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網國慶特刊｜郭齊勇專訪：儒家道統是中國立國之魂

受訪人簡介：郭齊勇，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武漢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論》《郭齊勇自選集》《文化學概論》等。

采訪人：任重（儒家網主編）、周紹綱（新浪歷史編輯）

受訪時間：2014年11月20日

郭齊勇先生

◆回應余英時先生：儒家文化面臨“靈根自植”與“更生”的最好形勢

◆如果講寬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寬容得多

◆與鄧曉芒先生辯論，澄清“親親相隱”，防止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暴政

◆儒家“禮樂刑政”社會治理傳統，比今天笨拙的所謂“管理”要智慧得多

◆駁袁偉時先生：國學經典是做人的根本，豈能以“破爛”視之？

◆中國大陸是中國文化的正宗，更應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

◆要以中國的宗教為主體，在民間也不妨可以形成儒教團體

◆儒學復興，要深入草根民間

◆現代大學教育應該恢復書院傳統，經史子集不分家

◆熊十力讓我受到心靈上的震撼

◆當代儒者更重要的是要參與政治、社會及各方面的活動

回應余英時先生：儒家文化面臨“靈根自植”與“更生”的最好形勢

儒家網：您很關注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代化的關系，認為儒家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土壤。最近，余英時先生指出，大陸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您對余英時先生的批評，如何回應？

郭齊勇：余先生說：歷史上儒家曾被專制王權所利用；有兩種儒家，一種是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這是真正的儒家，同時又有另一種儒家，是維護皇權的制度性儒家。這話大體上是不錯的。余

先生對今天中國大陸的現狀十分隔膜，又不肯回來看一看，這是很遺憾的。當代新儒家牟宗三講道統、政統、學統，講政道與治道，很深刻。余英時先生反對道統，把儒家破碎化了。儒家道統是中國立國之魂。

我曾于2009年發表了《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代化》一文，其中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儒家化，這話遭到很多人的批評。其實我說的是大實話，因為中國社會是儒家型的社會。我在拙文中指出，儒家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不斷中國化的社會文化土壤或背景。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有著不解之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思想根源，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今天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也離不開調動傳統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學傳統。我們不應該抽象地教條化地對待儒家傳統。

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之最為緊迫的課題，一是經濟與社會的科學、全面、可持續地發展；二是政治與社會改革，構建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三是中國主體性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包括榮辱觀的建構，振刷官德與整飭吏治。在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習俗系統的建設中，中國智慧及儒家文化資源都可以起非常積極的作用。

中國大陸的思想文化是馬中西三者的互動交融，現在認識到過去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太過糟蹋，而當前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與終極關懷都需要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指導、參與、滋潤與調劑，我認為這是一大進步。現階段，在中國大陸謀求傳統文化的復興，如果沒有官方推動，光靠民間努力，確實還不行。

因此，對于官方推進傳統文化復興的重大舉措，我們持歡迎態度，亦可借勢把優秀傳統文化推廣得更好。會不會有政治架構利用的問題，我想可能難免，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儒家知識分子應有自覺。

中國文化、儒家文化面臨“靈根自植”與“更生”的最好形勢，我們應秉持儒家的常經、常道，建設性地參與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包括對現代社會的負面展開批評。總之，要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中國文化是本不是末，是體不是用，是根干不是枝葉。

如果講寬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寬容得多

儒家網：余英時先生說中國思想史上有反智問題，說儒家有反智傾向，從董仲舒到康有為，或者說從孔子到如今的儒者，是不是存在反智傾向？尤其儒家的神秘主義或神秘主義心性論既有優勢也有弱勢，但與基督教等相比其優勢不優，與科學思維相比其弱勢甚弱，信念主義者往往也難以“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地行動（反而容易黨同伐異），神秘主義主導的儒家或儒學是否與科學精神不契？現代儒學如何注入科學精神？

郭齊勇：余英時先生的這一講法，我不敢茍同。與世界各大的宗教、文化傳統相比，儒家最重視學習、教育。誠然，孔子、儒家重視道德的教育與教化，但孔子、儒家提倡學習的文明，其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傳統，當然是建立在知識傳授的基礎之上的，毋寧說是價值與知識并重的。東方、中國文化的語言、知識、邏輯、理性，與西方，特別是近代西方的傳統有所不同，并不是反對理智，而是包容與超越理智的。

