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中國化的”佛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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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我之于大足石刻，實地的了解其實極少，只有在2005年10月12日對大足石刻之寶頂石窟的一次匆匆踏訪。但我對于大足寶頂石窟，近十年來的提及卻又頗多，提及的場合多在圍繞中華文化、中國道路的講座中。

鄧小平參觀大足寶頂石窟

在這樣的講座中提及大足寶頂石窟，是有這樣一個原因：1986 年1月31日上午，蒙蒙細雨中，鄧小平同志在面對大足寶頂石窟《父母恩重經(jīng)變相》造像時，陷入沉思，隨后連聲說道：“這是中國化的，這是中國的了”——畢竟是敏銳的鄧小平，一語道出了大足寶頂石窟的特點所在、靈魂所系。

那么，引發(fā)小平沉思的《父母恩重經(jīng)變相》石刻藝術是如何表現(xiàn)“中國化的”“中國的”佛教的呢？

《父母恩重經(jīng)變相》之“佛前求子”“懷胎守護”“臨產(chǎn)受苦”

位于寶頂山大佛灣的這組變相，乃是以11 組浮雕造像連環(huán)畫似的表現(xiàn)了中國式的父母子女關系：佛前求子，懷胎守護，臨產(chǎn)受苦，生子忘憂，咽苦吐甘，推干就濕，哺乳養(yǎng)育，洗濯不盡，為造惡業(yè)，遠行憶念，究竟憐憫。其間，男子手捧香爐、女子上香祈禱的“佛前求子”，父親執(zhí)棒、母親挽袖、為子結婚、準備宰豬的“為造惡業(yè)”，都具有援佛入儒的色彩；講求父母大慈大悲、子女和顏悅色的“究竟憐憫”，則是儒佛合一；而“臨產(chǎn)受苦”中手持令牌、念念有詞、驅(qū)趕鬼魔的端公，又是道教中的角色。若再放大些看，這組“變相”的上層，是從過去到現(xiàn)在，一脈相承，在七佛見證下父母含辛茹苦養(yǎng)育子女成人的過程；而這組“變相”的下層，又是惡鬼兇悍，囚犯呻吟，勸誡“三千條律令，不孝罪為先”的地獄圖。如此，在這些造像中，儒家提倡的孝道得到了生動鮮活的呈現(xiàn)。

早期佛教與傳統(tǒng)儒家對父母與子女關系的認知差異頗大。在早期佛教中，子女之于父母，只是須臾寄住，故無所謂親疏，佛教主張看破紅塵、舍棄怨親、利樂眾生；而在傳統(tǒng)儒家看來，“百善孝為先”“孝者德之本”，孝是天經(jīng)、地義、民行，意即天地的規(guī)則、百姓的規(guī)范，是維系家庭、宗族、國家的核心理念。然則面對這樣的差異，進入中土的佛教為了扎根豐厚的社會土壤，被動或者主動求變，這就是我們習稱的“佛教的中國化”，其結果，便是依據(jù)唐人所撰《佛說父母恩重經(jīng)》而作的寶頂石窟《父母恩重經(jīng)變相》，它完全是對中華文化而非印度文明的詮釋。

其實，在南宋時代開鑿、有著總體構思的大足寶頂石窟藝術中，對具象的“中國化的”“中國的”佛教，有著圓融完美的呈現(xiàn)，諸多的造像場景及其總體面貌，標志著佛教中國化進程的完成。至今猶憶近十年前我匆匆踏訪時所留的深刻印象，養(yǎng)雞女的微笑，吹笛女的形態(tài)，牧牛圖的風趣，沽酒醉酒的男女，孝子的形容，王公大臣、官紳士庶、漁樵耕讀的栩栩如生，半身巨佛的有藏有露與肅立弟子的涌地而出，這是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耕社會之生活與藝術的真實；六道輪回的巨輪，牛頭馬面的猙獰，受罪人等的呼號，尖刀、油鍋、寒冰、沸湯的酷刑，這是中國人宗教信仰世界的勸慰與警誡；而合觀《父母恩重經(jīng)變相》《大方便佛報恩經(jīng)變相》與夾在中間的雷公電母風伯雨師，是否又在強調(diào)：如若違背了儒家的孝道，不僅要入佛教的地獄，而且會遭道教的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的懲罰。

吹笛女

半身巨佛與肅立弟子

除我曾踏訪的寶頂石窟外，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的大足石刻，還包括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門山等處石窟，其造像年代，始于初唐，歷經(jīng)五代，盛于兩宋，余波延至明清。據(jù)黎方銀著《中國世界遺產(chǎn)叢書·大足石刻》（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中介紹：北山石窟中觀音造像眾多，被譽為“中國觀音造像博物館”；南山石窟中的宋代道教造像，為中國這一時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備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石窟中以孔子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造像中可謂鳳毛麟角；而以石篆山石窟為代表的儒、佛、道三教合一造像，以石門山石窟為代表的佛、道合一造像，在中國石窟藝術中也極為罕見。讀著這樣的介紹，真是心向往之而思接千載：這樣的大足石刻，可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佛、儒、道的和睦相處，從獨特的角度客觀反映了中華文化中一些深層的特征。比如中華文化善于變?nèi)藶榧海蛔兗簽槿耍鸨緸椤昂瘛保^音本為丈夫身，佛教來自印度，然而經(jīng)過中華文化的改造，佛教成了中國的宗教信仰，觀音變?yōu)榕嗥兴_，禪宗也完全是中國的佛教而非印度的佛教。再如唐宋以降的中國民間社會，既頂禮膜拜儒家的先圣先賢，也崇信敬畏佛、菩薩、玉皇大帝、十殿閻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這樣的儒、佛、道的兼容調(diào)和、冶于一爐，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人是把宗教與信仰分開對待的，宗教雖可變更，信仰永遠是中國式的。再如外來的佛教，在中土儒、道的批判中，曾被斥為大造寺塔，所以“入國破國”，遺棄二親，所以“入家破家”，剃發(fā)絕后，所以“入身破身”；而自從佛教“入鄉(xiāng)隨俗”、符合國情地自變與他變?yōu)橹袊降姆鸾毯螅煸谥腥A的土壤里生根發(fā)芽、枝繁葉茂，長成了參天的大樹！佛教如此，推而言之，政治制度乃至國家發(fā)展的道路，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牧牛圖》中的馴伏、無礙

佛教是覺者的教化，佛就是覺，不僅自覺，而且覺他，不但能夠自覺、覺他，而且起而行之、覺行圓滿。面對絲路敦煌莫高窟，我們可以覺出其中濃郁的異域色彩，面對雁北大同云岡石窟，我們可以覺出其中明顯的非漢元素，面對中州洛陽龍門石窟，我們可以覺出其中胡漢融合的趨向，而面對西南重慶大足石刻，我們不僅可以覺悟“中國化的”“中國的”佛教之典型與奧妙、生活與世俗，還可進而覺悟中華文化的有容乃大、有變乃恒、變?nèi)藶榧海X悟中國道路的自具特征、自成體系、自尊自信——然則中國之世界遺產(chǎn)名錄中的佛教石窟以及其中大足石刻的特別啟示意義，當即在此吧！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