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回顧，當年的“圍攻余秋雨”，近乎“全員惡人”

現在回頭看，文化界大批余秋雨，應是從1992年開始的，起初也只是說他“文風”或“學風”有問題，是比較正常的行業批評。余秋雨最大錯誤在防衛過當、反應過猛，公開說這些批評文章是“無以名狀的邪惡與陰毒，才讀幾句就像吃了蒼蠅，最好的辦法是趕快推開”，直接激怒了同行們，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了。倘若一開始，余大師能夠謙遜一點，亦或干脆不作任何回應，后續可能不會有那么多事了。這很像當下的網紅或明星，名噪一時，流量寵兒，只因態度過于高傲，言語過于刺人，導致引發眾怒，矛盾愈來愈深，最終無法解套了。

所以，大概從1996年開始，對于余秋雨的批評，已經逐漸變了味，主導不再是正經嚴肅的文學或學術評論，而就是千方百計“找茬”，論工拙于毫芒，評短長于一字，集體放大鏡找他的問題。從“文風”與“學術硬傷”挑刺，逐漸轉向品行追究與道德審判，乃至到處挖他“發跡前史”，所謂“人格之爭”實際就是一種變相的人身攻擊。而余秋雨的應對，又出現重大失誤，不但未曾吸取教訓，反倒態度更加強硬，完全是傲然睥睨且死扛到底的架勢。現在想，那個時候的余秋雨，如此精明一個人，之所以會如此顢頇，應該是誤判了形勢。他可能覺得自己是文化界頭號“流量明星”，所到之處都是閃光燈，新書一出版照樣“洛陽紙貴”，很自然以為輿論在握，“群眾”或“公論”會更愿意聽他的，而非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文人、小報記者。

可問題在于，一個小文人或一介“小報記者”，當然不成氣候、不足畏懼，可如果他們全部合起來，形成利益聯動呢？到了這個時候，話語權的掌握顯然不在具體某個“流量明星”，而在操持這些平臺的“文化人”群體，何況那還是個紙媒為王的時代，“群眾”都還沒有多少發言權，“公議”也可翻云覆雨。一句話就是，余秋雨在不經意間，早就把文化界人士近乎得罪精光了。如此不出意外，他很快就從萬眾矚目的“文化明星”，墮為遭“群嘲”最慘的“余大師”。到了這個階段，余秋雨實際已百口莫辯。他剩下唯一的招數，自以為可以說服“群眾”（實際是“文化圈”人）的，就是拿“盜版”說事，同樣搞起“人身攻擊”，指責那些批評者不是出于嫉恨，就是盜印商的黑手，還自比遭人暗算的蘇東坡，那種悻悻然怒又戚戚然憂的狀態，由于過度夸張，一下子變得更有話題性了。想余大師到底是搞戲劇的，古典文史讀得不夠多，他似乎不知道黃庭堅早就有言，“俗子喜譏評東坡”（《山谷題跋》），對于雞毛蒜皮的閑言碎語，東坡可是無所謂，向來付之一笑的。

如今30年后再回首，明顯可以看出，這種“寧殺錯，不放過”的絕對化打法，以及自戀程度無限加劇的拙劣表現，不僅“群眾”不會相信與同情，反感更深了，連中立者都給推到了“敵營”，余大師從此處境更加岌岌可危了。此后的他，差不多淪為孤家寡人一個，連一個為他說話的人幾乎都沒了，比如起初大力推轂他的伯樂余光中白先勇們，后來也悄然轉變態度，委婉承認看錯了人。余秋雨一再吹揚海上大佬王元化，可人家從未公開為他說話，其子王承義后來還公開藐視， “我們家對余秋雨很排斥”（《吳拯修訪談錄》）。到了2003年前后，文史學界也大批出動，深挖各種材料，指控他有“污點”，愣將這“反余”戲碼推向頂點。連他過去的那些同事，都紛紛出來“指證”他那“難言之隱”的少年營生，老余遍體鱗傷。“舊同事們”都紛紛站隊了，“群眾”自然更不會相信余秋雨的一面之辭，即便他說的可能才是真實版本，自辯是更有道理的。到了這個份上，講理已沒什么用處了，情緒才是主導一切的重心。“余秋雨”這個名字，逐漸成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潔”的符號，拂郁公論以至于今。