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給儒家貼上“神秘主義”的標簽，儒家及其心性論，一點也不神秘，所講的內容都是平實近人的普遍性道理。各位去讀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很有分析精神，一些范疇的分析十分精細。儒家重心性論與治化論，但儒學不但不排斥科學，反而包容、促進了古代科學的發展。我們在看待儒學與科學關系的時候，一定要跳出西方中心論，不要以西方近代科學作為唯一的參照，而要充分重視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及其獨特的研究范式。

這一點，西方學者李約瑟獨具慧識，盡管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中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如“李約瑟難題”完全是一個偽命題，但是他大致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正確估價了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實際上做出的絕不亞于西方的貢獻。

我同意余英時的老師錢穆先生的說法，中國的、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科學、宗教相對立。如果說儒家所凸顯的“重人生、重道德”的人文精神一定與科學精神不契，那么如何解釋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達？

以最招今人誤會與咒罵的宋代大儒朱熹為例，他主張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因此朱子的“智”，既包括對道德的認識，也包括對事物的認識，他不僅在儒家的心性論上有自己的創見，還對天文學、地質學、農學都有貢獻。

所以說，把儒學視為反智，視為與科學完全對立，是沒有根據的文化自戕。當然，毋庸諱言，中國文化、儒學與近代實驗科學是不同的，這需要具體的辨析。另外，科技與人文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平衡關系，不存在一個代替另外一個。

至于儒家與基督教的比較，這是中西文化比較的大問題，需要下功夫謹慎地辨析，這里限于篇幅，只提醒一點，基督教的寬容是以慘烈的戰爭為代價的，至今仍然強調唯一真神，具有不容置疑的排他性。如果講寬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寬容得多。中國儒釋道有對立，但更多是相互寬容、融合，從未發展為宗教戰爭。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從沒有對外殖民，更沒有如羅馬人的掠奪與把奴隸當牲口，如西方人對印第安人采取的殘酷的種族滅絕暴行。如果講理性，儒家要比基督教理性得多。儒家的理性是具體的理性。宗教有神秘主義，儒學是人文的，反神秘主義的。

董仲舒借助了當時的一些說法講三綱，給人主戴上緊箍咒，董仲舒有神秘性色彩但并未墮入神秘主義。儒家有知識系統，主流是價值與知識并重，其德性生命的成長與體驗之學，是與現實人生的成長相伴隨的，絕不是什么神秘主義主導的。

與鄧曉芒先生辯論，澄清“親親相隱”，防止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暴政

儒家網：近十年來，就儒家“親親互隱”觀念，您攜手同仁與鄧曉芒等學者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論辯。對于這場擴日持久的辯論，學界與公眾各抒己見。一方面，如有的學者指出，反方的觀點十分幼稚荒謬，本不值一駁；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上確實有人甚至有的儒學研究者贊同鄧曉芒諸學者的觀點，認為儒家與現實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鄧曉芒等學者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觀點，而且，社會上居然會有一定的信眾？

郭齊勇：“五四”以來，單線進化和新舊二分的文化立場大行其道，造成整個社會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有很多誤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朝野上下，包括大多數的知識人，基本上把我們的文化精神資源統統作為糟粕，其流風余韻也延續到了今天。正是沿習了這種簡單粗暴的文化心態和思維定式，鄧曉芒等學者才會把儒家與現實腐敗聯系起來，要求儒家對腐敗負責。

他們并沒有真切地了解儒學，卻總是想當然地解釋歷史文本，隨意聯系現實，在下結論前就預設了儒家與現實腐敗存在必然聯系的前提，不加分析地把現實中所有的罪惡，都荒謬地歸因于儒家。這不僅是厚誣古人，也推脫了現代人應當承擔的責任。鄧先生的所謂“新批判主義”，對儒釋道毫不講道理的所謂“批判”，沒有理性，也不講邏輯，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對理論、歷史、現實缺乏具體分析。

他對傳統文化有大量誤解與歪曲，其批判也只能是隔膜的、不相應的、外在的。我主編了《〈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與《正本清源論中西——對某種中國文化觀的病理學剖析》兩書予以回應，其中收有很多學者的文章，有深切細致的分析與討論。

實際上，鄧先生對有的西方經典也是囫圇吞棗，在理解上大有問題，如他寫了幾篇論文論說蘇格拉底支持“兒子告發父親”，顯然沒有讀懂柏拉圖《游敘弗倫》篇，因為他用的是線性思維。

