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歷史轉折時刻

文/潘敬國

1976年1月8日，擔任政府總理26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十里長街，一時間悲歌久久回蕩。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擔任領導職務近半個世紀，每當歷史轉折關頭，他總是勇敢地擔當起歷史責任，為黨、人民、國家和人民軍隊建立了卓著功勛。

一、五四運動，“思想顫動于獄中”

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云出，愈見嬌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嬌妍。

這是周恩來在1919年4月結束日本的留學生涯前寫的詩。在日本，周恩來沒有尋到救國的道路，聽說南開大學即將成立，準備回國報考。此時的周恩來不愛說笑，卻總是在思考人生的哲理。也許周恩來沒有想到，回國之后他即將迎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選擇。

◆五四運動時期的周恩來。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fā)了。中國民眾第一次以愛國為目的，廣泛地行動起來。群眾的怒火延燒到天津，而周恩來從日本經(jīng)東北回國后，也來到了天津。還沒入學的周恩來受邀參加《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報》，并以自己的專心和視野，讓這份小報成為“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幾個月后，在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基礎上，成立了覺悟社。周恩來興奮地寫下《覺悟的宣言》，并請李大釗到覺悟社講話。這群被稱為“最優(yōu)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把覺悟社鍛造成為“天津的小明星”。周恩來也和其他覺悟社社員一起迅速成長，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中流砥柱。

1920年1月，周恩來在游行請愿時被捕入獄。在半年的牢獄生涯中，周恩來分五次作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其內容是介紹他在日本時看過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階級斗爭學說等。通過獄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研究，周恩來的“思想顫動于獄中”，革命意識的萌芽破土而出。

二、“艱難締造”，打響挽救中國革命的第一槍

1942年8月1日，在南昌起義15周年之際，身處國民黨統(tǒng)治中心的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們找來一塊紅色綢緞，南方局副書記董必武親自手書“艱難締造”，并在其后豎書“獻給南昌起義奠定八路軍初基的領導者周恩來同志”字樣。1992年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去世后，工作人員在整理她的遺物時，在她臥室床前的小保險柜中發(fā)現(xiàn)了這面錦旗，它被兩位偉人珍藏了50年之久。

1920年，周恩來出獄后不久就決心赴歐求學，希望通過了解歐洲的社會發(fā)展情況，“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在歐洲，周恩來通過“反復推求比較”，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表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從此，周恩來從愛國學生走上了職業(yè)革命家的道路。

時代似乎在20世紀20年代加上了加速器。1924年至1927年，中國的大地爆發(fā)了一場以國共合作為特點的革命運動。伴隨著“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聲，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民主革命。“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周恩來應召回國，彼時，周恩來26歲。

◆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

回國后，周恩來先后擔任處于革命中心的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長、被孫中山寄希望為革命的“根本”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討伐叛變革命的陳炯明的東征軍政治部主任、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總指揮等職務，其才能迅速得到全黨的了解和承認。1927年，周恩來進入中央領導層。此時，大革命卻突然因為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叛變而轟然失敗。

面臨腥風血雨，革命者何去何從？中共中央果斷決定周恩來領導發(fā)動南昌起義。8月1日凌晨2時，三槍為記，口令“河山統(tǒng)一”，槍響劃破南昌寂靜的夜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國民革命軍兩萬余人，在南昌發(fā)動了武裝起義。聶榮臻后來說，南昌起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開始。從這時起，中國人民自己的軍隊誕生了。在這支起義部隊里，走出了后來人民解放軍的六位元帥：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和林彪。

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兩先生為貴方黨國中堅，領導黨議。倘能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zhàn)，早開談判，俾得實現(xiàn)兩黨合作，共御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這是1936年9月22日周恩來給國民黨負責黨務的陳果夫、陳立夫的信。更早之前，周恩來在白區(qū)斗爭時，陳果夫、陳立夫及其領導的特務機構是周恩來和他領導的中央特科的主要對手。

也在當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fā)布了根據(jù)周恩來提議而作出的《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1936年是一個極其不平凡的年份。當年6月間，廣西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日本侵略者想要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時候，就是我們作出最后犧牲的時候。這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南京政府首次改變妥協(xié)投降政策的舉動。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長征結束。12月，西安事變爆發(fā)，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統(tǒng)治者的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扣押起來，原因無他，就是因為蔣介石不愿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

遠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事前毫無所知。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形勢。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xié)商爾后大計?！边@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出現(xiàn)在蘇區(qū)以外的中國政治舞臺，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飛赴西安，呼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返抵延安時在機場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歡迎。左三起：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蕭勁光。

在西安，周恩來與蔣介石的代表宋美齡、宋子文談判，與張學良、楊虎城溝通，協(xié)調各方面力量，解決各種復雜而棘手的問題。在極端緊張和復雜的歷史時刻，周恩來身處暴風眼，卻以智慧和赤膽，在充滿驚濤駭浪的險境中，挽狂瀾于既倒，實現(xiàn)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親身參與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等評價，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在西安，毛主席、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就很難得到貫徹”，毛澤東則說，這是“時局轉換的樞紐”。

1937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國共兩黨開始團結抗日、共御外侮。

四、新中國成立，“周公確有吐握之勞”

1949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談到新中國政府未來的人員組成。其他人事問題還未來得及商量，毛澤東獨獨談到：周恩來一定會參加政府工作，其性質相當于內閣總理。這一年年底，毛澤東在給好友柳亞子的信中再次評價了周恩來：“周公確有吐握之勞。”這里，毛澤東借用曹操“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名句，夸贊周恩來理政之勤、之德、之能。周朝的周公為了招覽天下賢才，接待求見之人，一次沐浴要多次握著頭發(fā)，一餐飯要多次吐出口中食物來，后遂用“周公吐哺、一沐三握、一飯三吐”等表示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為招納人才而操心忙碌。對于這個稱謂，民主人士也多有贊同，稱周總理不愧為“周”總理。

◆周恩來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

1949年解放戰(zhàn)爭大局已定，一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周恩來一面協(xié)助毛澤東指揮三大戰(zhàn)役，一面籌備召開新政協(xié)。他推心置腹地跟民主人士表示，“在建設上我們做一個小學生，向大家學習”，“大家都長于一樣而短于另一樣”，“協(xié)商這兩個字非常好”，籌備好新政協(xié)，起草好《共同綱領》，將“決定聯(lián)合政府的產生”。

為了起草好《共同綱領》，周恩來在6月下旬將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將近一周，親自執(zhí)筆，寫出全文。這以后又經(jīng)過七次大的修改，并在新政協(xié)代表中反復討論，終于在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體會議上通過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文件。這部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文件，確立了新中國的國家政權制度，包括國體和政體，明確提出在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奠定了新中國初期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

9月30日下午6點，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體代表乘車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周恩來在莊嚴的氣氛下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詞，“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這一夜，51歲的周恩來徹夜未眠。新的紀元即將開始，新的國家即將建立。即將擔任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為開國大典繼續(xù)忙碌著。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頃刻之間，在天安門廣場上30萬人的海洋中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

◆1949年10月1日，周恩來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周恩來是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的巨星，中國共產黨的一面不朽的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斗的人生歷程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成為新中國孕育、誕生、成長和取得崇高國際威望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成為中國人民在自己選擇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上艱辛探索、不斷開拓、凱歌行進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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