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起烽煙，長征播星火，聚焦滇東曲靖，三十七載見證山河重生！

當我們將視線投向 1912 年至 1949 年的滇東大地，曲靖所處的區位價值便清晰顯現。地處滇、黔兩省交界，作為出入云南的東部門戶，這片土地天然成為各方勢力角逐、往來必經之地。在我看來，民國三十七年間曲靖的完整歷史，絕非零散人物事跡的簡單拼接，它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微觀縮影。一方面，傳統封建秩序瓦解之后，地方軍事力量崛起，軍閥紛爭裹挾普通民眾；另一方面，實業救國思潮、民族救亡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依次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

不同道路、不同信仰的人群在此相遇、碰撞，共同書寫一段復雜、立體，無法用單一標簽簡單概括的地方歷史。想要客觀理解這段歲月，我們不能孤立看待某一場戰爭、某一位歷史人物，應當把曲靖的區域變遷放置在全國政局更迭的宏大框架之下審視。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之后，云南成為西南最先響應共和的省份，1911 年昆明重九起義奠定滇省革命根基，出生于曲靖會澤的唐繼堯，正是這場起義核心參與者之一。民國建立之初，國內共和根基尚不穩固，袁世凱逐步集權，最終悍然復辟帝制，整個國家面臨歷史倒退的危機。唐繼堯與蔡鍔等人一道，于 1915 年在云南率先舉起護國討袁大旗，發起護國戰爭。

長期以來，大眾敘事常常更多聚焦蔡鍔，在我研讀大量護國運動一手史料之后認為，唐繼堯作為云南軍政主官，承擔著戰爭籌備、后勤統籌、后方穩固的核心工作，若無云南持續穩定的后方支撐，護國軍出滇作戰難以持續。護國戰爭最終粉碎袁世凱帝制野心，維護了辛亥革命取得的共和成果，這場震動全國的斗爭，源頭起于云南，而起于曲靖的唐繼堯，深度參與并主導這一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

同時我們也應當秉持辯證視角，主流史學界普遍認可 “護國有奇功，治滇存爭議” 的評價。護國運動勝利之后，唐繼堯長期謀求經營西南勢力范圍，持續對外用兵，連年征戰加重云南各地民眾負擔，曲靖作為滇東前沿，多次承受兵役、糧餉征調帶來的壓力。這種歷史人物功過并存的特質，也是整個民國時代多數軍政人物共同的特征，單純神化或者全盤否定，都偏離真實的歷史原貌。

伴隨著共和政體建立，“實業救國” 思潮席卷全國，一批民間工商業者嘗試擺脫外國商品壟斷，依托本土資源發展民族工業，宣威浦在廷便是滇東實業探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我看來，浦在廷最大的歷史價值，不只是改良火腿制作工藝，更在于打破傳統小農手工業的局限，用現代化企業思維改造本土特產。在此之前，宣威火腿依靠農戶家庭腌制，以整支火腿向外販運，運輸周期長、保存困難，市場輻射范圍十分有限。

浦在廷整合地方商戶組建股份制火腿公司，統一規范原料收購、腌制標準，又遠赴沿海與海外學習罐頭加工技術，引進成套機械設備，創辦浦在廷兄弟罐頭食品公司，成功量產宣威火腿罐頭。新式罐頭產品便于長途運輸，迅速打開國內多地市場，甚至遠銷東南亞，孫中山先生為其題詞 “飲和食德”，也讓宣威火腿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值得留意的是，浦在廷的實業經營始終無法脫離動蕩時局的束縛，軍閥混戰帶來苛捐雜稅、道路時常阻斷，民族工業缺少穩定發展環境，企業發展幾經起落。浦在廷的經歷也印證一個歷史結論，在國家缺乏穩定秩序的近代，民族工商業縱然擁有優秀產品與進取的經營者，依舊難以獲得長久穩定的發展土壤。

唐繼堯統治后期，滇軍內部矛盾持續激化，權力分配失衡最終引爆大規模內戰，多名曲靖籍將領登上西南軍政舞臺，胡若愚、張汝驥、孫渡便是其中關鍵人物。1927 年云南爆發二六政變，四位鎮守使聯合發動兵諫逼迫唐繼堯交出政權，云南陷入權力真空，胡若愚、龍云兩大派系隨即爆發持續數年的軍事沖突。羅平人胡若愚、曲靖本土出身的張汝驥結成同盟，與龍云反復爭奪云南控制權，地處滇東咽喉的曲靖，成為雙方反復拉鋸的主戰場，曲靖圍城戰、宣威爭奪戰接連上演。

