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書話丨江兮源：漫談陶靈筆下的川江故事及其文化旨趣

漫談陶靈筆下的川江故事及其文化旨趣

文/江兮源

通過這二十多年的艱苦尋訪、打撈和趣味講述，陶靈架設了連接川江前世與今生的一座認知與審美的橋梁，同時還架設了一座貫通傳統川江、現代川江和未來川江獨特而通靈的文字橋梁。

“川江赤子”：真不是憑空浪得虛名

我最早認識陶靈是在十多年前，那時他的職業身份是建筑工程師。在南岸蘇家壩《重慶橋梁》雜志社初次見到這個精壯的川江漢子時，并不覺得有何異樣，當時他是該雜志的執行主編。那里是南岸?的一個制高點：“8D 魔幻城市”的地標性網紅打卡地，近八十米高空的螺旋式立交橋就雄踞于此。從那里極目遠眺，橫貫巴渝大地的川江由西到東，不舍晝夜直奔煙波浩渺的遠方。??

同樣是遠眺川江，從蘇家壩的極頂遠眺，與在家鄉云陽的極頂遠眺，對這名橋梁工程師來說，盡管兩處的風物風情展現出不同的韻致，但就情感的真切與深厚而言，卻是別無二致，只是視角不同而已。陶靈講述的“川江往事”與“川江詞典”中逸聞趣事、神話傳說等等，與眼前的川江景致相比，顯然要“魔幻”精彩得多。

在主持《重慶橋梁》期間，他就已經撰寫和發表了不少有關橋梁歷史、橋梁文化、橋梁審美、橋梁意趣，特別是有關古今橋梁建造技藝的通俗文章，講述圍繞橋梁建設與橋梁守護而產生的許多感人故事。

那個時候，我還知道他以“川江赤子”自詡，正醉心于撰寫與川江有關的一些掌故文章，也知道他每年大部分的日子都投入到對川江的尋訪和考察，以及文獻資料的查找之中。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我面前的這個樸實憨厚、黧黑壯實、寡言少語的橋梁工程師，正暗藏雄心壯志，欲把重慶轄區內古往今來的川江往事、風土民情、文化歷史，自然形態，乃至所有“微觀”的神話傳說、俗世趣聞等等，都納入他的文學寫作版圖之中。

直到幾年后，他陸續把《川江記憶》《川江往事》《川江詞典》等幾本專著贈送給我，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川江赤子”對于他而言，可真不是憑空浪得虛名。隨后的數年當中，他又陸續推出了《川江博物》《川江廣記》等以講述川江“微觀故事”為尋訪主旨和審美基調的文史專著，這就坐實了他的壯心與實力，的確與“川江赤子”的自詡是完全匹配的。

正因為如此，我才真正理解到，陶靈之所以敢于宣稱“我的世界在川江”，并且告知讀者，其寫作如同在川江中“打撈水濕柴”等等，確實不是頭腦發熱的“扯把子”和“提虛勁”，而是有跡可循、有書可證、有水平和格調可品鑒的。也就是說，他的寫作風格與敘事氣象，確實與川江的高山深谷、激流險灘、怪石奇卉、飛禽走獸完全合拍搭調的。

“川江敘事”：貫通川江前世與今生的橋梁

陶靈寫過一篇《川江老橋記》，讀來令人回腸蕩氣、五味雜陳、浮想聯翩。其行文的簡扼直白、質樸練達、曲折多姿、暗藏機趣，可以說是他寫作成熟期敘事風格和審美趣味的集中體現。文章開篇講述的這個故事，我想應該具有某種文化寓意：

吳國洪耍了個女朋友，是南岸彈子石的女娃兒。他說：“長得很乖，煙廠追她的仔兒多慘了。”吳國洪家住臨江門，每個周末都要坐輪渡過江去看那個女娃兒。那時候重慶城江上沒得大橋。有個周末，江上大霧，隔兩三米遠都看不清人與物，輪渡停擺，川江上稱之“扎霧”。吳國洪站在江邊，朝著霧蒙蒙的彈子石方向，垂頭喪氣地嘆息：“唉，又要等七天了！”七天后，他終于見到了女朋友，但他傻眼了：她成了別人的女朋友。

在我看來，由身為建筑工程師的陶靈來講這個故事，其悲劇意涵恐怕不僅僅局限于這個故事本身。陶靈是以重慶人慣有的達觀口氣收尾的：“煙廠一個崽兒近水樓臺，趁機天天追她，把她追到手了。”幾十年后，吳國洪咬牙切齒地罵道，馬上又笑嘻嘻地說：“石板坡長江大橋通車后，我來回坐了五趟公交車，看它還‘扎霧’不！末了，吳國洪還是搖搖頭說：‘沒橋真不方便！’”

