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古城與雪山，1961 年的抉擇，承載納西人當家作主的時代期盼！

行走在今天麗江古城的街巷，或是遙望玉龍雪山綿延的雪峰，大部分人最先聯想到茶馬古道的商旅傳奇、東巴文化的古老文字，或是享譽世界的文旅名片，卻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一段存續四十二年的行政區劃歷史。1961 年 4 月 10 日，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正式宣告成立，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地名調整，而是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落地滇西北邊疆、納西族群眾實現當家作主的標志性歷史事件。

在我看來，讀懂這一段歷史，不能僅僅局限于一條時間記錄，需要把事件放置在漫長的邊疆治理沿革、新中國初期民族工作實踐、滇西北多民族共生格局三重維度中審視，厘清建制設立的歷史前提、籌備歷程、發展成效以及后續區劃調整帶來的深遠影響，客觀評判這一自治建制在中國民族發展史上獨特的意義。

麗江作為納西族核心聚居地，納入中央政權管轄的歷史源遠流長。漢代設立遂久縣，開啟中原王朝對這片區域直接行政建制的嘗試。元代定名麗江路，木氏土司制度逐步成型，此后四百余年，元明清三代長期實行土司間接治理模式。明代木氏土司走向鼎盛，依托茶馬古道發展商貿，主動吸納漢、藏、白多元文化，奠定了麗江包容融合的文化底色。清雍正元年推行改土歸流，世襲土司失去軍政實權，中央派遣流官治理麗江。乾隆三十五年，正式設立麗江縣，這套縣級行政建制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

從土司自治到流官治理，古代王朝在滇西北的治理實踐，本質上是大一統框架下邊疆治理模式不斷調整的探索。但必須客觀認識，傳統時代的行政變革，核心目標在于穩固邊疆秩序、收取賦稅，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平等與少數民族自主發展理念，各族群眾難以擁有參與地方治理、自主規劃本土發展的權利。

近代以來，滇西北戰亂頻仍，交通閉塞，生產力長期處于較低水平。納西、漢、白、傈僳、普米、藏等多個民族長期雜居共處，各民族發展不均衡，鄉村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薄弱，本土優秀傳統文化缺少穩定的保護條件。1949 年麗江實現和平解放之后，舊有的行政體系迎來重塑契機。新中國建立之初，《共同綱領》明確確立民族區域自治作為國家基本民族政策，1954 年憲法進一步以根本法形式固化相關制度。

國家秉持 “慎重穩進” 的邊疆工作方針，在云南廣袤的少數民族地區穩步推進民族識別、疏通民族關系、搭建基層民主政權。云南是全國少數民族種類最多、自治地方數量最多的省份，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峨山彝族自治縣、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等一批自治地方陸續建立，為后續麗江推進民族自治建設積累了大量可借鑒的實踐經驗。

在全省民族自治建設穩步推進的大環境下，麗江設立納西族自治縣的籌備工作有序啟動。很多人容易混淆審批時間與正式成立時間，依據云南省地方志檔案記載，1958 年 9 月，國務院全體會議正式批復同意撤銷麗江縣，設立麗江納西族自治縣。但批復下達之后，地方層面并未立刻掛牌運行。在我看來，三年左右的籌備間隔，恰恰體現出當時民族工作審慎務實的特點。滇西北多民族交錯居住，自治地方邊界劃定、各族代表名額分配、地方治理權責劃分、民族上層人士統一戰線工作，都需要充分走訪協商。

工作人員深入河谷壩區、山區村落，廣泛聽取納西族以及境內漢族、白族、傈僳族等各族群眾的意見，兼顧主體民族權益，同時保障境內所有民族平等發展的機會，避免單一主體民族自治引發族群隔閡，保證自治建制能夠適配本地多元共生的社會結構。漫長的溝通籌備，讓自治建設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也為 1961 年正式成立鋪平道路。

1961 年 4 月 10 日，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成立大會在大研鎮召開，標志全國唯一以納西族為主體民族的縣級自治地方正式誕生，行政上隸屬于麗江專區。自治縣成立之后，地方政權依法吸納各族各界代表參與治理，一系列貼合麗江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發展舉措陸續落地。經濟層面，當地著手改造傳統農耕模式，修建山區水利設施，改善交通條件，緩解長久以來山區物資運輸困難的困境。

文化領域，地方政府開始系統性收集、搶救瀕臨流失的東巴經書、民間歌謠、傳統手工藝，讓曾經依靠師徒口傳心授的納西傳統文化得到官方層面的保護。教育與公共衛生資源持續向偏遠鄉村延伸，越來越多山區少數民族子弟獲得讀書機會，基礎醫療逐步覆蓋以往缺醫少藥的村寨。

我們也應當秉持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客觀看待這一階段的發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整體發展環境起伏多變，自治縣的建設進程不可避免受到時代環境影響，部分文化保護工作一度遭遇阻礙。但不可否認，自治建制本身搭建起制度框架，保障納西族以及縣域內各少數民族依法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保持風俗習慣、自主管理地方經濟社會事務的法定權利。

