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億賠償降至1億！重慶啤酒與嘉威“家族內斗”終于停火

重慶啤酒

成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是中國最早的區域啤酒企業之一，長期深耕西南市場。2009年前后，公司在國企改制與外資進入背景下，與重慶嘉威簽署長期包銷協議。2013年嘉士伯入主后，重慶啤酒推進全國化與高端化戰略，原有合作機制逐漸暴露矛盾，并最終演變為持續兩年多的合同糾紛訴訟，直至2025年底在二審階段達成調解。

2026年1月6日，重慶啤酒發布公告稱，公司與參股子公司重慶嘉威在二審階段達成調解，持續兩年多的合同糾紛正式結案。

這場訴訟源于一份簽署于國企改制時期的長期包銷協議。隨著2013年嘉士伯入主，重慶啤酒經營重心逐步轉向全國化與高端化，原有圍繞“山城”啤酒形成的利益分配機制開始承壓。

矛盾在戰略調整與市場環境變化中不斷累積，最終從內部分歧走向司法程序，并在高院調解下暫告一段落。

01

三年爭議變成3.53億的官司

重慶啤酒與重慶嘉威的合作，形成于嘉士伯入主之前。2009年前后，重慶啤酒正處于國企改制與股權變動階段，在這一背景下，雙方簽訂了涉案包銷協議，約定由重慶嘉威負責生產并由重慶啤酒包銷“山城”等品牌啤酒，協議期限長達20年。

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這份協議并未引發明顯爭議。一方面，“山城”啤酒仍是重慶及周邊市場的重要本地品牌，銷量穩定；另一方面，重慶啤酒尚未全面推進全國化戰略，對本地品牌依賴程度較高。包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產與銷售協同成本，也保證了嘉威的產能利用率。

隨著嘉士伯逐步成為重慶啤酒控股股東，公司經營思路開始發生變化。重慶啤酒的戰略重心，從區域市場經營轉向全國布局與高端化升級，烏蘇、1664、嘉士伯等品牌被持續加碼，“山城”品牌在資源分配中的優先級逐漸下降。

重慶啤酒2025年三季報

重慶啤酒2025年三季報

但包銷協議并未隨戰略調整而同步修改。固定的結算方式、量價機制與期限安排，使得重慶嘉威仍能在銷量與利潤分配中獲得較為穩定的收益，而重慶啤酒在品牌投入、渠道費用、市場推廣等方面承擔的成本不斷上升，雙方的利益錯位逐步顯現。

截至2023年，重慶嘉威在過去15年間累計獲得凈利潤超過20億元，年均約1.3億元。這一數據在啤酒行業中并不常見，也為后續矛盾埋下伏筆。

02

全國化推進引發合作矛盾激化

隨著重慶啤酒高端化和全國化推進，包銷合作的矛盾開始集中爆發。重慶啤酒認為，公司自身產能充足，并不依賴嘉威代工生產，長期包銷協議在當前經營階段已明顯不符合公司整體利益結構。

重慶嘉威則堅持認為，包銷協議是在合法合規、股東回避表決的前提下簽署，且在嘉士伯入主及后續盡職調查過程中從未被否定，應當持續履行。

2023年10月11日，重慶嘉威正式向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重慶啤酒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存在違約行為，要求賠償量價差損失等相關費用。訴訟將雙方長期存在的內部矛盾公開化，也使重慶啤酒面臨實質性的法律風險。

2025年3月，重慶啤酒收到一審判決結果。法院判令重慶啤酒在10日內向重慶嘉威支付約3.53億元。這一金額遠超市場此前預期，也對重慶啤酒的財務報表與市場預期形成明顯沖擊。

在一審判決作出后，重慶啤酒迅速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公司在公告中明確表示，不認可一審判決結果，并強調包銷協議在當前經營環境下存在顯失公平的問題。

在此期間，重慶啤酒已基于一審判決計提了約2.54億元預計負債，對利潤形成直接壓制。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成為公司階段性經營壓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03

二審調解顯著降低賠償風險

在重慶高院主持調解下，重慶啤酒與重慶嘉威于2025年12月31日簽署《調解協議》，并于2026年1月6日對外披露。雙方同意終止訴訟程序，以調解方式結案。

根據協議核心內容，重慶啤酒或其子公司需一次性向重慶嘉威支付截至2025年12月31日前的全部量價差結算款1億元。這一金額相比一審判決的3.53億元大幅下降，顯著降低了重慶啤酒的直接賠償壓力。

同時，雙方對2026年至2028年期間的產品包銷合作方式進行了重新約定，包括包銷量、結算價格及分紅安排等事項。調解方案并未立即切斷合作關系，而是通過重新設定規則，暫時維持業務穩定。

在會計處理層面，重慶啤酒計劃將此前基于一審判決計提的約2.54億元預計負債沖回，并基于調解協議新增計提約2.17億元負債。該調整預計將增加公司2025年度利潤總額約3710萬元，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約1908萬元，對當期業績形成一定緩沖。

從經營層面看，調解協議為重慶啤酒在未來三年內鎖定了與重慶嘉威的合作邊界，避免繼續拉鋸式糾紛對生產、供應與區域市場造成擾動。

但從戰略層面看，包銷關系并未徹底解除，“山城”品牌及相關產能的最終處置權，仍需在后續經營周期中逐步解決。

在行業整體進入存量競爭、啤酒消費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這場調解更像是一次階段性止損安排。重慶啤酒在降低法律風險的同時，也為后續戰略調整爭取了時間窗口，但歷史形成的結構性問題，并未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