當然，這些也可說老余此前“做人”到底不夠周到，是“有事鐘無艷，無事夏迎春”? 引發的后患問題。他自己扶搖直上了，卻懶得關照下那些老伙計們，導致他們也成了“幫兇”。老余后面一再痛斥“小人”嫉妒起來最難纏，其實就是暗指那些故人。這自然也是策略失誤，本來要及時補救很容易的，都同在上海，打個電話亦或聚聚餐，說些好話，聯絡下感情，順帶送點溫暖，似乎立馬都能緩頰的事，他偏偏還是要冷漠到底。想他此前還當過多年大學祭酒，真不知道咋想的，連這等小兒科的“安撫”工作都做不好。似乎也只能推測說，彼時的他真的膨脹了，心態飄了，太渴望高大上且完美無瑕的“一代宗師”人設了，都不屑于與那些“穿開襠褲一起長大的”落魄兄弟再打任何交道了，名字一塊出現都覺得臭。余秋雨的糊涂，讓彼時對岸的吃瓜群眾龔鵬程都迷惑不解，說“他越打，敵人越起勁，這真是何苦來哉？”（《鵬程隨筆》2004.12.19）。這是好熱鬧如龔老也沒想明白，喜歡“高光時刻”的人，是有表演欲的，幾乎不由自主。

比如“徐老三”與胡錫濤諸位“故人”，一開始還是為余辯護的，可余居然覺得他們多此一舉，哪壺不提提哪壺，仿佛與之并提是莫大恥辱，還要反唇相譏。到底同事一場的情誼，你既然這么涼薄，至此也就破碎了，無需再去維持了，可以很坦然來個“義不容默”，沉寂多年后借機再曝光。而倘若共事者都要集體倒戈，這種名譽上的殺傷力才是最大的，因為“群眾”天然相信“身邊人最有發言權”的樸素經驗主義，一個人要是讓所有同事都孤立，那是怎么辯解都是越描越黑的。他過去的衿契鐵哥們，“我的朋友沙葉新”，“反水”淪為“欽定四大惡人之首”后感嘆說，“（余）這個人吶，真是不可救藥”，言下之意就是覺得余大師過于“愛惜羽毛”，太端著，太好名，為人又鼠肚雞腸，蒜皮睚眥，從而導致應對方式過于愚蠢，本來不過“畢竟一書生”五字“免責聲明”就能輕飄飄蹚過的事，是湯一介朱維錚馮天瑜劉夢溪都干過依然無妨巋然大師的事，是彼時所有知識分子顛倒夢想而不可得的事，結果欲蓋彌彰弄巧成拙翻船了。這個病，要用中醫診脈，或許就是“以清虛之府,纖芥不容,難護易傷故也”。

近30年后的今天，待一切塵埃落定，再重新扒這些八卦資料，我自己對于余秋雨，其實總體還是比較同情的。一個，所謂的盜版商“黑手”，我相信確實有，畢竟那時“余秋雨”就是塊肥肉，書商都在覬覦，都夢想著吃上一口，都在用盡手段；二個，我也覺得好些批評者看似正義凜然，其實就是意在“蹭流量”，要靠罵余秋雨博出位、迅速出名，最起碼還能掙到一些優厚稿費，所以那些年不僅報刊上罵余秋雨成為潮流，出書“指導”余秋雨居然也成為熱門選題，好些無名之輩真的借此躥紅，亦或大掙其財。比如金文明指控余秋雨“學術不端”，抄襲章培恒《洪昇年譜》，由于事情太過荒謬，搞得事主章培恒都“垂死病中驚坐起”，趕忙在醫院中寫澄清文章。諸如此類，意圖都是很明顯的。所以，如今回頭查閱，這場持續近20年“圍攻”事端，始終沒留下什么有意義的討論，文獻資料價值約等于零，乃至連一篇可觀的文章都付諸闕如，散場后惟馀一灘狗血一地雞毛，滿目瘡痍。絕大多數批余文章，要么小題大作，要么上綱上線，愈到后期愈是如此，生怕落后一步搶不到了，文人集體的劣性也是展露無疑的。章培恒說好些“反余者”是“借文史差錯之名攻擊、誣陷余秋雨”，可說是公道話。“八大門派圍攻余秋雨”事件，往大了扯，也可以說是一起關涉“前閱讀”的公共心理癥候。