相較于此前百余年的舊時代，各族群眾第一次能夠通過人民代表會議，自主討論關乎土地、生產、教育、民生的地方事務，這種身份轉變帶來的政治意義，遠超短期經濟建設取得的成果。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迎來全新的發展周期。市場經濟浪潮到來之后，滇西北豐富的自然景觀與民族文化資源逐步受到外界關注。地方政府依托自治制度賦予的政策空間，探索特色農業、民族手工業發展路徑，同時緩慢開啟文旅發展的早期探索。九十年代成為自治縣歷史上至關重要的轉折點，1997 年麗江古城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讓這座滇西北小城一躍進入全球視野。

世界遺產的認定，極大推動基礎設施升級，外來游客持續涌入，城市格局、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旅游業快速崛起帶來紅利的同時，新的矛盾隨之顯現，古城核心區人口集聚、城鄉發展不均衡、遺產保護與商業開發沖突等問題持續凸顯。在我看來，后續行政區劃調整的構想，正是基于這一系列現實發展難題而逐步醞釀形成。

時間推進至 21 世紀初，為適配麗江文旅快速發展、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長遠需求，國家啟動新一輪行政區劃調整規劃。2002 年 12 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撤銷麗江地區與麗江納西族自治縣，設立地級麗江市。2003 年 4 月 1 日，運行四十二年的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正式撤銷，原縣域范圍一分為二，古城及周邊部分鄉鎮設立古城區，其余廣大山區、農牧區域設立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很多歷史愛好者會產生疑問，存續數十年的自治縣拆分，是否意味著納西族區域自治權利受到削弱。

梳理政策文件與后續發展實踐之后，我的觀點十分明確：此次區劃調整并沒有削弱民族區域自治，而是自治空間更加精細化優化。新建置的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完整延續民族自治建制，保留自治縣法定權限，承載納西族傳統聚居的廣大鄉村、牧場、文化發源地；古城區作為地級市政府駐地，承擔城市行政管理、文旅服務、對外交流功能。這樣劃分兼顧中心城市現代化建設與山區民族聚居地可持續發展，實現城市發展與民族文化保護雙線推進。

站在更長的歷史坐標軸上回看，1961 年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誕生，是一條承前啟后的關鍵分界線。往前追溯，它承接了自改土歸流以來兩百多年麗江縣的行政脈絡，完成傳統邊疆行政模式向現代民族自治治理模式的轉型；向后延伸，四十二年自治實踐積累的民族治理經驗、文化保護認知、基層治理體系，全部被古城區、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繼承。

很多人將麗江的多元包容簡單歸因于茶馬古道的商業交流，卻常常忽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持續數十年的塑造作用。自治時期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跨族群協作治理模式，持續鞏固區域內納西、漢、白、傈僳、藏各族和睦共處的格局，這種長久穩定的民族關系，是麗江能夠持續吸引外界、維系文化多樣性最重要的根基。

同時我們也要區分大眾流行敘事與正史史實。當下大量文旅宣傳素材，習慣將納西文化簡單標簽化，片面渲染古城風情，很少追溯制度層面的歷史變遷。不少網絡內容模糊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成立、撤銷的準確時間，混淆批復時間與落地時間，甚至出現諸多時間線謬誤。

嚴謹厘清 1961 年 4 月 10 日這一核心節點，梳理完整建制沿革，有助于我們跳出碎片化的旅游敘事，看見麗江更深層次的歷史底色。民族文化從來不是懸浮的風景符號，它的存續、傳承、創新，始終和地方治理制度、時代政策環境緊密綁定。沒有 1961 年確立的自治框架，納西族文化很難在現代化沖擊下獲得穩定的政策保護土壤。

放眼全國民族區域自治發展歷程，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歷史樣本同樣具備研究價值。不同于連片大面積少數民族聚居區域，麗江屬于多民族深度雜居區域，縣域內部壩區、山區生產模式差異巨大，農耕、畜牧、手工業并存。持續四十二年的自治實踐，為全國同類多民族雜居縣域如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珍貴的地方性經驗。

在自治框架之下，如何平衡主體民族權益與境內各散居少數民族發展訴求，如何協調經濟開發、城鎮化建設與傳統文化、自然生態保護，當年自治縣探索出的思路，時至今日依然能夠為滇西北乃至西南民族地區發展提供參考。

時至今日，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已經消失在現行行政區劃名錄之中，但這段四十二載的歷史不應當被淡忘。雪山依舊矗立，古城煙火不息，東巴文化持續傳承，背后離不開那一段自治建設歲月打下的基礎。在我看來，銘記 1961 年這場意義深遠的建制變革，不只是記錄一條冰冷的史料，更是理解一個民族走向自主發展、一個邊疆地區融入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入口。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扎根滇西北的實踐故事，藏在村落的變遷、文化的傳承、各族群眾的生活之中。當我們談論麗江的美好風光與獨特人文，也應當看見風光背后波瀾起伏的現代民族發展史，看見一代又一代人，在雪山腳下探索團結共生、共同發展道路的漫長努力。歷史不斷向前，行政區劃會根據發展需求調整，但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目標始終不變，這也是 1961 年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留給后世最重要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