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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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9日,在美國的華僑走上紐約街頭,拉著巨幅中華民國國旗,以游行募款的方式支持抗戰,為抗日做努力。
整理舊藏,發現一批抗戰時期美國民間援華活動的老票據。在這一張張泛黃的故紙上,油墨與印鑒交錯,英文花體與漢字楷書并存,一枚枚中國銀行重慶分行的老票據,像一把把鑰匙,打開了抗戰時期中美民間友誼的塵封檔案。
在1941年至1946年的時間軸上,這些票據串聯起美國紅十字會、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中美學生友誼會等機構的援華往事,再現了抗戰時期美國民間援華的清晰脈絡,也見證了重慶作為戰時中國金融中心,如何成為跨越太平洋的民間暖流的樞紐。烽火歲月里,沒有驚天動地的宣言,沒有槍炮齊鳴的戰場,卻有一筆筆來自大洋彼岸的捐款、一件件送往后方的藥品,在金融票據的流轉中,匯成當年中美兩國人民共同抗擊法西斯的暖流,留下一部無聲的關于正義、人道與友誼的史詩。
票據上的歷史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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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老票據為民國30年12月26日,中國銀行重慶分行出具收入傳票,收款方標注為美國紅十字會捐贈醫藥瀘州接收站;匯款人為國民政府衛生署,戰時負責接收、分配國際醫療援助的官方機構;資金來自美國紅十字會捐贈的醫藥款,由國民政府衛生署統籌管理;匯款金額法幣558.96元。
1941年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前線戰事吃緊,后方醫療資源極度匱乏,傷病員救治、平民防疫陷入極大困境。美國紅十字會率先發起跨國醫藥援助行動,大批量急救藥品、醫用器械、防疫物資跨越重洋運往中國大后方。這張收入傳票,正是海外醫藥善款正式落地西南腹地的金融憑證。依托長江航運優勢,瀘州成為川南地區重要物資中轉節點,經由重慶統籌劃撥的紅十字會援華醫藥物資,在此分揀分發,源源不斷輸送至川渝前線戰地醫院、后方平民診所與傷兵安置點。這筆來自民間的醫藥援助,成為大后方醫院里的救命希望。這張簡易傳票,體量雖小,卻打通了海外慈善救助與內陸抗戰民生救助的通道,是戰時國際醫療援助深入西南大后方的有力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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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1918年前后美國紅十字會的一張海報,宣傳該組織的聯邦憲章。右圖為美國紅十字會的創始人克拉拉· 巴頓,攝于1884年。(? FPG/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 AP Images)
美國紅十字會是美國官方扶持、民間主導,從事人道救援、災害救助、醫療救護與國際公益援助的非營利性慈善公益組織。 1937年8月,全面抗戰爆發伊始,美國紅十字會即向華北戰區撥款1萬美元,為難民提供緊急救濟,成為最早援華的國際組織之一。抗戰期間美國紅十字會積極開展對華人道援助,是戰時重要外援力量。其援助以醫藥物資為主,源源不斷輸送急救藥品、醫療器械、戰地急救包、被服防疫物資等,依托滇緬公路輸送至大后方與前線,極大緩解戰時醫療物資緊缺困境。同時聯合海外醫護力量來華行醫,協助搭建戰地醫院,傳授戰地救護知識,培訓本土醫護人員。為中國抗日戰爭民生救助與戰地醫療保障作出切實貢獻,彰顯國際反法西斯人道主義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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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深入,美國民間援華的力量愈發壯大。第二組共計兩張票據(上圖),均隸屬于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1942年6月6日,中國銀行重慶分行向德懷特·愛德華茲兌付600美元,匯款方正是美國最大的民間援華組織——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愛德華茲作為在華救濟人員,這筆資金將用于采購藥品、物資或項目運營。當時滇緬公路已被日軍切斷,駝峰航線的物資杯水車薪,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整合了全美八大援華團體的力量,通過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與重慶分行的跨境匯款,將美國民眾的捐款源源不斷輸送到中國。這張電匯通知單,完整記錄了從美國民間捐款到在華人員兌付的全過程,成為戰時國際援華資金鏈條的關鍵物證。另一張是11月7日重慶支票,核心內容:由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簽發,向收款人兌付法幣340740.75元。兩張單據時間相差5個月,完整展現了“美元海外匯款→重慶分行接收→兌換法幣→簽發支票用于救濟”的完整資金鏈條,是戰時國際援助資金落地中國的真實流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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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援華聯合會名譽主席威爾基訪問重慶時情不自禁地輕吻一名正在表演的戰爭孤兒,坐在邊上的是史迪威將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作為抗戰時期美國最大的民間援華組織,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整合了全美數十個援華團體的力量,從紐約的華爾街到中西部的小鎮,從好萊塢明星的義演到普通家庭的募捐,每一筆善款都通過紐約中國銀行的電匯,抵達重慶,再兌換成國幣,投入到難童保育、難民救濟、醫療建設中。據統計,抗戰期間該組織總計募款超5000萬美元,約220萬中國民眾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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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兩張票據,承接抗戰勝利前后的援華脈絡,是抗戰及戰后初期中國金融與國際援助史的珍貴物證。一張1945年8月28日的匯款單,由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開具,匯款至重慶分行,金額1000美元,明確標注為捐款,指定收款方為貴陽醫學院中美學生友誼會,款項由中美學生友誼協會發起、經西雅圖中國領事館辦理,完整記錄了戰時海外對華援助的資金路徑。另一張1946年1月14日的重慶分行支票,面額為2056004元國幣,收款方為中國國際救濟委員會,是戰后國內救濟機構的資金憑證。