您說的現在一些人的誤會，是不了解儒家提倡的孝道與“親親相隱”、“愛有差等”等命題的具體歷史內涵，望文生義，以為儒家只講親情，不講公義公德。

實際上，儒家教養對古今的貪腐都有批判、遏制、防治之功。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澄清“親親相隱”等問題，就是希望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大眾的反省，不要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時期等反人性的、鼓勵告奸的暴政，儒學與民主政治可以很好的結合。

我們要在理性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基礎上，全面體察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局限與優長，多作創造性轉化工作，使之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積極因素，參與現代社會、家庭與個人的生活。

儒家“禮樂刑政”社會治理傳統，比今天笨拙的所謂“管理”要智慧得多

儒家網：2011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傳統的“親親互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納入了法律體系，應該是這場論辯成果的最好體現。儒學要在當今發揮實際作用，一些合理的思想觀念必須參與當代的制度設計、法律實踐和規則制定中。就此，您認為儒家的哪些思想資源值得認真對待和借鑒？

郭齊勇： 我們對2011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傳統的“親親互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納入法律體系，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于當代的制度設計、法律實踐和規則制定而言，儒家有非常豐富的思想資源，但具體說哪些資源可以通過理性的分析、全局的觀照，在進行創造性轉化后，參與制度的設計、規則的制定，這需要當代的知識分子一起做努力。

最近十多年，儒家的公平正義論是我比較關注的研究題目之一。通過研究先秦儒學中的政治思想，我發現這些資料中蘊含著“實質正義”的內容。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合理的私利，強調民生問題，并不一概反對私利，但反對以權謀私；主張從民間“舉賢才”與“有教無類”，開放教育與政治，肯定民眾的受教育權與參與政治的權利；強調責任倫理、信用品性、廉潔奉公，作為對為政者、士大夫在公共事務中的道德要求；有關君臣權責的相互要求，含有政治分工與制約的萌芽；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等。

孟子的政治哲學涉及生存權、財產權的“制民恒產”，論及土地、賦稅、商業政策之平等觀；有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要求政府不僅要養民安民，而且要教民，講求教育公平，提倡平民參與政治，肯定作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鄉校；尊重民意、察舉，官守、言責與官員自律，防止公權力濫用的思想及“民貴君輕”論，“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革命論等。

《周禮·地官司徒》、《禮記·王制》中有關社會公正的論述，涉及的內容很廣，包括：荒政，對災民的賑濟及其制度化；養老恤孤扶弱的制度安排；頒職事及居處、土地、賦稅、商業之制度與政策；選賢與能的主張與制度訴求；“德主刑輔”，以德教為主，強調刑罰的慎重與刑罰的程序化，隱私與私人領域的保護問題等。

總的來說，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儒家推動的制度架構，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征辟詮選制度（薦舉、科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具有某種制衡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諫議制、封駁制與監察制等，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都可以在現時代作創造性轉化。

特別是，儒家社會治理傳統是“禮、樂、刑、政”的配置，反對寡頭的刑罰主義，尤其是強調“自治”，社會空間很大，政府很小，鼓勵與培養社會、民眾的自治、自救能力。這比今天我們笨拙的所謂“管理”，要有智慧得多。

駁袁偉時先生：國學經典是做人的根本，豈能以“破爛”視之？

儒家網：您一直呼吁“四書五經”進教材，反對中學文理分科，引發了很大關注和很多爭議。如袁偉時先生指出，“就教育維度看，內容繁復，根本不是孩子們所能理解的。兒童教育的始點應該是培育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懷疑精神”，并批評你們“哄騙乃至強制少年兒童讀腐朽的《三字經》、《弟子規》”，結果是“2000年來制造了數不勝數的假孝子，真兩面派。時至21世紀，為什么還要販賣這些破爛？”

郭齊勇：我十多年來一直呼吁《四書》進中小學課堂，反對中學文理分科，是有感于我們中小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我認為，國民教育、中小學教育對一代又一代國民的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但據我的觀察，六十多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統道德的教育，近十多年來雖有所好轉，但仍然是知性教育太過，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勝，人文教育不及。

長此以往，一代又一代國民與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日漸隔絕，不知道如何培養人性、陶冶性情，整體的基本素養日漸下降，這是很嚴峻的問題。因此，我主張取消中學的文理分科，在小學、中學語文教材中按循序漸進的原則增加古代文言文與古詩詞歌賦的比例，希望孩子們在記憶力最好的時候，打一點童子功，背誦一些文化經典，接受起碼的做人之道，把根子扎正。