豈止是“真不方便”，簡直就是個悲劇！是啊，沒有物質建筑的橋梁“真不方便”，同樣，沒有精神建筑的橋梁，那就不僅僅是“不方便”，它甚至能夠改變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的人生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文化傳承和精神貫接的“橋梁”，那帶來的將是愚不可及的閉塞與迷茫！

因為，能夠跨越山河的阻隔，能夠連接古今情韻的講述，對當代人來說，的確是能夠克服物質和精神“真不方便”的兩大法寶啊！這個道理，在歷史邏輯和認知理趣上，應該是相通的。正是通過這二十多年的艱苦尋訪和趣味講述，陶靈終于架設起了連接川江前世與今生的一座認知與審美的橋梁，同時也架設起了一座能夠貫通傳統川江、現代川江和未來川江獨特而通靈的文字的橋梁。??

因此，我認為，建筑工程師，是陶靈諸多職業身份中最重要的一個身份，也是最精彩、最得體、最符合他這大半生所作所為的一個“文化信使”的身份。

作為一個建筑工程師，陶靈對古往今來遍布川江流域大大小小的橋，始終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歷史的變遷與演進過程中，許多承載著川江人記憶與情感的人物、故事、景觀和橋梁漸次消失了。光是因三峽庫區建設而淹沒的古橋就有二十五座之多。每一座古橋的消失，對他來說，都是一次非常痛苦的內心撞擊與磨難，因為一些古橋或老橋殉身之際，他就在現場。

其中，萬安古橋的殉身尤為驚心動魄、令人淚下。在成千上萬民眾心緒痛楚的目睹中，三次爆破，才轟然倒下，可謂悲愴而壯烈！云陽述先古橋迫于情勢之危只能遷往他處。為了尋找捐資建橋人的后代，他頗費辛勞，無奈，“橋還在，幾代人卻走了。”最后，他只能站在行將移走的古橋上，內心涌出難耐的酸楚，向冥冥中的捐資建橋人“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陶靈何以對川江的橋情有獨鐘、愛之深切、難以割舍，進而擴展到對川江所有事物的素樸真摯之愛，我認為，這主要來自川江故土鄉邦與他之間形成的那種天然的血緣關系、濃郁得“化不開”的情感依戀。

事實上，陶靈的性格，特別是他的行事風格與寫作風格，與他生長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有極大的關系。他出生在川江邊上的小縣城云陽，兒時隨父母移居到云安古鎮，湯溪河水就從那里奔向不遠處的川江。及至成人之后，他的工作、生活、戀愛、結婚、尋訪和寫作等等，可以說大半輩子的人生，都是在川江的環擁和注視中度過的。

所以，川江的林林總總、萬事萬物，似乎都被他視作自己身體與靈魂的組成部分，彼此融合、難解難分。否則，我們的確難以解釋，他在講述川江故事時何以那樣的專情投入，就像在講述自己的前世與今生。

“川江”：從歷史深處躍然而出

古往今來，講述川江、歌詠川江、詛咒川江、借川江山水風物來“澆心中之塊壘”的文人墨客，可以說層出不窮、數不勝數；書寫川江、贊美川江、哭訴川江、感慨川江的作品，可以說千姿百態、異彩紛呈。但是，陶靈卻與他們不太相同，他是用一種類似于民間說書的方式，一種在茶館里頭“吹龍門陣”的方式，“繪制”出了一幅類似于張擇端那樣的，既具有煙火氣、本草味、又散發著“水濕柴”味道的“千里川江圖”歷史長卷。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陶靈最初講述川江故事時，還不是著眼于“微觀”，而是站在“宏觀”的高度，進入那個年代風行宏大敘事的寫作行列的，其行文與構架均服從于“宏大”的時尚主潮，習慣于采用“迅猛發展”之類的時尚大詞裝點行色。《川江往事》就是他著眼于“宏觀講述”的一個重要紀念之作。

當然，那里面講述的有不少都是他的真切感受；對他來說，那確實是一個難忘的開端：意氣風發、視野開闊、氣勢不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的他，還沒有進入文學的自覺階段，寫作的主體意識還沒有真正確立，因而“文體的自覺”也還有待喚醒。

但是，《川江往事》卻有一個重要的收獲，那就是在讀者那里重新喚醒了“川江”——這個集峽江鄉愁、奇聞異事、回望與展望為一體的歷史概念。本世紀初期，在許多中青年人的認知視野中，“川江”幾乎是一個陌生而且盲目的概念，即使在一些認知較為寬闊的中老年人那里，“川江”也幾乎成為了一個被滄桑煙云所覆蓋的“古老”歷史概念，或者封存在李劼人的小說《大波》中，或者顯影在鄢國培小說《旋流》中，是僅具近現代意義的一個“陳舊”的文學概念，或者文獻概念。

