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銳評丨“731”這天，日本“國家情報局”上線意欲何為？

對于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來說，“731”代表著罄竹難書的戰爭罪行。而在二戰結束81年后的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并召開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的首次“國家情報會議”，究竟意欲何為？

這是日本二戰后首次構建國家級情報統合體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打著安保、防衛的幌子，意圖整合強化情報力量，復制戰時情報集權架構，推動軍國主義幽靈復活，服務于擴軍備武的危險目的，正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現實威脅。

圖為日本防衛省

這套“新戰前情報體系”與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特務體系如出一轍。1911年日本設立“特高課”后，對內殘酷鎮壓進步人士與反戰群體，對外充當侵略擴張急先鋒。1940年，日本整合軍政情報資源成立內閣情報局，建立戰時一體化情報中樞，為全面侵華與太平洋戰爭提供支撐。這些機構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二戰結束后，日本戰時特務機構被強制解散，但軍國主義并未受到徹底清算。如今，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正式落地，意味著軍國主義特務統治模式死灰復燃。這一體系的制度設計處處可見“特高課”式集權內核。比如，將原內閣情報調查室升級為擁有綜合協調權的“國家情報局”，情報人員直接歸首相官邸統一調度，核心內閣成員參與“國家情報會議”。這種高度集權的情報體系，徹底打破了戰后日本延續數十年的情報分權制衡機制。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設立的“國家情報局”職能邊界模糊，外部監督機制近乎空白。日本政府將輿論認知作戰、不實信息管控劃入其核心職能，卻未通過法律劃定國家安全管控邊界，實際將全體國民與社會組織都納入監控范圍。同時，日本政府拒絕建立第三方獨立監督渠道，情報權力完全由行政部門把控。這意味著，不受約束的情報大權極易淪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從而重演日本歷史上思想禁錮、高壓管控的黑暗局面。

“高市政府正在打造‘平時監控、戰時動員’的戰爭體制”“‘國家情報局’可能成為監視社會、鎮壓民眾的法律工具，讓日本淪為參與和協助戰爭的國家”“‘國家情報局’是缺乏監督的情報機構，最終只會淪為執政黨的打手”……連日來，日本國內輿論紛紛提出批評。許多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抗議集會，要求政府不要忘記歷史教訓。

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國家情報局”的設立，不僅僅是要加強對日本國內的控制，更是為了配合擴軍備武，是系統性推進再軍事化的關鍵環節。

從防衛預算連續14年上漲、2026財年突破9.04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到摒棄“專守防衛”準則，加速研發國產遠程導彈、全面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從高頻參與多國聯合軍演、向外延伸軍事存在，到右翼政客公開鼓吹擁核、謀求廢除“無核三原則”，日本正在不斷掙脫和平體制束縛。而“國家情報局”的設立，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上述擴軍備武舉措搭建起全域情報中樞，形成“情報統籌、高層決策、軍事落地”的完整鏈條，為架空和平憲法、對外動用武力提供制度保障。

日本防衛預算連續14年上漲、2026財年突破9.04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

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但當下的日本政府，正有計劃、分步驟背棄戰后承諾。從戰時臭名昭著的“特高課”到如今磨刀霍霍的“新戰前情報體系”，日本右翼重走情報集權老路，公然挑戰戰后秩序。國際社會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多措并舉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蔓延擴張，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歷史車輪不會倒退，戰爭悲劇不容重演。任何妄圖復活軍國主義、觸碰和平底線的行徑，注定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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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日本"新特務頭子"即將就任 背景披露

日本情報特務機構，新版“特高課”真的來了。

據共同社報道，由首相高市早苗親自主持的日本首次國家情報局會議，將于7月31日正式召開，此次會議的一項核心議題，是敲定日本首份國家情報戰略。

這場會議的舉行，意味著高市內閣籌備已久的“國家級情報中樞”正式成型，而執掌這一核心機構、被外界視作日本新版“特高課”頭目的首任局長,也徹底走到臺前。

他是原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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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后八十余年時間里，日本受和平憲法約束，不得不規避二戰時期那種集中化強力情報機構——“特高課”，因為情報是發動軍事行動的“鋪路石”。

日本戰后情報體系長期分散在各省廳，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極右翼勢力一直鼓噪設立“國家情報局”。

從制度層面看，將成立國家情報局置于日本近年來持續推進所謂安保政策“正常化”、防衛能力擴張以及修改“和平憲法”討論持續升溫的大背景下觀察，此舉絕非正常的國家安全制度完善，而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徹底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約束，全面重建軍國主義情報體系集權化、軍事化的標志性事件。

原和也在日本警察、情報體系任職三十年

現任內閣情報官原和也（Kazuya Hara），作為新版“特高課”掌舵人，絕非日本普通官僚。他不僅在日本警察、情報體系任職三十年，而且還綁定安倍晉三與高市早苗的政壇人脈，早已注定他將成為日本安保體系尋求突破的“關鍵推手”。

不同于日本政壇擅長造勢的政客，原和也算是典型的“隱形核心官僚”。

他行事低調、極少公開發聲、無公開著作，很多年都處在日本情報警務一線，是日本警察與情報體系錘煉多年的“專業型骨干”。

今年58歲的原和也，1967年8月出生于兵庫縣，在一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后，于1990年正式入職日本警察廳，自此扎根日本最核心的涉外安全與反間諜領域。

他的職業軌跡高度貼合日本情報體系的核心需求，聚焦外事情報、反間諜、涉外安全管控等關鍵領域。入職后不久，他便躋身警察廳核心外事系統，先后擔任警察廳外事課課長等關鍵職務，長期對接外國情報活動監測、國際反恐協作、跨境涉密風險管控等工作。

