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作與大師經濟

這次清明回鄉掃墓呆了一周，忙里偷閑到陶瓷市場上遛彎，收獲頗豐。

各地到景德鎮的游客應該都希望能夠買上一點自己中意的景德鎮名瓷或用或收藏。而景德鎮長大的老崽俚里面，要說沒有接觸過“名人名作〞甚至是說不知道“名人名作”的人那是極少有的。千年以來，景德鎮滿城盡作坊，到處有窯口，市民們免不了與陶瓷行業直接至少是間接的打交道，耳聞目睹久了，年齡稍長的人對有關陶瓷的知識都能夠說個1234。

所謂陶瓷的“名人名作”是景德鎮市本地話里面的一個概念，并沒有嚴格的語言學上的定義。何為名人，何為名作？雖然沒有一個法定的標準但在景德鎮乃至全國的陶瓷行業內還是有共識的。

比如歷史上的“珠山八友”的作品當然是名人名作。近現代的“王張李戴”即陶瓷大師王錫良、張松茂、李進（也有說李菊苼的）、戴榮華的作品當然是名人名作。嚴格的來說，景德鎮坊間一般把享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以上職稱的作品均稱為“名人名作”。而放寬一點說，對省級工藝美術大師以上職稱者的作品亦可稱之為“名人名作〞，而景德鎮的市民中多半可以通過拐上幾個彎而與大師們套上親友關系。

與“名人名作”而伴生的對于景德鎮經濟有著重大影響的還有另外一個概念或者是經濟現象叫：“大師經濟〞。20年前，我是景德鎮市人民政府的常年法律顧問，與當時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年齡相近，閱歷相似故有較多的共同語言，在工作上的接觸談論法律工作之余也會談到景德鎮陶瓷發展的有關問題，就在與他們的交流里知道了“大師經濟”這個概念的提出與構成過程。

當時在景德鎮市范圍之內，已有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包括陶瓷學院的教授以上專業人才達20余位，每位大師一般帶5個學生，他們的作品需要制造燒成，就需要10倍以上的瓷工計50人以上，而圍繞這50位瓷工就可能需要從陶瓷原材料到產品包裝、運輸，作品市場銷售的上下游就業崗位又可能翻上個10倍，由此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大師經濟”。

“大師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也具有現實的經濟意義。“大師經濟”為當時景德鎮市陶瓷企業的十四大瓷廠改制失敗基本陷于倒閉狀態下的就業問題走出了一條新路，再加上許多陶瓷熟練工人或自謀職業集資而辦起的眾多的陶瓷小作坊或者到民營瓷廠里打工，在向社會提供優質的景德鎮瓷器的同時，10余萬瓷業工人的生活亦有了出路。

客觀的說，景德鎮陶瓷的“名人名作”是景德鎮“大師經濟”的窗口與推動力，可以說沒有“名人名作〞的拉動，“大師經濟”就成了空中樓閣，拉動經濟也無從談起。誠然，由于缺少法定標準，“名人名作”的銷售中的確也有李逵和李鬼的故事發生。人們要買到一件大師的名人名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收藏家們也是想盡了辦法，其中最簡單的直接的做法就是請大師為其作品背書，比如讓大師們抱著他的自己的作品照相留存。一般來說，經過大師自己親自認定的都是其本人的佳作。

難辦的是大師們年齡大了，生老病死不可抗拒，近年陸續走了好些大師，市場上他們的作品的真偽就有了一些爭論，但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如最近的王錫良先生仙逝，而我大兒子之前有幸得到了王錫良先生生前所寫的“仁者壽”三字的瓷板畫作為我七十壽辰的禮物，頗顯珍貴。

對于“名人名作”的辨別，我就堅持一個標準，就是凡經過大師們自己確認的作品，就應該認定是大師作品，屬于名人名作。對于故去的大師的作品，主要是看兩條，一是看作品本身的藝術風格和造詣，是否有大師的真諦，與公眾認知的大師的其他作品是否相符；二是有無大師們在世的時候對這個作品認可的證據如題詞、印鑒、照片等等，包括但不限于讓大師的后人來辨別是否是大師所作。當然有的大師后人對其前輩的作品也不盡掌握情況，所以也不能搞一家之言。否則，出現誤判不符合實際情況。

簡而言之，在陶瓷藝術品市場，還是要堅決的摒棄文人相輕的陋習，實事求是，尊重知識，尊重藝術，讓名人名作更貼近公眾，更有市場價值，為千年瓷都增光添彩。

昨天晚上在機場候機回北京，有一點時間就寫了這篇短文，給讀者解讀一下什么是名人名作？什么是大師經濟？也是一家之言。

附圖：承王懷亮先生關愛，我這次收藏的其作品“松鶴延年”青花釉里紅花瓶一件。

王錫良先生所書的“仁者壽”瓷板畫。

歷史文章

王才亮

學者型律師，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人民大學律師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建設管理與房地產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委員會顧問。出版專著三十余本，發表論文百余篇。2010年獲《時代周報》時代人物，《中國律師》雜志年度新聞人物。2011年獲《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國年度魅力人物”。

才行法道 良舉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