蒙學讀物《三字經》、《弟子規》等，國學經典《四書》、《老子》等，都是性情教育、博雅教育的最好教材，其中的“仁愛”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豈能以“破爛”視之？

清人李毓秀的《弟子規》有：“弟子規，圣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凈手。冠必正，紐必結，襪與履，俱緊切。”“斗鬧場，絕勿近，邪僻事，絕勿問。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借人物，及時還，后有急，借不難。”

這沒有什么不好。近代文化人在轉化儒家傳統為公共道德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南開中學前身天津私立中學堂于1904年創立，創辦人、教育家嚴修（范孫）先生立40字 “容止格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這即來自《弟子規》、《三字經》等。

清末民初，蔡元培先生曾為中學生寫修身教材，為到法國去打工的華工寫夜校教材，蔡先生創造性地轉化本土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家道德資源來為近代轉型的中國社會的公德建設與公民教育服務。他強調，孝親是美德，“國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會交往與公共事務中不忠誠、不莊重敬業、不講信義，不亷潔奉公即是大不孝。

他強調，家庭為人生最初之學校，善良之家庭為社會、國家隆盛之本。他認為，如果私德不健全，則很難有健全之公德。家庭與社會、私德與公德雖有區別，但不是絕然對立的，恰恰是有著有機聯系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由內而外的。

朱熹《家訓》：“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稱忿而報橫逆，勿非禮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子孫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難不可不扶。”這都是日用常行之道，這些內容來源于詩書禮樂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貼近民間大眾。其中關于個人與社會的道德，長期以來成為老百姓的生活哲學。這里就有很多是屬于公德的范圍，完全可以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

誠然，由于涉及人生哲理，經典讀物文約義豐，不僅是孩子們，就是成年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理解，但先背住，以后再慢慢理解、反芻，終身受益無窮。這不僅對孩子們學人文有好處，而且對孩子們學科學有好處，對孩子們將來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處。

過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養、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數學家華羅庚先生、李國平先生和生物學家吳熙載先生等，都善詩詞書法。他們從小都背過經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我們大可不必擔心孩子們現在懂不懂，要擔心的倒是孩子會向家長與老師挑戰，老師與家長必須懂一點國學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經、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經典。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主張的經典誦讀不是教條化，而是浸潤式的、啟發式的，與生命、生活融會的引導教育，老師、家長要與孩子一起誦讀、交流，通過成人的言傳身教，孩子們耳濡目染，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自然養成尊老敬賢、仁民愛物、寬容大度等博雅的品行。

中國大陸是中國文化的正宗，更應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

儒家網：關于教師節改期，您不僅先后兩次參與聯署，并且和令兄郭齊家先生聯名上書國務院，呼吁將教師節改期到孔子誕辰日。但此提議，也遭到反對和批評，一是認為孔子的真正誕辰日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拿一個不確實的日期，來代替法律中的明文規定的日期，難以服眾。二是認為改日期是形式大于內容，沒有必要，有這個功夫不如提高教師地位和待遇、深化教育改革、強化師德等。將29年的習慣打破，難免給人留下折騰和立法資源浪費的嫌疑。您怎么回應上述批評？

郭齊勇：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也是萬世師表，以孔誕為教師節，理所應當！這絕不僅僅是一個改日期的形式問題，而是教師的尊嚴與光榮之所在，還帶有很深的文化意義。聯合國、美國加州、東南亞一些國家，我國的臺灣與香港地區，都以孔誕為教師節，為什么中國反不以孔誕為教師節呢？難道就因為臺灣地區以孔誕為教師節，我們就偏不嗎？這是很奇怪的邏輯。

中國大陸是中國文化的正宗、正統，唯其如此，更應以孔誕為教師節。在法律上明文改定孔誕為教師節，是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尊重教師的合情合理行為，何來折騰和浪費立法資源之說？本來就沒有單獨為此而立法，它只是作為教師法的很豐富的內容的一個小內容，在教師法之中一起交付討論的，且程序基本完成，即將通過，根本不存在浪費立法資源的問題。