當然，我這么說，也并非全站余秋雨。蒼蠅不叮無縫蛋，余自身的問題也是夠大的。歸納起來大抵有三：一個就是如前所述的，他回應策略一誤再誤，這是判斷能力不足問題；其二，他似乎真太飄飄然了，少年得志，中年暴富，老來又什么都想攬之入懷，可與此同時人緣極遭，導致“失道寡助”，確實可說是有那么一點“人品”問題；其三就是他態度過于蠻橫，自我認知過于自負自戀，有錯不認，明知故犯，執迷不悟，自然得不到支持者，這其實就是性格缺陷問題。但總體而言，確實都屬于小問題，無非身為文化名人，風度不足氣量不夠，以及水準有欠，現實感喪失，溯及顛末，挹其得失，不過如此。比如他的那部“封筆”自傳《借我一生》，有一章專門留給反對者，還特意形容其中某一位的特點，是“衣著潦草,穿得很差”，暗示人家是因窮困才糾纏上他這個名人大款的，他本人是自以為得計，可效果顯然極差，多數讀者看到此處，只會愈加反感，因為攻擊手法太LOW了，也不大會代入他那一方。可以說，余大師與其反對者，越到后來就越同化，面目逐漸一致了。后來某學者看不下去，出來呼吁“網絡文明”，禁止臟話罵人式的表達，針對的就是正反兩方，相當于中立裁判各打他們五十大板。

坦白說，我過去也是很討厭余秋雨的一個吃瓜群眾。可二三十年后，隨著閱歷增加，還有時間也沉淀下來了，有了更多的旁觀理性，反倒是比較同情余，轉而更討厭那些“正義人士”的，畢竟余再怎么說都并非主動挑釁者，而是被迫防御。他的毛病，至多也就是骨頭偏軟媚，有那么一點“謾訝鈐山文體變，渠家底里是青詞”的意思，可當下文場學林又有幾個鐵脊梁硬漢子呢？所以，不客氣地說，這場曠日持久的“圍攻”鬧劇，說是近乎“全員惡人”也是不為過的。想起前些年在本地醫院候診椅上突然“溘然長逝”的古遠清老先生，這位曾讓余秋雨氣到破口大罵詛咒他“早日進精神病院養病”的“打余專業戶”，十多年前曾來附近交流，談及當年“余秋雨事件”，他明顯是很洋洋自得的，自詡生平干過“最厲害”之事就是讓余秋雨暴跳如雷，而余后續狀告反倒讓他名滿天下云云。從其言談中，我是很直觀體會到，這些人“反余”，著實很難說是激于義憤，心中盡著打小九九了，不是有私人恩怨，就是意圖剮蹭點名利，“余秋雨”不過是他們任意操縱的流量密碼。

老余馬蘭夫妻近照

坦白說，那一晚，古先生在昏暗講臺上那實誠又詭異的笑，曾剎那間讓我懷疑所有文學批評的意義。現如今重彈這段八卦，我還想起兩則名人論斷：一個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一個著名比喻，他說中國社會就像個沒有裁判的巨型足球場，球員可以按照各自內心中的規則踢球；而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于連顯然更狠，他曾說中國人壓根拒絕說服他人與被人說服，會覺得言語沒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的態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勢：中國的效力觀》，北大社2009年版，頁48）。我覺得，這兩段似乎特能說明“圍攻余秋雨”此事的整體性質：罵的人看似“路見不平一聲吼”，其實是無所不用其極亂罵一通；而被罵的那一方，總自詡“溫良恭儉讓”，可從來不會想到接受批評，不管你罵得如何有道理。

2026.5.3夜，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