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考核”考核不出來王虹鄧煜

7月23日，美國費城。

2026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的開幕式上，菲爾茲獎揭曉。數學家王虹、鄧煜雙雙獲獎。這是中國籍數學家首次獲得這一獎項，而且一拿就是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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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回國內，北大連夜點亮了博雅塔。“祝賀中國數學”“祝賀王虹鄧煜”的字樣在塔身上閃爍。學生們舉著手機仰頭拍，朋友圈刷了屏。丘成桐出來說，希望他們回國任教。

一切看上去皆大歡喜。

然而如果你仔細想想那個場景：博雅塔的燈光照亮的是兩個名字，而這兩個名字背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術生態。

王虹在獲獎后說了一段話，很值得琢磨。

她說：“我很幸運，能夠在合適的時間遇見合適的人，得到正確的引導，并在能夠全心投入研究的環境中工作?！?/p>

注意她用的是“幸運”這個詞。一個菲爾茲獎得主，把獲獎的原因歸結為“幸運”，幸運地遇到了合適的人，幸運地擁有了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環境。

這“幸運”二字里，藏著太多東西。

王虹的“幸運”始于巴黎。2011年，她前往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求學。那不是一段順利的開始——她徹底陷入自我懷疑，甚至暫停了所有數學研究，轉頭選修建筑課程，到建筑師事務所實習了一個月，認真規劃起轉行的人生。

但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允許學生選擇任何想學的課程。沒人催她發論文，沒人拿考核指標壓她。

后來她去了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IHES。那是一個只有幾十個永久職位的地方，自1958年成立以來，只做一件事：讓數學家安心做數學。IHES的13任數學常任教授中，有8人是菲爾茲獎獲得者。

2022年菲爾茲獎得主Hugo Duminil-Copin在歡迎王虹加入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希望她能在IHES享受我一直珍視的：寧靜的環境，追求目標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時間，以及激發數學創造力的獨特空間?！?/p>

沒有教學任務，沒有行政工作，沒有填不完的表格，沒有沒完沒了的評比和報獎。

你只需要做數學。

王虹在那里攻克了困擾數學界上百年的三維掛谷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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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煜走的是另一條路，但邏輯是一樣的。他在芝加哥大學，與王虹在北大是同班同學。2025年，他與合作者攻克了困擾學界125年的“狹義希爾伯特第六問題”，首次嚴格建立了從微觀粒子運動到宏觀流體方程的數學推導鏈條。

鄧煜在獲獎后說：“能與我一直敬仰的那些偉大數學家名字并列，這是莫大的榮幸。”

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打電話祝賀王虹。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王虹“體現了我們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末尾加了一句英文：“科研，選擇法國！”

一個中國數學家，在法國的研究所里，被法國總統拿來當國家科研實力的名片。

畫面有點諷刺。

同一時間，大洋彼岸，另一種學術生態正在運轉。

“非升即走”。這四個字，是懸在國內高校青年教師頭頂的一把刀。

這套制度的正式稱謂是“預聘—長聘制”。新聘任的青年教師進校時以“預聘”形式簽訂合同，在約定聘期內完成規定的考核指標，不達標就得離職或轉崗。

有相關機構對148所大學調研后發現，實行“非升即走”的高校，科研產出提高了103%。可代價是什么？大量青年教師壓力倍增，陷入“八小時之外定成敗”的內卷。

“有很強的職業不安全感，試錯成本高，或多或少不敢嘗試新方向或新方法?！?/p>

不敢嘗試新方向，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只能做那些“短平快”的、能在考核周期內出成果的東西。而那些需要長期積累、厚積薄發的重大課題，沒人敢碰。

2024年4月2日，北京大學碩士、加拿大讀博士，被南京林業大學引進的高端人才宋凱博士，作為副教授在第一個聘期考核未通過后，被發現在家中自殺；2025年8月12日，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2011年博士畢業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導師為諾貝爾獎得主John Polanyi(1986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青年教師黃愷副教授墜樓輕生，年僅41歲。這不是個案。近年來，高校青年教師因各種原因、以各種形式離世的消息屢見報道。