至于說孔誕日沒有一個完全確實的日期，因而不能以孔誕為教師節，這實在算不上什么理由，試問怎么算才是確實的呢？歷史上一般以陰歷的8月27日，也就是陽歷的9月28日為孔誕日，我們認為可以采用這一約定成俗的日期，很多地區也采取這一日期。

我們衷心感謝、非常尊重30年前為促成教師節而努力過的前輩師長。但9月10日定為教師節，這個時間與孔子誕辰日相比，太無意義。有人說9月10日定為教師節已有近30年，已是新傳統，但如果我們放到更大更長的時空背景上，從可大可久的視域看，把教師節定在約定俗成的孔誕日（9月28日）則有更大意義，與中國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與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有更深刻內在的聯系。

中國素以文教立國，有深厚的傳統。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與釋迦牟尼、耶穌等相比肩，然而孔子不是教主，而是教師，人文化成的意義更加偉大。

要以中國的宗教為主體，在民間也不妨可以形成儒教團體

儒家網：您曾經指出，在中國大陸，現在民間復興的宗教都有一種諸教融合的形式和內容，把百姓日用不知的行為規范和我們對神靈的崇拜結合在一起，并且說可以用儒教這個稱呼。您所設想的儒教是什么形態？復興儒教，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郭齊勇：我說可以用儒教，但最好還是用儒學。儒學在中國傳統社會，甚至在東亞社會長期存在，并且發揮了積極作用，是一種具有宗教性的思想形態。注意，是具有宗教性，不就是宗教。儒學有終極信念的天道、天命一層，儒家知識人有對孔子等圣賢的崇拜。

但儒學主要在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改善人間的狀態，美政美俗。儒學講修己安人，修己是內圣修養，安人是外王事功。儒家不主張有一個外在超越的上帝來統治人與世界，只是說人性由天命來，人性善，自盡己性，那么天或上帝就在自己的性分內。

我在觀察民間儒學的發展現狀時，發現民間復興儒學，采用了諸教融合的宗教形式，才說可以用儒教這個稱呼。在東南亞諸國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社群為了便于在當地生存與發展，組成儒家團體，作為一宗教團體才有合法性，成為合法的宗教。在香港地區，湯恩佳先生成功申請了孔教為合法教團。這源于近代廣東康有為、陳煥章的孔教傳統。

儒學是文化，是文教，這個“教”主要指教育、教化，不是“宗教”，當然也不妨說她是“人文教”。其實儒家文化在歷史上是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底色、基底，各種宗教、文化在這一基底上生存與發展。今天，儒家文化中大量的普世性的內容，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倫理，仍然是中國現代社會各宗教、文化的底色。這是共識性、公共性的內涵。儒家在歷史上也與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間宗教一道成長，這是儒家與她們有區別性、獨特性的內涵。

總體上，歷史上儒學是宗教、政治、倫理、道德的合一，不是狹隘的某種宗教。我主要提倡復興儒學、儒家文化。我認為，可以通過民間組織的諸多途徑復興儒學，如重建書院與文廟，恢復祠堂與民間慈善會，組織兒童讀經與唱詩活動，復興并改革冠婚喪祭等家禮，恢復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并舉行相應禮儀，在城鄉有人群的地方辦孔子學堂，學習蒙學讀物與《四書》等。

我們認為，在民間也不妨可以形成儒教團體，與佛教、道教等一道，與已經在民間有較大發展的基督教（指天主教、新教等）交往、對話，共同形成良好的宗教文化的生態平衡，為中國人的精神寄托與安立發揮積極作用。根本上，要以中國的宗教為主體。復興儒學或儒教，首先要學習四書五經，要正講，防止歪講、邪講。

儒學復興，要深入草根民間

儒家網：您一向比較重視儒學的心性內容及心性學價值，但心性的培養或樹立是需要路徑的，康有為描述的那種“狂狷起腳”的心性人物甚至心性大師未必適合普通人之心性提升路徑，那么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教的心性學說尤其是其教的個體心性之培養、孕育主要訴諸群體化活動與個體化體驗共存的寺廟禮樂、宗教儀式這種優勢相比，儒家、儒教或現代儒學值得反思什么？儒家或新儒學或儒教能比得過佛教、基督教、回教的魅力嗎？

郭齊勇：錢穆先生講，心性論是中國學術的大宗綱，外王學（政事治平之學）是中國學術的大厚本。儒家強調通過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通過六經之教，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來修身，在日用常行之道中，在凡俗的家庭生活中，在承擔社會責任中，在盡倫盡職的社會生活中陶冶心性。儒家強調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您說的“狂狷起腳”的心性人物甚至心性大師，當然不適合普通人之心性提升。我們一再強調儒學的草根性、實踐性、社會性。

