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撰文 | 四川文化網總編輯 孫尚舉
近日，中央網信辦部署開展“清朗·整治惡意挑動負面情緒問題”專項行動，直指挑動對立、宣揚戾氣等沉疴積弊，可謂切中要害。作為長期關注社會文化變遷的文人，我們深感這一行動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尤其讓我們感觸的是，通知中所提及的種種亂象，其最惡劣的后果之一，便是對社會信任基石的持續性侵蝕。這種侵蝕，并非一日之寒，它常常始于一些被無限放大的極端個案。
我們猶記得，2006年發生于南京的“彭宇案”如何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漣漪在往后十余年間持續震蕩，演變為一場深刻的社會信任危機。2007年，當法院一審以“從常理分析，彭宇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較大”為由判決彭宇承擔部分責任時，經《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的廣泛報道，此事迅速超越了單一司法案件的性質，被公眾普遍解讀為“好人沒好報”的象征性事件。必須強調，此類事件在統計學意義上，無疑是極端個案。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每日發生的鄰里互助、見義勇為無聲無息，構成了社會運行的溫暖底色。然而，為何偏偏是“彭宇案”及其后衍生的一系列類似個案，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甚至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許多人的行為選擇——讓伸出援手前多了一絲猶豫，讓釋放善意時多了一分戒備？
答案的核心在于“放大效應”。這個效應的產生，涉及一個復雜的傳播鏈條，而“彭宇案”正是詮釋這一鏈條的經典范本：
第一環：流量追逐下的“新聞選擇”與敘事框架
商業媒體平臺在“流量為王”的法則下，天然傾向于捕捉那些具有戲劇性、沖突性和情緒煽動性的故事。一個好人好事的平淡敘事，遠不如一個“好人沒好報”的道德反轉劇更能吸引點擊和評論。“彭宇案”中“青年助人”與“老人訛詐”的強烈戲劇沖突，以及司法判決帶來的巨大爭議性，使其成為了流量的富礦。因此，這類極端負面事件被從海量信息中篩選出來，置于聚光燈下，獲得了與其實際發生率完全不相稱的曝光度。
第二環：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與“情緒共鳴”
現代社交平臺和資訊平臺的算法機制，會精準地將同類負面事件推送給用戶。當一個人關注了“彭宇案”之后，算法會持續推薦第二起、第三起乃至無數起“XX地再現彭宇案”的報道……久而久之，在用戶的信息環境中，個例被拼接成了“普遍現象”，偶然被強化為“必然”。“扶老人”這一行為在認知中被高度“風險化”。同時，憤怒、焦慮、失望等情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容易引發共鳴和病毒式傳播，進一步加劇了負面信息的擴散。
第三環：認知偏差下的“社會圖景”重構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人們存在一種“可用性啟發”認知偏差——即更容易被記憶中容易回想起的事件影響判斷。當關于“信任背叛”的案例因其刺激性而被反復傳播、記憶后，它們在公眾認知中的“可用性”便大大提高。于是，我們在評估“扶老人風險”時，腦海中首先浮現的不是成千上萬未被報道的成功幫扶，而是“彭宇案”這個被反復渲染的符號及其后續模仿案例。最終，一幅“人心險惡”、“幫助有風險”的失真社會圖景得以形成。
正是通過以上三重“放大鏡”，個別的、局部的道德失范行為或司法爭議，被扭曲、擴散并固化為一種彌漫性的社會信任危機。它讓謹慎變成了冷漠，讓理性的風險防范變成了全面的信任退縮。這不僅是道德環境的污染，更是社會運行成本的急劇增加。
中央網信辦此次專項行動，正是試圖斬斷這一惡性傳播鏈條的強力舉措。通過整治“惡意挑動負面情緒”、“片面放大負面個案”等行為，旨在為公眾還原一個更加真實、全面的社會圖景，為溫良的社會風氣正名。
然而，行政監管是外部的“破”，更深層次的“立”，則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理性審視。當我們再看到類似極端案例時，能否多問一句：這究竟是這個世界的真相，還是被流量和算法扭曲后的碎片？我們是否愿意主動去關注和傳播那些默默發生的、構成社會主流的善意之舉？
重建信任，首先在于識破“信任裂痕”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唯有看清這一過程，我們才能不再被動地成為負面情緒的放大器，而是主動成為社會信任的守護者與修復者。在接下來的系列文章中，我們將繼續深入探討媒體在其中的責任、群體對立的形成機制，并最終尋找重建信任的文化路徑與可行方案。敬請期待。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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