經過多方協調，郵輪于5月10日抵達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全部乘客與部分船員分批乘坐各國包機陸續撤離，踏上回國的旅程。

但它留下的諸多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人與病毒之間，邊界正在模糊

當你聽說有人專程去垃圾填埋場觀鳥，或許會覺得這很離譜。但這早就成了生態旅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天然分支。

過去幾十年，生態旅游一直被包裝成低影響、可持續的旅行方式，帶著“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想象。但隨著野外空間收縮、鳥類棲息地因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而日益碎片化，垃圾填埋場反而成了不少鳥類的覓食地。

于是出現了一個頗為諷刺的局面：想要觀察罕見鳥類的最佳地點，不再是未經破壞的野外，而是那些人類活動留下痕跡最深的地方。這帶來了全新的風險。

傳統生態旅游有一個隱含前提：自然是整潔而安全的，“只看不碰”就能保持距離。但當越來越多生態體驗發生在廢棄礦區、城郊農田、垃圾填埋場等地帶，這個前提正在失效。

烏斯懷亞的垃圾填埋場或許是最極端的例子：人類生活的廢棄物吸引了安第斯病毒的天然宿主（一種叫長尾稻鼠的嚙齒動物），而對稀有鳥類的追逐，又將人類帶進了同一片空間。人、動物、病毒之間的距離，被壓縮到了以前無法想象的程度。

主要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的安第斯山脈的長尾稻鼠

在傳染病研究里，我們把病原體從動物跨到人類身上的過程叫“spillover”，也就是“溢出”。艾滋病毒、埃博拉、SARS、新冠，都是從這樣一刻開始。推動這些時刻發生的，往往是棲息地破壞、氣候變化導致的物種遷移，以及人類越來越深入野生動物領地的行為。

如果后續調查證實這次漢坦病毒暴發確實起源于垃圾填埋場，那么洪迪厄斯號事件或許會成為一個很特殊的案例：一次并非發生在原始森林，而是發生在人類廢棄物邊緣的病毒溢出。

我們必須強調，希爾佩魯德并非缺乏經驗的游客，他研究鳥類多年，去那處垃圾場本身也不是異常行為。他只是在做他一生熱愛的事情，卻仍然進入了一個過去很少被意識到的風險區域。隨著生態空間越來越碎片化，類似烏斯懷亞垃圾場這樣的地方，未來可能不會是孤例。

為什么沒人研發安第斯病毒的疫苗？

安第斯病毒的病死率，根據過往研究高達40%。作為對比，新冠病毒在大流行初期的整體病死率大約在1-2%。

然而，盡管有著極高的病死率，安第斯病毒幾十年來從未真正進入醫藥研發的視野，疫苗研發幾乎停滯，也沒有針對性的治療藥物。直到洪迪厄斯號事件之后，才有媒體報道莫德納已在開展早期研究，不過這項研究在疫情之前就已啟動，并非專門針對此次暴發。

為什么一種致死率如此高的病毒，長期處于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邊緣，得不到重視？

首要原因是感染病例數太少。漢坦病毒家族成員眾多，分布于歐亞大陸的舊大陸漢坦病毒，如漢灘病毒與首爾病毒，每年感染人數以萬計。中國在1980年代，單年感染漢坦病毒的人數曾高達十萬，這使得漢坦病毒在中國、韓國等地都曾是嚴峻的公衛威脅，也促使兩國先后研發了針對性疫苗。

但安第斯病毒等分布于美洲的新大陸漢坦病毒感染人數少得多，每年只有幾百例。疫苗研發最現實的問題之一，就是臨床試驗需要足夠病例數量。假如一年只有幾百名患者，很難完成有效性驗證。

更關鍵的是，這種病毒主要影響的是南美偏遠地區居民，沒有龐大的商業市場，很難吸引跨國藥企持續投入。

一個病毒是否會被認真研究，很多時候不僅取決于它有多危險，也取決于它主要影響誰、出現在什么地方。許多局限于貧困地區、感染人數不多的疾病，即便病死率極高，也長期得不到足夠關注。

埃博拉就是類似案例。它1976年被發現，卻因歷次暴發多局限在非洲、缺乏商業前景，疫苗研發長期滯后。直到2014年西非大暴發并出現歐美輸入病例，才真正刺激了疫苗研發。病毒還是那個病毒，只是終于進了核心國家的視野。

5月21日，捷克布拉格，身著防護裝備的醫護人員轉運一名曾在烏干達可能接觸埃博拉病毒的美國醫療專業人員

“零號病人”是誰，其實真不重要

和過往每一次疫情暴發時一樣，一些媒體的第一反應是找到那個最初感染的人，即所謂的“零號病人”。

這幾天，“零號病人身份曝光”的標題在全球各地彈出，附帶著希爾佩魯德夫婦的姓名、住址線索和社交媒體記錄。但這些信息并非來自世衛組織或阿根廷衛生部門，而是媒體從訃告和社交平臺中拼出的軌跡。