儒家修身的傳統，陶冶心性的工夫即方法十分豐富，絕不亞于諸種宗教。相反，中國道教、佛教，后來傳入的基督教，都吸收了儒家的禮，儒家的工夫，當然宋明儒也吸收了佛禪。儒家工夫論很發達。先秦的“克己”、“慎獨”、“誠意”、“三省吾身”、“存夜氣”等，宋明的“知禮成性”、“變化氣質”、“格物窮理”、“涵養致知”、“敬義夾持”等。

錢穆先生說：“朱子……尤其言心性本源，亦不能舍卻外面事物，故朱子力申‘敬’不是塊然兀坐，不是全不省事，須求本末內外之交盡，則致知窮理工夫，自所當重。不能單靠一邊，只恃一‘敬’字。此是朱子言‘敬’最要宗旨所在。”（《朱子學提綱》）又說：“其實二程提出‘敬’字，也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若只守這一‘敬’，到頭也還是一個空寂。所以朱子乃以敬義夾持、格物窮理來代替了禪家之參話頭。”（同上）

由此我們可知理學工夫論與禪學的差別，理學強調修身工夫、踐履的實際方向，還是指向治術，指向生活。蕭公權先生曾指出：“理學家……皆以仁道為政治之根本，而以正心誠意為治術之先圖。”（《中國政治思想史》）從民間善書中，從功過格中，從曾國藩的日記與家書中，我們都可領略儒家的心性體驗。

我們主要繼承的是孝、悌、仁、義、禮、智、信、忠、恕、廉、恥等核心價值觀，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是在接人待物、禮尚往來、冠婚喪祭的禮文儀節中慢慢養成的，因此心性培養的路徑，或者說是儀式，的確非常重要。

對比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不得不說現代的儒家缺乏這方面的努力，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學習他們的傳播精神，動心忍性，深入草根民間，以各種形式讓儒學更加深入地走進我國廣大城鄉的家庭、社區、學校、企業、機關，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要結合實際，重新制定健康的禮儀。同時，逐步恢復各地的書院與文廟，使儒家團體有合法的專門活動場所。

向佛教、基督教等學習是儒家應有的開放心態，但儒家也不必妄自菲薄，我認為儒學的主要精神與價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當代中華法治社會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中，儒家倫理的現代性轉化大有可為。

現代大學教育應該恢復書院傳統，經史子集不分家

儒家網：您培養了許多碩士、博士，您的體驗或經驗覺得培養學術大材、政治大材、禮教大材有什么困難？

郭齊勇：我們的大學的體制，學科分割得太厲害，文史哲三分，在以上三分基礎上，又有古今中西四分，甚至更細。恰如王充所說，“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我自己是博士生導師，很慚愧，知識結構不合理。在現代大學里，理論與生活實際脫節，怎么培養大材？我國過去的書院很好，書院的傳統值得發揚，書院曾培養了無數大學者與大政治家。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學習蘇聯，各大學都是用概論加上通史作為大學教材與教學的基本形態。您看，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的。當然，通論專論、通史專史是有必要的，幫助學生梳理一下。但是，它代替學生去嚼饃饃，有一種用老師們嚼過的饃饃喂學生的味道，而沒有讓學生自己去讀原著經典，自己去理會思考。因為經典所以為經典，是不可超越的。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凸顯“典”，是培養學生創造性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也是我們繼承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馬克思也說過，像古希臘史詩，莎士比亞，這都是不可逾越的經典。中國也有很多的經典，都是不可逾越的豐碑。那么，我們如何去消化，而且從中去領悟，獲得教養。

我覺得這是培養孩子們的、學生們的創造性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個比你讀多少本概論、通論都要好。所以，我覺得讀經典，多讀一點經典，對于培養文科的學生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僅僅是研究生，本科生也是這樣。

我們辦國學班就是針對人文學科培養人才的弊病的。武漢大學國學班從2001年開始，每年一屆，一直辦到現在。2005年后慢慢有了博士點和碩士點，現在的規模大約是每年20位左右本科生、七八位碩士和四五位博士。針對分科太厲害，試驗班就是要試著合起來教授培養一些國學人才。

