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報告：緩解中美競爭的6個穩定因素

作者：綺蝶

從特朗普1.0至2.0，中美在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的地緣政治博弈越來越激烈，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的全球對等關稅、高技術限制等不僅導致中美經貿關系持續緊張，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與不確定性。在全球經濟低迷且風險不斷積累的背景下，中美如何緩和競爭、減少對抗，在經貿、氣候、人工智能等全球性議題上合作，成為兩國及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10月中旬，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布研究報告，通過對比美蘇冷戰以及對美國政策及智庫觀點和中國政策文件的分析，提出在激烈的對華競爭中尋找穩定機制。

蘭德公司最初由美國軍方支持，旨在為政府提供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議，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它的客戶包括美國國防部、國務院、情報界以及其他聯邦機構。該報告明確提到，本研究由RAND國家安全研究部（NSRD）的國際安全與國防政策中心開展。NSRD為國防部長辦公室、美國情報界、美國國務院、盟友外國政府及基金會進行研究和分析。

蘭德報告傾向于優先考慮美國利益，可能忽略其他國家的視角。所以，報告特意在第三章著重分析了中國政策文件及學者觀點。此次報告在前半部分討論“穩定機制”后，后半部分圍繞臺灣、南海和科技競爭探尋了中美在競爭過程中尋找穩定平衡的元素。以下是對該報告分析的第一篇，聚焦中美競爭的“穩定機制”。

蘭德公司的這篇報告并不糾結于中美間是否是“新冷戰”的問題，也不強調是應該和中國和解（accommodation），還是如學者所強調的那樣“管控競爭”。報告也不假設中美存在更廣泛的良好友誼，不探索超越“競爭”模式的新方案，也不注重解決大國競爭中的核心地緣政治分歧，更不是探討近年來中美官員和學者所討論“共存議程”，而是聚焦一個“更有限”的命題：如何在中美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在特定領域找到有限的“穩定”機制。這是該報告為當前大國競爭設定的最迫切的任務，目的就是要找到雙方在明確分歧和潛在沖突領域的“現狀共存”（modus vivendi）元素。

報告提到，當前中美缺乏的是一個更長遠的思考：如何在那些容易引發沖突的重大問題（比如臺灣、南海、科技競爭）上，找到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共享現狀”（shared status quo）方式，或者說一種“穩定競爭”（stable competition）的狀態。這種長遠視角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需要美國和中國方面坐下來深入交流、對話，共同勾畫出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如何在競爭中保持穩定、不至于滑向沖突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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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基于一個前提：美中競爭并非誤解或誤判的產物，而是由利益沖突、深刻的不信任以及美國和中國相互認為對方旨在破壞和削弱自身力量的認知驅動。比如，中國在稀土、太陽能電池等領域的主導地位，使得美國在經濟和技術上依賴中國。美國也在采取必要措施遏制中國。但報告認為，美國在遏制中國的同時，必須防止競爭滑向極端危險的緊張狀態。

以下是報告的一些基本判斷：

第一，中美競爭正成為21世紀初世界政治的錨點，是其他國際事件和國家抉擇演變的最核心動態。中美競爭并非某種雙方僅僅通過相互理解就能得以解決的“重大誤解”。美國決心維護關鍵規范并持續扮演安全平衡者的角色，而中國認為這是對其合法利益和國際地位的無理干涉。

第二，從美國角度來看，過去30年強調在共同國際框架下尋求接觸（engagement）與共存（coexistence）的政策已基本結束。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吉隆坡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雙方同意加強外交渠道及各領域各層級溝通對話，發揮外交部門在推動兩國關系中的作用。

第三，美國和中國存在一些利益沖突，并以顯著的不信任甚至偏執看待彼此行為。中國治理方案推廣到全球，也可能威脅到美國的價值觀。中美競爭一旦失控，將帶來巨大風險。中美競爭過程中確立一個“穩定平衡”（stable equilibrium）狀態與有效競爭對美國長期利益至關重要。

第四，“穩定”中美之間的持續競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符合兩國的利益。若要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避免爆發沖突，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美無法在各種爭端中穩定雙邊關系，就可能滑向完全零和博弈甚至沖突。

