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軍 | 郭齊勇教授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及其理論貢獻

中國哲學史由古典形態轉換為現代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的重要標志之一。這一現代學術門類的建構，對中國傳統經典詮釋的新途徑、認識的新層次，在人文學科的現代化建設中產生了重大影響。“五四”前后，胡適提倡文學革命，名重一時，但胡適的學術貢獻，主要還是他寫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運用新的學術方法，涉及中國高層的學術文化，拉開了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序幕。其后，人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不同的途徑與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或通史，或斷代，或人物，或思潮，或專題，或史料，百花齊放，成果豐碩。在這片新的學術園地中，每項學術成果都有其時代價值，每位成名學者都有其歷史地位。但相比較而言，又以成熟的通史類中國哲學史著作及其作者的影響為巨。人們言及中國哲學史研究，總會聯想到胡適、馮友蘭、張岱年等前輩學者。因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雖非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但其研究方法，開時代風氣之先；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以現代學術方法系統地考察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建構了中國哲學通史研究的范型；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為人們提供了中國哲學通論研究的范式。此后，任繼愈、馮契、蕭萐父等學者承先啟后，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中國哲學通史研究做出過自己的貢獻；不少后輩學者也在中國哲學通史園地繼續耕耘，為推進中國哲學通史研究竭盡心力。在這些學者中，郭齊勇當是取得了重要學術成果的學者之一。這里我們僅就郭齊勇在中國哲學通史研究中取得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做出的學術貢獻，做一些評介。

“疏通知遠” 與“繼往開來”——郭齊勇的三部中國哲學通史

郭齊勇 1978 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是恢復高考以后，較早進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學習的學生之一。1977 級、1978 級的學生，經歷過“學問饑荒”，進入大學之后，如饑似渴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當年的珞珈山下，不乏“蟲聲窗外月，書冊夜深燈”的讀書景象。1977 級、1978 級的學生，不僅熱情自律，學習勤奮，且不少人有志于國家的學術文化事業，郭齊勇即是如此。本科畢業以后，他立志深造，師從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教授，相繼完成了碩士階段和博士階段的學業，是武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畢業的第一批博士生。郭齊勇碩士畢業后即留校任教。任教四十年間，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學院院長，兼任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的副會長；受聘為德國特里爾大學、我國臺灣政治大學的客座教授。在擔負繁重的行政工作、社會兼職工作的同時，郭齊勇始終不輟學術耕耘，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學術成果，影響廣泛深遠，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肯定。

郭齊勇學術論著繁富，就規模與影響而言，當首推他的三部中國哲學通史，即上下冊《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史》、十卷本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中國哲學史新編》是由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學科點于1996 申報，教育部批準的重點教材立項選題，歷經六年，選題成書，200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近六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雖曾得到蕭萐父、李錦全教授的指導，但全書由馮達文與郭齊勇擔任主編，具體編寫工作，都是由主編組織完成的。此書編寫，方法上自覺擺脫“教條化與西方模式”，發掘“中華人文精神與中國哲學的自身特點”，“突出周秦之際、明清之交等社會與文化轉型期的哲學創造”，“注意傳統哲學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以及“哲學與倫理、政治、宗教、文藝、科技思想的交融與互動”，不論篇章內容還是理論旨趣，皆具時代特色，讓人讀來耳目一新。作為主編之一，郭齊勇對這部教材編寫的成型與成功，貢獻很多，居功甚偉。