他還在日本外務省和防衛省情報本部工作過，這些經歷讓他了解了各國情報運作模式，也積累了涉外情報研判與處置能力。

此后，原和也出任日本警察廳警備局局長，執掌日本國內最高規格的安全警備、重大安保防控與核心涉密安全工作，全面統籌日本國內反恐、重點安保、涉外滲透防控等事務，成為日本國內安全防線的核心掌控者。

2023年，他躋身日本情報權力核心，出任內閣情報官，直接對接首相官邸，統籌全國情報匯總、分析與上報工作，正式進入日本頂層安保決策圈層。

2

相較于日本戰后情報體系的“制度設計者”北村滋，原和也更偏向“實戰型執行者”。

他曾先后派駐俄羅斯、美國工作，熟悉情報運作規則，兼具一線經驗。2026年5月，他專程到訪美國FBI總部，與美方敲定網絡安全、反間諜、跨境反恐等領域的深度合作方案，推進美日情報無縫對接。

原和也和FBI局長合影

可以看出，層層進階，讓他成為唯一兼具警察執法、國內安保、涉外情報、頂層統籌全鏈條經驗的人選，為執掌全新國家情報局奠定了絕對基礎。

在日本政壇，核心官僚的任用從來不止看能力，更看政治立場與派系綁定。

原和也能夠脫穎而出，成為首任國家情報局局長，核心原因在于他深度綁定日本右翼核心圈層，是安倍晉三“安保遺產”與高市早苗“改革路線”的忠實執行者。

日本安保情報體系的重構，始于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時期。安倍為突破戰后體制束縛，一直希望打造“集權化安保機制”。例如，2013年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出臺《特定秘密保護法》，徹底改寫了日本分散化的情報格局。

而原和也正是在安倍執政的黃金時期，快速晉升、站穩核心崗位，全程參與安倍時代涉外反間諜、涉密安全管控、情報體系整合等關鍵工作，深度契合安倍“擺脫戰后體制、強化自主安保”的核心理念。

與此同時，作為安倍政治理念的“頭號繼承者”，高市早苗上臺后，延續并加速了右翼安保擴張路線，設立國家情報局、推進反間諜立法，成為其核心施政綱領。原和也憑借過往的豐富履歷、貼合右翼的安保立場，成為高市早苗最信任的情報官僚。

二人的合作邏輯清晰且穩固：高市早苗負責頂層政治推動，突破制度與國會阻力，落地情報機構改革；原和也負責專業落地，統籌體系搭建、機制完善與實操落地。

今年7月24日，日本內閣緊急敲定人事任命，正式任命原和也為國家情報局首任局長，這充分說明了高市對他的絕對信任。縱觀日本政壇人事邏輯，此次任命并非臨時抉擇，而是右翼圈層長期布局的結果。

高市早苗需要一位低調、專業、無派系爭議的嫡系，承接其“情報強軍”戰略，而原和也正是最合適的人選。

3

正如前面所說，戰后日本刻意設計成“去中心化”情報體系，各省廳情報部門各自為政，杜絕單一強力情報機構誕生。

結合日本近代侵略歷史，其對外擴張的固定路徑，從來都是情報先行、間諜開路。

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每一次對外軍事冒險，都以大規模、無孔不入的間諜情報活動為先導，提前竊取相關國家的軍政機密、測繪地形、收買內應、制造矛盾、炮制戰爭借口，為武裝侵略做各種準備。

可以說，集權化的對外情報體系，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先行軍”。

高市早苗政府設立的“國家情報局”，被外界視作戰后日本最接近戰時“特高課”的集權化情報機構。執掌這一機構的原和也，很可能從三個方面重塑日本安保與情報格局。

圖為日本國家情報體系架構圖一覽

一是統籌整合日本全國情報資源。未來日本國家情報局人員規模可能達到約700人，核心人員來自內閣情報調查室，同時吸納警察廳、防衛省、外務省、公安調查廳多部門骨干，形成集權化的國家情報機構。

原和也將會依托自身跨部門工作經驗，搭建統一情報匯總、研判、上報機制，為日本政府提供“更精準、高效的”情報支撐，落實內閣秘書長所謂“以高質量情報賦能政策決策”的核心目標。

二是全力推進反間諜立法。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抱怨，因缺乏所謂專項反間諜法案，在商業機密保護、境外勢力滲透管控、關鍵技術保密等領域存在巨大漏洞。實際上，是借機打擊日本國內與極右翼立場不一致的人士。

原和也作為反間諜領域資深專家，上任后一個核心任務，很可能是配合內閣推動反間諜立法落地，完善涉密信息保護、跨境情報滲透防控、關鍵技術安全管控等制度，為日本強化情報管控、收緊安全邊界提供法理支撐。

三是助力日本實現“情報先行”，服務安保擴張野心。原和也主導的國家情報局，將聯動國家安全保障局，對接日本所謂“反擊能力”建設，為自衛隊戰略部署、區域安全研判、境外情報布局提供全方位支撐。

同時，他也會依托美日情報深度合作，持續完善海外情報網絡，推動日本情報職能從被動防控向“主動搜集、主動研判、主動干預”轉型，徹底擺脫戰后防御型安保定位。

值得警惕的是，集權化情報機構的落地，正在撕開日本和平體制的裂痕，讓日本重回“監視型國家”。而原和也的上位，意味著日本右翼的“情報強軍、安保擴張”之路，很可能將進入常態化、制度化推進階段。

日本戰前集權特務情報體系，對內制造恐怖統治，對外助推侵略戰爭，給日本自身、亞洲各國都帶來了巨大災難。

因此，復活“特高課”的日本，也將變得越來越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