“小班授課，經典導讀”是我在創辦時候提出的八個字，學生要學一些小學的內容，包括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并重視文獻學習，基本上是讀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比如《四書》、《詩經》、《尚書》、《周易》、《禮記》、《左傳》、《史記》、《漢書》、《老子》、《莊子》、《荀子》、《楚辭》、《文選》、《文心雕龍》及唐詩宋詞等，基本上書名也就是課程名。

我國傳統文化中有一些經典，是研究中國人文的學者必須了解的，借用馬一浮先生的話，武大培養的是“讀書的種子”。我們的目的是從古代經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徑，培養一些國學人才，掌握基本的讀古籍的方法。武大的國學人才培養主要是依靠校內外、國內外的優質資源。現在全國的教育界，讀典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們不僅僅是呼聲，而且，實際上教書也是這樣教的。

熊十力讓我受到心靈上的震撼

儒家網：您是熊十力研究的大家，能否談談最初是什么樣的機緣，讓您選擇您的這位同鄉作為研究對象？閱讀和研究熊十力，你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郭齊勇：我選擇熊十力作為研究對象，與我的恩師蕭萐父先生有關。我在本科生時，旁聽了蕭公為研究生開的“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課。講到近世，他偶然提及黃岡熊十力先生有《體用論》等書，值得一讀。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湖北有位哲學家叫熊十力，我就到校圖書館去遍查熊先生的書。自此，我對熊十力其人其書漸漸產生了興趣。后來便以熊十力及其思想作為研究對象。

在研讀熊十力思想的過程中，我獲益良多，發生了學術上的真正轉向，獲得了精神方向。在接觸熊十力之前，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一直采取革命大批判的態度，但熊十力的《十力語要》讓我受到心靈上的震撼。熊先生對中西哲學的評斷可謂鞭辟入里，同時更重要的是，他的話都是從心臆中流出來的，是他的生命體驗的結晶。

透過熊先生的書，我才從存在的感受上去重讀中國經典，才真正在身心上有所受用。我覺得每一位中國的知識人，要真正對自己本土的文化精神有所了解，起碼要讀一些中國經典，全面理解。中國的儒釋道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要靠我們體悟、實踐。

當代儒者更重要的是要參與政治、社會及各方面的活動

儒家網：回答中國未來的光明道路何在是一個當務之急的嚴肅問題，作為一位恪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信條的儒者，您對此有何思考？

郭齊勇：思想自由與人格獨立是真儒者的追求。中國的未來一定是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大同之世，沒有權貴階層，而有制約權貴階層的有效的制度，老百姓與知識分子有思想與說話的自由，而且生態環境好。

當前應建立各種社會保障機制，例如增加就業，大力幫扶弱勢群體，關心農村留守老人婦女兒童，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各種權益，幫助貧困地區盡快脫貧等舉措，有助于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應保障公民的各種權利及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的需求，一定要靠法律制度，特別是這些制度的執行與落實。

政府應聽基層老百姓的建議、批評，形成民意暢通的機制，政務是否公開透明，是能否“政通人和”的前提。目前可以替代政府部分職能并有效發揮社會管理作用的民間社團組織嚴重缺乏，它們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發揮。

應努力發展各種民間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公益性組織，構建“小政府、大社會”，降低社會治理成本，保障民意暢通，還權于民。應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問題，珍惜利用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以及一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不能因私利而破壞了子孫萬代的棲息之地。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我們對現況的評估，以及現在做什么樣的事情。我認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是國民的人文素養和精神文化的程度問題。與日本和歐美一些國家相比，我們的國民素養、文明程度是大有提升空間的。而這方面，傳統文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可以用以對國民進行禮樂教化，提升境界。

作為新時代的儒者，我認為推進傳統文化，就要以開放的胸懷，接納、促進新時代的諸子百家，促進古與今、東與西、中西馬、文史哲、儒釋道、諸子百家間的對話，在各宗教文明對話的過程中，反思根源性與現代性，反思一百多年來時髦人士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反思科技文化，反思對終極價值與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構或消解，重建崇高的信念與信仰。

我們要“守先待后”，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在守之中有所為。不僅要做自身修養，著書立說，更重要的是參與現代社會生活，參與政治、社會及各方面的活動，培養年輕一輩人自覺其擔當意識，去研讀、開發與創造性地轉化儒家豐富的思想資源，鋪開中國未來的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