郭齊勇的第二部中國哲學通史著作，是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史》。這部近六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史》的寫作，緣起于郭齊勇承擔“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哲學史》的編寫任務。全書通過整理郭齊勇長期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的講義成型，展現了作者長期在中國哲學史教學中的所思所學，篇章結構、思想內容，獨具個性特色。作者曾自記本書特點，大意為：避免“繁瑣考證”，“直奔哲學性主題”；慎選思潮、人物，突出重要命題、范疇，以斷其得失；突出原典解讀，厘清中國哲學內涵，以別中西哲學異同；拓展學術視野，廣泛吸納海內外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史料，展現時代特色。這種特點，實際上表述了這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在這部《中國哲學史》中，郭齊勇以先秦、漢唐、兩宋至清、現代四編分期，通釋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對歷代哲學家思想解析的輕重、詳略自立權衡，將編書過程視為自己與“古圣先賢”的“心靈溝通與思想對話”，使這部著作不論內容還是方法，都具備自己的特殊價值。有學者主張，思想史研究或哲學史研究，可以“成為研究自我意識和自我意識成長的發展史”，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只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不再是某種機械的工具和盲目的奴仆”，才可能自立，真正走出自己的路。郭齊勇的這部《中國哲學史》，不論內容架構還是方法選擇，都體現出一種“自我意識”，力圖“走出自己的路”，為人們研究中國哲學史提供一種值得參考的新范式。

郭齊勇的第三部中國哲學通史著作，是他主編的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這部《中國哲學通史》是郭齊勇應江蘇人民出版社之約，組織學界同仁，歷時十五年編寫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學術巨著。全書以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現代、少數民族哲學、古代科技哲學十卷的篇幅，考察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以廣闊的學術視野，吸納海內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通過六百多萬字的宏大敘事，勾畫出了中國哲學發展巨大的歷史畫卷。郭齊勇主編這部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雖提倡各卷作者自己把握對其考察對象的解析評斷，在學術觀念方面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但全書寫作，從篇章結構、研究方法、理論追求到具體的寫作計劃與團隊組建，都是由郭齊勇擬定的。郭齊勇主編的這部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深化了自己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也使他思考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在更廣闊的學術領域全面付諸實踐，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尚未形成過以“中國哲學通史”命名且規模如此宏闊的學術著作。郭齊勇主編的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不僅為這一領域的補白之作，也代表著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探索、新貢獻。

《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全10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總之，中國哲學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不斷延續的歷史過程，是一個真實地再現與理解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過程，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人們在中國哲學史這一學術園地中不斷耕耘，需要人們對中國哲學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郭齊勇的三部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哲學通史研究的新成果，記述了郭齊勇對中國哲學通史研究的歷史貢獻。

“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郭齊勇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以他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思考與理解為前提，這種思考與理解又以他對民族文化傳統的“自覺”“自信”為基礎。郭齊勇不認同學界部分學者對“中國有哲學”的否定。在他看來，“凡是思考宇宙、社會、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范疇”。他將哲學定義為“人們關于宇宙、社會、人生的本源、存在、發展之過程、律則及其意義、價值等根本問題的體驗與探求”。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及言意關系、古今關系等乃是中國哲學關注的重要問題，對這些關系的探求論釋，使中國哲學形成了自己固有的觀念、范疇系統；并將“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理解為中國哲學的特征。郭齊勇認為，中國哲學的特征，使其系統不宜簡單地歸約于西方的哲學系統，但是，就哲學的對象與意涵而言，中西哲學、中外哲學又不無可以通約之處。

郭齊勇對哲學、中國哲學的定義及其特征的理解，使他并不排斥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研究中國哲學。在他看來，“胡適以實驗主義，馮友蘭以新實在論，賀麟用新黑格爾主義，方東美用生命哲學，侯外廬、任繼愈用馬思主義，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爾哲學等作為參考系來研究中國哲學，都有新發現并取得不凡的成就。這是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形成過程中之不可免的途轍”。但是，不論是現代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的成立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建構，都應當突顯自身的特質與精神。基于這種理解，郭齊勇主張從“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內在性的批評與思想的訓練”等不同層面去思考建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改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靠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地‘梳妝打扮’‘削足適履’的狀況”。