面臨這樣的歷史文化窘境，一大批關注川江、熟悉川江、熱愛川江、為川江招魂的人們開始拿起筆來，掀起了“川江寫作”的第一波浪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陶靈開始加入了這個頗具悲壯色彩的寫作行列。也就是說，他真正“發力”專情于川江尋訪與寫作，并且將這種具有靈魂追尋意義的愛戀，視作不可代替的精神行旅和價值生活，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這二十余年來，正是通過陶靈們執著地尋訪和講述，“川江”才重新開始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熱愛，才使“川江”從歷史的深處妙趣橫生、躍然而出，洗去“陳舊”的泥垢，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和面目，進入我們今天的生活——進入我們的認知視野和精神境域。因此陶靈們稱得上功不可沒、值得嘉獎。

“川江故事”：構建了一個別樣而新奇的文學世界

柳向陽先生對《川江博物》的評價，我認為是非常中肯而且客觀的。他說：“在他（陶靈）彌散著野史酷烈氣息的筆下，充盈著民間蓬勃生機的川江……”確實如此。“野史酷烈氣息”和“民間蓬勃生機”，構成了川江書寫的狂放品格和歷史主義生動基調。在他的“川江敘事”里面，那種與川江共生共死、共存共榮的野風、野俗、野情、野事、野人、野趣等，可謂活色生香、撲面而來、應接不暇。

陶靈講述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川江龍門陣”，無疑給我們構建了一個別樣而新奇的歷史場域和文學世界，同時也帶領我們走進了一個神異而紛繁的地理文化場域和精神棲息園地。正是憑借這樣一個十分特殊的地理文化場域和精神棲息園地，他把千里川江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種各樣的故事，特別是與此有關的川江歷史、川江文化、川江民俗、川江傳說、川江經驗和川江精神等等，有情有義、有聲有色地講述和托舉了起來。

由此聯想到已故的重慶小說家莫懷戚先生對川江文化性格的深刻感受與評價：“川江的山具有儒家文化的峻刻和原則性，而川江的水則具有道家文化的逸趣和靈動性。”這種川江人具有的“儒家文化的峻刻和原則性”與“道家文化的逸趣和靈動性”，在陶靈“往事”“詞典”以及“博物”里面，確實有不少具體可感、栩栩如生的演繹與詮釋。

莫懷戚被稱為重慶作家中的“文化地標式人物”，他寫過許多以川江為敘事舞臺的通俗小說。他認為，川江流域的山川也好，風物也好，人事也好，神怪也好，無不具有這樣的亦儒亦道文化性格特征。在關于他的長篇小說《白沙碼頭》的感言里面，他如是寫道：

在這塊神奇詭異的土地上，它的原始野性和鄉土人倫也因此顯得格外不同。在這個充盈著山精水怪、俠義古風的世界中，人們對生死的理解也非常特殊。他們認為，自己的命是“撿來的”，因而“不惜命”，命和錢一樣，其實都是靈魂之外的東西，因此在川江上游走的人，把錢和命都看得很輕。這樣他們就進入了一個自由放達、無拘無束的天地，就敢于拿自己的命來博取豪放任性的人生。在生命與自由的關系上，川江人看得相當透徹：愛得驚心動魄、活得蕩氣回腸、死得肆無忌憚！

不僅如此，莫懷戚還有一個重要的提示：同為“四川人”，巴人與蜀人性格之所以同中有異、剛柔相濟，就源于這條強悍生猛的川江——尤其是流經古代巴國屬地內的這一段狂放不羈、自由奔放的江流。

陶靈的系列川江故事，可以說是對莫懷戚先生這種感受的深度理解和有力佐證。由此可見，他的生存感受、經驗邏輯和審美理念等方面，這種亦儒亦道的川江文化對他來說，浸潤之深、感佩之深，不言而喻。

或許人們要問：陶靈川江故事中那種鮮活感人的歷史場景，那種呼之欲出的生命質感來自哪里？直白地說，就是來自川江這一特殊的鄉土文化場域。也就是說，他所創造的這個特殊的文學審美場域與這個特殊的靈魂棲息地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

毫無疑問，陶靈的川江敘事，體現了他對傳統的鄉土文化和鄉土文學、民間智慧和野史精神的深刻認知與執著傳承。同時，也為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而精神生活仍然相對貧乏的“現代人”，以及曾走入虛矯與困局的散文界，提供了一種源自峽江鄉野的寫作路徑、精神資源與文化啟示。

作者簡介：江兮源，本名張育仁，文學評論家，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