陸良人孫渡最初游走于各方勢力之間，憑借出色的戰略謀劃能力嶄露頭角，在滇軍混戰后期選擇輔佐龍云，幫助龍云逐步統一云南軍政。我認為，這場持續數年的滇軍內戰，本質是舊軍閥集團內部的利益爭奪，戰爭沒有帶來任何社會進步，持續的兵禍讓曲靖城鄉百姓承受巨大損失，農田荒廢、商旅斷絕，賦稅徭役層層加碼。同時客觀來看，這批曲靖籍滇軍將領接受新式軍事教育，擁有近代軍事素養，在時代轉向全面抗戰之后，部分人最終走向抵御外侮的戰場，個人人生道路隨著民族危機到來發生巨大轉折。

1937 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進入生死存亡的危急階段，云南成為全國重要的西南大后方，曲靖依托滇黔公路的交通干線地位，承擔起兵員輸送、物資轉運的關鍵任務。前線源源不斷需要彈藥、糧食與新兵，無數車輛日夜穿行于曲靖境內，原本閉塞的滇東山區，成為支撐全國抗戰鏈條不可缺少的一環。亂世之中，多名曲靖籍將領奔赴抗日前線，用行動承擔起保家衛國的使命。

陸良籍將領孫渡受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五十八軍軍長，率領由云南子弟組成的部隊出滇作戰，轉戰湘鄂贛多地，先后參與武漢會戰、多次長沙會戰等重大戰役，長期在華中戰場阻擊日軍進攻。富源（舊稱平彝）的王甲本，素有 “硬仗將軍” 的稱謂，先后參加淞滬會戰、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常年身處一線陣地。1944 年豫湘桂戰役期間，日軍大舉南下，王甲本在湖南山口鋪遭遇敵軍突襲，彈盡之后與日軍展開近身肉搏，最終壯烈殉國，成為抗日戰爭中為數不多與敵人白刃格斗犧牲的高級將領，后被追贈陸軍上將。

在梳理二人史料時我產生這樣的思考，孫渡、王甲本早年都參與過省內軍閥紛爭，民族危亡時刻，放下省內派系矛盾奔赴前線抵御外敵，足以證明在外來侵略面前，民族大義能夠超越地方派系隔閡。當然我們同樣需要區分歷史事實，孫渡部隊在抗戰之外，也曾奉命參與阻擊長征過境紅軍的軍事行動，復雜的身份背景，是民國軍人普遍的時代烙印，我們需要放在不同歷史階段分開評判，不能以單一標簽概括人的一生。

就在各路滇軍奔赴抗日前線前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火種已經在曲靖悄然點燃，會澤人蔣開榜推動建立曲靖境內最早的中共地方黨組織。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期，白色恐怖籠罩云南，公開傳播革命思想面臨極高風險，在外地黨組織工作人員引導下，蔣開榜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中共東川（會澤）支部建立，這是曲靖區域第一個黨組織，陳祖武首任支部書記，蔣開榜后續接任支部負責人。

此后數年，蔣開榜以教書、開辦夜校作為掩護，奔走于會澤、宣威以及毗鄰的貴州邊界，秘密發展黨員，聯絡工農群眾，籌備革命武裝。殘酷的斗爭環境之下，武裝起義計劃遭到叛徒泄露，蔣開榜不幸被捕。面對敵人嚴刑逼供，他始終堅守信仰，拒絕泄露組織信息，最終英勇犧牲。在我看來，蔣開榜的斗爭意義不只在于組織建設，他在滇東北黑暗歲月中，第一次系統向底層民眾傳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念，為后續紅軍長征途經曲靖、游擊根據地建立埋下思想根基。