郭齊勇將中國哲學視為一個可區劃為不同階段的動態的發展過程，肯定這一過程的歷史延續。這使得他將現代中國哲學學科建設也理解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強調中國哲學學科發展的開放性。認為中國哲學學科的完善與發展，“仍然離不開中西方哲學的多方面的更加廣泛深入的交流、對話與溝通”，只有吸納西方現象學、解釋學等新的哲學觀念，開拓我們的學術視域，更新我們的研究方法，“保持世界性與本土化之間的必要的張力”，“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體系、框架、范疇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才能促進中國哲學學科的完善與發展。

郭齊勇對哲學、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在理論上也形成了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是他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經驗總結、思想結晶；為人們繼續中國哲學史研究在方法上提供了多層面的參考價值，這是他從另一側面為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做出的貢獻。

“文化根脈”與“心靈安頓”——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追求與關懷

確立“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是郭齊勇理解的重要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也體現了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理論追求與現實關懷。這種理論追求與現實關懷，使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重視對中國“文化根脈”的詮釋，關注人們現實的“心靈安頓”；也使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理論趣向，尤為關注對儒家哲學乃至廣義的儒家文化的深入探究。

郭齊勇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上，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先秦儒家繼承三代大傳統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終極信仰，以禮樂文明為背景，以‘人性天命’問題為樞紐，肯定天道、天命下貫為人之性，創立了凸顯人性尊嚴、人道自覺、人格獨立的‘仁’學系統，側重解決天人之際中‘人是什么’的問題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主張通過人文建構、人事活動，特別是道德活動上達天德，把宗教、哲學、政治、道德密切地結合了起來。儒道及諸子以“氣”的傳統與相對相關的‘陰陽’觀念，形成連續性、整體性的宇宙觀及宇宙生成論。”這種以詮釋“人是什么”與“人之所以為人”的儒學理論，自漢代獨尊儒術開始“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和學術思想正統”，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孔子提出的道義原則，仁愛忠恕原則，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想”，不僅為中國人“安身立命、中國文化可大可久”提供了依據，也成了“千百年來中國士人知識分子的人格典型”。

郭齊勇對儒家哲學的關注，側重于先秦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研究。除了《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通史》中對儒學的考察之外，他的《中國儒學之精神》《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守先待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等學術著作，考察對象大都集中在先秦儒學；他的《熊十力傳論》《熊十力哲學研究》《錢穆評傳》《梁漱溟哲學思想》《現代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等則為他研究現代新儒學的學術專著。郭齊勇的這些學術著作，不僅內容上極大地豐富、深化了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在方法層面上集中展現了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關注中國“文化根脈”與“心靈安頓”的學術趣向。

郭齊勇關注儒學對于“文化根脈”與“心靈安頓”的理論價值，肯定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他形態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理論價值與歷史地位。他的《中國文化根脈》一書，除了闡釋五經、禮樂、四書、儒道、天人、勸學、制度、王道等問題，也論及諸子、佛禪。認為儒道能夠幫助“找到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佛禪則可助人“彰顯個體內在的價值”，這體現了他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放包容的態度。在郭齊勇看來，只有開放與包容，才能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論成果還是方法，皆具自己的個性與特色，值得借鑒。中國哲學史是一個需要繼續發展的學術門類。多種途徑、多種方法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始終是人們面臨的一道歷史課題。在今天開放包容的學術環境中，有學者議論經學，有學者主張中國古典學。不論經學還是古典學，其解釋對象與思想層次，或多或少都與中國哲學史研究有契合之處。筆者樂見人們以新的途徑與方法，對中國傳統經典做新詮釋；也期盼郭齊勇教授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再出新成果，以嘉惠學林，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設再做新貢獻。

作 者：田文軍，曾擔任武漢大學哲學系系副主任，武漢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等職務，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同時兼任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馮友蘭學術研究會理事。主要研究中國辯證法史、宋明哲學、馮友蘭哲學以及日本文化比較等。著有《馮友蘭與新理學》《馮友蘭新理學研究》《馮友蘭傳》《中國辯證法史》。

來 源：《名作欣賞》2025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