第五，冷戰案例的特殊性在于，美國的對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實際上崩潰了，而這在中國的案例中極不可能發生，也不應成為美國戰略的基礎。穩定競爭服務于美國利益的情景需要設想不同的結局。這一競爭不會像冷戰那樣以美國體系的全面勝利結束。

報告稱，在具體爭端問題和全面競爭方面，兩國要找到一種穩定的“現狀共存”（stable modus vivendi），以形成有助于避免危機和沖突的“穩定平衡”（stable equilibrium），并為開展適度合作創造空間。報告認為，穩定共存的方式就是“穩定競爭”，目的就是避免沖突與戰爭。

大國競爭中的穩定性

該研究不僅定義了穩定競爭的要素，還識別了有助于此類關系穩定的變量。基于歷史和理論證據，報告總結了許多此類變量，如圖所示。

研究詳細評估了這些變量，從這些變量中推導出一組更聚焦的特征，用以定義“穩定競爭”：雙方都接受“共同現狀”且達到一種“有韌性的平衡”（a shared status quo and a resilient equilibrium）。

具體有六個定義特征：1. 雙方接受某種程度的“現狀共存”（modus vivendi）必須是彼此關系的一部分。2. 雙方接受對方的基本政治合法性。3. 在特定問題領域，特別是在雙方存在爭議的領域，雙方致力于發展共同的規則、規范、機構和其他工具，以在特定時期（例如三到五年）內創造該領域內穩定的“現狀共存”條件。4. 雙方在發展明確旨在削弱對方威懾和防御能力的實力時保持克制，以免對對方本土構成生存風險。5. 雙方接受一些關于世界政治組織原則的共享愿景特征清單，至少為商定的現狀提供基線。6. 長期溝通機制以及彼此商定的危機和風險管控規則，有助于維持“穩定均衡”。

基于這些特征，報告強調了中美尋求“現狀共存”的迫切重要性，認為美國推進對華競爭和某些情況下否定中國政策目標的同時，要尋找穩定“現狀共存”的要素。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當年曾明確提到了蘇聯的侵略性和虛偽，但仍主張美蘇保持謙遜，互相做出承諾以實現真正的共存。如今，中美如何認真地、不加指責地致力于消除最核心和最不可容忍的危險因素？為此，報告最終提出了六個緩解中美競爭的穩定要素：

1. 明確美國在競爭中的目標，使用明確拒絕“絕對勝利”（比如拜登執政時期的“競贏”）的語言。美國可通過持續傳遞尋求穩定核心前提的信息——相互承認合法性——為“穩定”過程奠定基礎。

2. 重建高級官員之間的可信溝通渠道。拜登政府曾讓高級官員定期溝通，努力解決爭端和避免危機升級。然而，這些努力成果有限，美中外交渠道仍受限。特朗普2.0應尋求在經濟、國家安全和科技領域建立多條相互重疊的高層溝通渠道。

3. 改善雙方危機管理的實踐、聯系和協議。這有一定的挑戰性，取決于雙方對危機管理機制的興趣大小。初期目標可限于建立類似于1972年美蘇《海上事件協議》的諒解協議。

4. 尋求具體的新協議。結合公開正式簽署的協議和工作層面的諒解，以限制美中網絡競爭。美國可提議就網絡行為標準展開對話，可以從最具潛在危險的行動入手，比如在非重大戰爭情況下破壞關鍵基礎設施的行為。

5. 宣布相互接受戰略核威懾，并愿意放棄威脅對方核威懾安全的技術和原則。中美核軍控官員曾在2023年11月舉行初步對話，新舉措可在此基礎上展開。

6. 在共同利益或人道主義關切的問題上尋求適度的合作項目。大多數關于中美關系的分析都呼吁兩國在全球議題上開展合作，但在實際操作中無法真正共同行動，部分原因是雙方強烈的不信任。美國需接受一些合作項目可能會提升中國影響力，合作對其自身有益。

總體上，報告借鑒冷戰美蘇緩和政策的經驗，但又不照搬冷戰時期的策略。報告雖然提到要積極維護的美國的利益，但也不建議美國政府效仿美蘇冷戰時期那種對在經濟和政治上對蘇聯的極限施壓。其防范零和陷阱的口吻，和通過“穩定競爭”實現現狀共存的建議，也值得肯定。這的確有助于降低雙邊和全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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