半月談記者曾走訪多所高校發現，“破五唯”改革成效顯著，但不少“青椒”在更多樣的考核標準要求下，壓力卻不減反增。

有青年教師說：“腦子最靈光的時候沒有精力出成果?！?/p>

另一位說：“有的時候都會忘記，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研究的。”

還有人說：“自己常做‘紙面科研’‘表格科研’，就是沒精力做長期科研。”

“指標太多，工作都可能保不住，還談什么搞科研？”

這不是個別人的抱怨。

身邊的很多青椒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不斷被要求填報各種評估表格、撰寫報告，教學科研本職工作遭受擠壓。一些高校的考核指標刻板、評價維度單一，青年教師忙于申課題、發論文、評職稱，長期處于高強度壓力之下，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來打磨課堂、進行創新性研究。

你讓王虹在這樣的環境里做三維掛谷猜想？

她可能連靜下來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

三維掛谷猜想是什么級別的難題？困擾數學界逾百年。王虹從2011年到巴黎，到2025年攻克，用了十四年。

十四年。

“非升即走”的考核周期是多久？通常是兩個聘期，每個聘期三年，一共六年。

六年內出不了成果，走人。

王虹在巴黎的頭幾年，還在轉行和堅持之間搖擺。如果在“非升即走”的體系里，她可能連第一個聘期都過不了。

鄧煜的“狹義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呢？125年的難題。從微觀粒子系統到宏觀玻爾茲曼方程的完整邏輯鏈條。這種級別的突破，需要的是長期的、不受干擾的思考。

量化考核能衡量這種思考的價值嗎？

有學者指出，當前的“計件式”評價機制，催生的所謂科研活動只是“為發表而研究”的短期行為。量化評價體系引發了“學術創新內驅力被考核指標置換”的問題。

說得直白一點，你考核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考核論文數量，我就拼命灌水。你考核項目經費，我就到處找關系拿項目。

但沒人考核“花十年時間解決一個百年難題”這件事，因為它沒法量化。

王虹在獲獎感言中還說了一句話：“數學是一門要求極高的學科。一路支持我前行的，是所有愿意與我合作、分享直覺與疑問的人。”

“分享直覺與疑問”，這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自由交流、不必擔心考核的環境。而不是一個“是誰的學生”比“做什么研究”更重要的生態。

有些東西，是量化考核永遠算不出來的。

博雅塔的燈光很漂亮。

燈光熄滅之后呢？

王虹和鄧煜會回到巴黎和芝加哥，繼續在不用填表、不用報獎、不用應付行政雜活的環境里做數學。

而國內的“青椒”們，會在深夜的辦公室里，一邊改著各種表格，一邊擔心自己的聘期考核。

丘成桐說希望他們回國任教。

問題是回來之后，他們還能做出同樣的成果嗎？

2025年，已經有一些高校開始取消“非升即走”。中國海洋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沈陽工業大學遼陽分校都明確不實施這一制度。教育部等六部門也發布了指導意見，完善高校教師評價改革。

這是個好跡象。然而改變一種制度容易，改變一種思維方式難。

“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出不來王虹和鄧煜。

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不夠努力。恰恰相反，他們足夠聰明、足夠努力，所以他們去了能讓聰明和努力發揮作用的地方。

一個需要花十四年解一道題的人，在一個要求六年出成果的體系里，是活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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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塔的燈光照亮的是王虹和鄧煜的名字。

但真正值得被照亮的，是那個問題：

如果王虹和鄧煜當年留在國內，面對“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他們今天還能站在菲爾茲獎的領獎臺上嗎？

答案，或許就藏在每一個“青椒”深夜加班時，電腦屏幕微弱的光里。

也藏在IHES那面爬滿常春藤的墻上，那里沒有考核表，只有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