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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老記/文
新時期改革開放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軔伊始,直至本世紀初的三十多年,是中國社會從閉關鎖國、封閉、落后,走向思想解放、打開國門、搞活政治、經濟、社會的三十多年;
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人們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思想如同冰雪覆蓋的江河,在燦爛陽光的照耀下升溫、解凍,封凍的冰塊破裂、撞擊、磕碰,一瀉千里;
也如同白雪皚皚的黑土地開始融化,鉆出了一叢叢綠色的小苗,頑強地向著光明的天穹生長;
這一切都向人們預示著盼望已久的改革開放的春天來了!
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科學家歡呼:“科學的春天來了!”
在全國文學藝術大會上,文藝家、作家歡呼:“文藝的春天來了!”
在全國新聞工作者大會上,新聞記者歡呼:“新聞的春天來了!”
那三十多年里,新聞戰線肅清了文革的極左思想流毒,報紙、廣播、電視擺脫教條主義的內容,努力貼近公眾生活,為人們喜聞樂見。報紙進入了“厚報時代”,全國、省市的不少報紙發行量動輒上百萬份,各地都市報不少出到100個版面,電視專題節目觸及人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觀眾收視率猛增。
那三十多年是新聞記者大有作為的年代,記者沒有辜負時代對新聞的期望,努力為讀者服務,反映他們的心聲、問題、困難,記者在人們心目中不再是傳聲筒,而是敢于直面社會問題。
一批有責任心的記者為推開改革鳴與呼,從實際中發掘出來的改開方略,受到了中央的重視;一批調查記者追蹤社會熱點,揭露出了全國震動的大要案,致使貪官、奸商發出了“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哀鳴;那時記者在人們心目中是有地位的,也是有話語權的,可以大膽觸及社會問題,批評、揭示社會弊端,真正起到了新聞的作用。
1982年2月,全國高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77級學生畢業了。那時我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生。畢業前,新聞系老主任王中教授給我們講“最后一課”。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你們中出一個布魯諾!”
這沉甸甸的話語撞擊著我們的心坎,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記者肩負社會重任,要為社會、民眾說真話,不要當說假話的文痞。
那三十多年里的記者真正有記者的樣子,社會允許記者大膽發聲,從深入社會中發現問題,調查問題,解決問題。記者寫作的新聞推開了社會改開的進程,不少新聞作品受到中央的重視,被作為文件發到全國各地參考,記者也在社會民眾中有了應有的地位。
全國農村首個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農民被吃不飽肚子逼出了“分田單干”,全村農民在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上簽名,如果有問題大家一起承擔后果。
起初,小崗村的做法不被基層干部認可,全村農民面臨很大的壓力。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知道后,深入小崗村采訪調查,了解了承包制出臺的前前后后,寫出了全國第一份支持小崗村農民搞聯產承包制的報道,使小崗村的承包制受到中央、省市的重視、支持。
那時,中央了解十年文革給全國不少農村帶來了落后貧困面貌,但對農村的貧困達到什么程度,沒有深刻的印象。新華社北京總社組織了一次甘肅“三西”地區貧困現象的調查,甘肅分社三位記者深入全國最貧困的“三西地區”采訪、調查了一個多月,到田間地頭、農民家庭炕頭,傾聽農民的聲音,了解農民的實際生活情況。
這三位記者看到不少農民家,鍋里只有稀粥、野菜,連人均一條褲子都沒有。白天家里勞動力下田干活穿走了褲子,大姑娘只能坐在被窩里不下地。如果反映甘肅農民窮得“穿不上褲子”,會不會被批判“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三位記者面臨壓力山大。他們最終實事求是寫出了反映甘肅“三西地區”農民的貧困情況的參考報道,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此后,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都與農村、農民、農業“三農”改革有關。
起初,中央文件規定小崗村的承包制只能在貧困地區試點,還不宜在全國農村推廣。那時,我大學畢業后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當記者。黑龍江由于地廣人少,不同于內地農村,大農場、大農村多,沒有內地人多地少的情況,農民生活也沒有內地農村那么貧困。為此,黑龍江省領導對農村推廣聯產承包制有抵觸情緒,沒有在當地農村、農場積極推廣。
當時,黑龍江分社社長孫銘惠是一個很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老干部,長期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新華社東北總分社工作,對黑龍江農村很熟悉。他帶領記者深入黑龍江“三肇”地區調查研究,了解農村的經濟情況、農民生活情況,以及對農村改革的要求。
后來,孫銘惠與記者寫了三篇關于黑龍江農村、農民要求地多人少地區也搞聯產承包制的內參,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全國開始在北方大農業、大農場推廣聯產承包制。
那三十多年里的記者寫的報道敢于反映重大主題,不回避思想意識形態的是非曲直,以自己的作品宣傳正確的理念。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曹永安到蘭州第一機床廠采訪,深入工廠車間傾聽工人的呼聲,寫出了被評為全國好新聞的《讀了公報說說心里話》。
報道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像春風一樣傳到這里,在機床的轟鳴聲中,激起了一片熱烈反響。工人們捧著報紙,讀著,議論著,臉上洋溢著多年未見的振奮神情”。
“看了公報,我心里這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廠里的老模范、八級鉗工王師傅擦著手上的油污,激動地對我說。他指著公報上“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句話,聲音有些哽咽:“盼了多少年,就盼著這一天!過去咱們想搞生產,心里總不踏實,怕被說是‘唯生產力論’。現在好了,黨中央給咱們撐腰了!搞‘四化’成了最大的政治,咱們工人站直了腰桿搞生產,這勁頭能不足嗎?”