三十年代中期，紅軍長征兩次途經曲靖，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印記。1935 年，中央紅軍也就是紅一方面軍途經富源、宣威境內，依靠靈活機動的戰術擺脫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1936 年，紅二、六軍團進入宣威，打響著名的來賓鋪戰斗，也就是虎頭山戰斗。這場戰斗是紅軍長征途經云南境內規模較大的戰斗，紅軍主動迎擊前來阻擊的滇軍，重創敵軍有生力量，同時自身也付出不小傷亡。戰斗結束之后，紅二、六軍團根據戰局變化調整計劃，繼續北上。

紅軍途經曲靖各地之時，積極宣傳革命主張，懲治惡霸地主，招募青年參軍，當地百姓近距離接觸紅軍隊伍，打破長期以來國民黨當局的歪曲宣傳。遍布曲靖多地的長征舊址、紅軍留下的文書、歌謠，都是這段歷史鮮活的實物見證。客觀梳理各方史料能夠發現，當時奉命尾隨、阻擊紅軍的正是孫渡指揮的滇軍部隊，雙方發生多次對峙與戰斗。這一段史實清晰展現出三十年代國內復雜的政治軍事格局，內戰與民族危機相互交織，歷史的復雜性不容簡單化、臉譜化解讀。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國內和平局面短暫維系，隨著內戰全面爆發，云南各地反蔣武裝斗爭逐步興起。地處滇東南交界的陸良、師宗、羅平山地連綿，便于開展游擊作戰，成為滇黔桂邊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游擊縱隊在此長期活動，楊守篤作為邊縱重要軍事指揮員，扎根陸良龍海山，依托山區地形建立穩固根據地。他一方面發展脫產游擊武裝，開展軍事訓練，主動打擊國民黨地方武裝；另一方面積極統一戰線，團結地方開明人士，發動農民建立農會，組織群眾支援游擊戰爭。

龍海山根據地與羅平羅盤根據地相互呼應，形成橫跨三縣的紅色游擊區。游擊縱隊不斷出擊，陸續解放多座縣城，持續牽制國民黨在滇東的軍事力量。臨近 1949 年云南全境解放之時，邊縱各部積極配合南下野戰軍，肅清地方殘余反動武裝，推動曲靖各縣迎來和平解放。

縱觀 1912 年至 1949 年民國時期曲靖完整的歷史脈絡，在我看來，這段三十七載歲月可以視作近代中國社會劇烈轉型的縮影。從政治層面看，共和建立之后，中央權威衰弱，西南地方勢力崛起，軍閥混戰帶來持續動蕩，直至外敵入侵喚醒全民民族意識，抗日救亡成為時代主流；與此同時，代表底層民眾利益的革命力量逐步發展壯大，歷經地下斗爭、長征過境、長期游擊戰爭，最終迎來區域解放。經濟層面，浦在廷所代表的民族工商業者努力嘗試實業救國，可是動蕩的時局不斷擠壓民族工業生存空間，證明脫離獨立穩定的國家環境，發展民族經濟難以實現。

人群層面，這片土地孕育了截然不同的群體，有主導區域政局的軍政人物，有致力本土產業的實業先驅，有以身殉國的抗日將士，還有為人民解放事業獻出生命的革命志士。許多歷史人物人生軌跡充滿矛盾與轉折，早年參與軍閥紛爭，后來奔赴抗日戰場；曾經對立的武裝力量，在民族大義面前擁有共同的目標，這種多重面向，正是真實歷史區別于通俗演義最重要的特征。

時至今日，我們回望這段滇東往事，最大的價值不只是梳理發生過的戰爭、事件與人物，更在于從中提煉可供長久思考的歷史啟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想要實現安定發展，持續的戰亂與派系紛爭只會消耗社會根基；唯有抵御外來侵略、實現民族獨立，建立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穩定秩序，實業發展、民生改善才有實現的可能。曲靖留存下來的護國運動遺跡、近代工業舊址、抗日英烈紀念場所、長征遺址、游擊根據地舊址，串聯起完整的民國地方歷史鏈條。

這些散布烏蒙大地的歷史遺存提醒我們，所有宏大的國家歷史，最終都會落腳在一方水土之上，無數普通人的選擇、抗爭與堅守，共同匯成滾滾向前的時代長河。對待這段歷史，我們應當持續保持理性審慎的態度，依托地方志、檔案文獻等一手史料持續考證，區分主流定論與民間傳說，拒絕非黑即白的簡單評判，持續發掘藏在滇東群山之中，被時光沉淀下來的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