1945年抗日戰爭迎來偉大勝利,戰火停歇之后,中國百廢待興,教育事業亟待復蘇,大批青年學子因戰亂流離失所、學業中斷,西南地區高等教育更是舉步維艱。遠在美國的青年學子心懷善意,依托中美學生友誼會發起助學募捐,定向為貴陽醫學院學子提供求學資助,助力戰時青年醫者潛心向學,為戰后醫療衛生事業培育人才。1946年出具的現金支票,則標志著美國民間援華正式從戰時應急救助,轉向戰后民生重建、文教扶持領域。從戰時救死扶傷到戰后興學育人,這一組票據完成了美國民間援華使命的平穩過渡,也讓跨國青年友誼在戰火洗禮中愈發醇厚真摯。
縱觀五張老票據,時間橫跨五年,地域聯結中美兩地,救助范圍覆蓋醫療救助、民生救濟、青年助學三大領域,清晰印證美國民間援華覆蓋面廣、持續性強、貼近民生的鮮明特點,也讓塵封在故紙堆里的跨國援華往事,變得鮮活可觸、有據可考。
大洋彼岸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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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0日,美國群眾手持各種反日標語在日駐美大使館前示威。(圖片來源:《抗戰記憶——臺灣征集圖片集》)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海內外反法西斯力量紛紛伸出援手,美國對華援助形成官方政府援助與民間自發援華兩條并行主線,二者目標一致、形式迥異,其中扎根民心的民間援華,更彰顯純粹的跨國人民情誼。 從整體概況來看,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美國民間援華運動便全面興起,歷經整個抗戰全程,直至戰后重建階段仍持續發力。參與援華的群體遍布美國社會各個階層,上至社會名流、文藝界人士、商界精英,下至普通工人、校園師生、平民百姓,全民掀起援華熱潮。好萊塢藝人舉辦義演募捐,商界人士帶頭捐資,校園開展愛心籌款活動,普通民眾自發捐獻物資錢款,各類民間援華社團遍地開花,而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便是整合全美援華力量的核心樞紐機構。該機構統籌全美民間愛心資源,建立規范化募捐、匯兌、投放體系,募集巨額善款與生活物資,全部精準投放到中國大后方。援助內容摒棄軍事戰略物資,始終聚焦民生剛需,涵蓋戰地醫療救助、難民衣食保障、戰時兒童保育、后方生產扶持、戰后文教復興等方方面面,直擊戰時中國民生痛點,實實在在為身處戰火中的中國民眾排憂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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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0日,五百余名美國學生與廣大群眾舉行盛大的反侵略運動,以日貨三十八箱投入海港作援華反日之示威。(圖片來源:《抗戰記憶——臺灣征集圖片集》)
而美國政府主導的官方援華,多依托國家外交政策、戰時戰略布局開展,以《租借法案》為主要依托,援助重心偏向軍事武器、作戰物資、戰時大額軍政貸款以及軍事戰略協同,援助行為帶有鮮明的國際戰略考量與政治外交屬性,服務于整體反法西斯戰局布局,援助節奏、援助規模極易受到國際政局、雙邊外交關系波動影響,具備較強的功利性與不確定性。 二者本質區別清晰分明:官方援華立足于國家層面戰略協作,是戰時同盟之間的利益協同;而美國民間援華根植于普通民眾的正義之心與共情之心,無關政治利益、不計外交得失,純粹出于對中國人民反抗侵略正義之舉的認同與同情,是發自心底的善意幫扶。 在漫長的抗戰歲月里,沒有官方外交的強勢推動,無數美國普通民眾跨越地域隔閡,以微薄之力匯聚成磅礴暖流,跨越太平洋涌向中國大地。這份不帶功利、純粹赤誠的民間情誼,超越國界、超越陣營,成為近代中美兩國人民交往史上濃墨重彩的溫情篇章,也讓反法西斯戰爭不僅是一場武力對決,更是一場全世界正義民眾同心向善、攜手抗暴的正義之戰。
戰時重慶的樞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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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聚集臨江門夫子池廣場,參加慶祝陪都建立大會
1937年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后,這座位于長江上游的山城,不僅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更成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四大銀行的總行遷至重慶,美豐銀行、川康銀行等地方銀行紛紛設立分支機構,渝中區打銅街一帶,更是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成為戰時中國金融網絡的核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成為美國民間援華資金進入中國的樞紐,而中國銀行重慶分行,則成為這些善款流轉的關鍵節點。
從紐約到重慶,再到瀘州、貴陽,每一筆美國民間援華資金的流轉,都離不開重慶金融網絡的運作。從1941年到1946年,重慶中行的這些票據,見證了美國民間援華資金的流轉,也見證了這座山城在烽火中的堅守。在日軍的轟炸下,銀行的庫房被炸,工作人員的住所被毀,但他們依然堅守崗位,確保每一筆善款都能安全抵達。這些泛黃的票據,正是他們工作的見證,也是戰時重慶金融工作者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的縮影。
戰爭的硝煙散去,這些老票據被封存于檔案柜中,成為歷史的見證。然而,紙頁上的油墨與印鑒,依然傳遞著溫暖的力量,每一筆資金,每一個簽名,每一枚印章,都承載著中美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結下的深厚友誼。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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