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看，追尋“人類零號病人”對于漢坦病毒意義有限。這類病毒的主要傳播路徑是從嚙齒類動物溢出到人，而非人傳人。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病毒來自哪類鼠群、人們究竟在什么環境里接觸到了它、不同病例之間是不是同一個病毒株。阿根廷衛生部正在做的也正是追蹤第一位感染者在南美三國的旅行路線，沿途捕捉嚙齒動物進行檢測。

但公眾和媒體真正執著的，很多時候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第一個人到底是誰”。傳染病疫情需要一個開始，這個開始還必須有一個具體的人。

問題在于這個人已經去世了。他們的家屬，在荷蘭一個安靜的小城里，不得不承受突然涌來的全球目光。與此同時，阿根廷火地島省政府迅速出來撇清，強調“30年來沒有本地確診病例”。地方政府急于與疫情切割可以理解，但這種表態有意無意地將壓力轉移到了那個“外來者”身上——那個從荷蘭來的鳥類學家，那個據說在某處垃圾場感染了病毒、又把它帶上郵輪的人。

傳染病暴發之后，社會的本能是尋找一個可以定位的起點，讓人產生一種“事情已經找到源頭”的安心感。但這種“安心感”是虛假的，代價卻由無力替自己說話的人來承擔：或是已經去世的患者，或是在疫情中被污名化的族群，或是在訃告刊出后突然被全世界認識的家庭。

離我們不遠的洪迪厄斯號

如今洪迪厄斯號上的乘客已經陸續回到各自的國家，但故事遠未結束：疫情調查仍在進行，乘客們還要接受隔離和檢測。

安第斯病毒需要密切接觸才能人傳人，大規模蔓延可能性很低。但不會引發大流行，不等于容易應對。

過往研究顯示安第斯病毒的潛伏期長達6周，其他漢坦病毒潛伏期更是高達8周。由于傳染力弱，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公衛部門可以安撫民眾說病毒對大家的威脅很小。但如此漫長的潛伏期，也讓衛生部門很難斷言這場危機何時會結束。

當乘客與船員們困在洪迪厄斯號上時，世界衛生組織既是協調各個國家的聯絡員，也是具體處置應對方案的規劃者與執行者。可當乘客們回到各自國家后，世界衛生組織變成了顧問，誰需要隔離，如何隔離，隔離多久，將由接回本國國民的各個國家拍板。洪迪厄斯號上的乘客與船員來自23個國家。這意味著如今面對同一個病毒，突然有了至少十幾個決策者。

世界衛生組織只能表示自己的建議是一致的，要做42天的觀察。可姑且不說該建議不具備強制性，即便接回本國國民的各國政府愿意照做，如何觀察42天呢？是集中在醫療中心隔離，還是讓密切接觸者回家自我監測？

5月11日，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身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和西班牙國民警衛隊成員引導最后一批乘客從洪迪斯號郵輪撤離

分歧在5月10日乘客們下船那一刻起就出現了。西班牙要求所有本國乘客都在葛梅茲烏拉軍事醫院集中隔離42天；英國與法國決定讓乘客在醫院集中隔離72小時后，回家完成剩下的隔離；美國則讓乘客們自己選，可以在政府的隔離中心隔離，也可以回家。

不同的政策無疑會讓公眾困惑：這個病毒到底該如何應對，是應該更謹慎，還是應該避免過度反應？

困擾的不僅是普通民眾，5月11日，荷蘭一家醫院宣布由于處理感染者體液時操作不合規，12名員工將被隔離。

安第斯病毒當然不是新冠那樣可以引發全球大流行的全新病原體，但這些混亂，令人不禁想問：面對突發傳染病，我們到底有多少準備？

讓人不安的地方并不只是船上出現了漢坦病毒，而是我們越來越難以區分哪里是“自然”，哪里已經深深帶著人類活動留下的痕跡。垃圾場里的鳥群、活動范圍越來越大的嚙齒動物、跨洲流動的游客與郵輪，把原本彼此相隔千里的生態空間壓縮到了同一個場景里。

許多危險病毒依然長期停留在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邊緣，只有當它們進入歐美媒體視野、出現在國際航線和豪華郵輪上時，世界才突然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至于那些不斷被追問的“零號病人”，很多時候只是碰巧站在了病毒與現代社會重新接觸的交界點上。可在傳媒資訊高度發達的當下，他們往往比病毒本身更早被公眾鎖定。

一艘漂浮在大西洋上的郵輪，看起來離大多數人的生活很遠，但人與病毒之間的距離，可能從來沒有我們以為的那么遠。

（首發于騰訊新聞《大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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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6-05-22/un-sends-emergency-funds-and-staff-to-tackle-congo-ebola-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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