報道中引用工人的話說:“黨中央要多聽聽基層工人的意見、呼聲,就不會再犯錯誤了。”多么真實的來自基層工人的聲音,現在很難想象當年的記者可以發表這樣真切的、來自基層工人的心聲!
全國“三農”改革推開后,城市工業如何改革還是一個問題。工廠能不能搞承包制,在全國有不同意見。那時,河北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毛遂自薦承包石家莊造紙廠,率先在國有企業打破“鐵飯碗、鐵工資”制度,并推出改革“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使造紙廠迅速扭虧為盈。
在全國近千家企業“求承包”的呼聲下,1987年,馬勝利承包全國一百家虧損造紙廠,組建“中國馬勝利紙業集團”。
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聞訊采訪了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及時報道了石家莊造紙廠搞工廠承包制的經驗,在全國工廠中興起了“承包熱”。
那三十多年里的記者深入實踐,了解情況,反映情況,幫助解決問題。我當時在黑龍江分社負責工業報道。黑龍江是全國老工業基地,日偽時期留下了一批大工廠,后來蘇聯援華時156項工業大項目,建設在黑龍江的有幾十項。黑龍江的“三大動力”、“十大軍工”、“十大機械廠”,都是全國骨干企業。
隨著全國工業經濟的改革、調整,黑龍江軍工企業軍品任務減少了,要搞民用產品“找米下鍋”。哈爾濱東安飛機發動機公司是我國航空工業的重點企業,在“軍轉民”中,改生產飛機發動機為生產微型汽車發動機。公司生產了一大批“微發”,卻遇到汽車生產廠進口汽車發動機,不用國產發動機的情況,公司積壓了4000臺“微發”,公司資金壓死了無法流動。
我在東安公司采訪時了解了“軍轉民”中,民族產品不被重視的情況,把情況寫了一份內參,提出了在工業經濟改革、調整初期,應該保護民族工業的問題。這篇內參引起了國務院總理的重視,在內參上作了批示,要求“國家計委調查處理”。
國家計委經過對東安公司“軍轉民”情況的調查,后來下達文件要求全國微型汽車生產廠家優先使用國產發動機,解決了東安公司“微發”積壓問題。東安公司領導對我說:“新華社記者為我們公司解決了‘軍轉民’的大問題,立了一大功勞。”
那三十多年里的記者是可以、敢于接觸重大社會事件,對社會重大案件堅持調查研究,頂住壓力反映真情,最終使冤假錯案得以糾正。
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老記者湯計連續18年,盯住呼格吉勒圖冤案不放松,最終為呼格吉勒圖實現了翻案,糾正了冤假錯案。
呼格吉勒圖是內蒙古的一個青年,一次在當地發生一起殺人案時,被當地公安機關錯判為殺人犯,被判決遭受死刑嚴懲。
記者湯計從1996年到2014年,在18年中始終關注呼格吉勒圖案,一直堅持認為該案是冤假錯案。他18年中為此先后寫了五篇內參,向中央反映此案的情況。2014年,呼格吉勒圖案被全國最高法院正式宣告是冤假錯案,予以平反。
為此,湯計受到了新華社總社的表彰,被評為全國國慶70周年作出突出貢獻的記者。湯計為人民平反冤假錯案,保護群眾利益,不為名不為利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
那三十多年的記者是可以干預社會,干預大事,而不回避社會問題的,他們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盡到自己記者的職業精神。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新華社珠海記者站工作。有一個時期珠海同時有幾家合資公司的工人反映:合資企業加班加點超過有關規定,還不發給加班費;工人的生活條件太差,一個1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10個工人;勞動強度大,安全生產事故多……市有關部門從不影響外資利益出發,規定新聞媒體不得采訪報道此事。這樣一來珠海地方新聞媒體都回避報道此事。
我考慮這是利用外資中出現的新問題。利用外資是改革開放中的一項重要措施,但對實施中出現的工人利益的問題也是應該關注的,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到利用外資措施的落實。我覺得有必要在內部報道中反映,以引起上面有關部門和領導對此問題的了解、重視。
于是我就前往外資公司采訪。當工人得知記者前來采訪,紛紛鼓掌歡迎,我更覺得自己責任重大。我向公司領導提出采訪要求,卻被告知公司不接受采訪。我就來到工人中,叫工人派代表來接受我的采訪。我聽了工人的意見,又到廠里了解工人的勞動條件,到工人宿舍看了工人的住宿情況。我還走訪了其他幾個合資工廠,采訪了市總工會、市有關部門,請他們談談對此事的處理意見。
后來我寫了三篇內參,向上面反映了外資企業工人在生產、生活中的訴求,三篇稿都被總社采用了,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對外資企業中工人待遇問題的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近10多年來出現了自媒體,一批自媒體記者信守“只為蒼生說人話”的信念,努力為社會、民眾發聲,使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自媒體清流,引導正確的輿論方向。
公眾號“呦呦鹿鳴”號主黃志杰,是頗有成就的自媒體人士。他曾任《瞭望》雜志編輯,參與過湖南衡陽人大代表賄選案等重大調查報道。2013年,黃志杰創建微信公眾號“呦呦鹿鳴”,倡導原創長文對抗碎片化閱讀,獲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最佳微信獎”。
黃志杰在13年自媒體公眾號寫作中,幾乎每天寫作、發表一篇文章,他的作品大多是反映社會問題的調查報道。他不厭其煩地到各地了解社會問題的真情,有時候甚至受到一些調查對象的打擊報復,而堅持不動搖。他秉持“日拱一卒”的精神,主張理想通過自我完善實現,為社會大眾提供正確的理念。
那三十多年是記者解放思想,大有作為的年代,誕生了許多有成就的名記者、名編輯,至今令人無限懷念這樣一個新聞記者難以忘懷的春天年代!
(2025年10月13日凌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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