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新掌門將誕生？6人同臺搶秘書長寶座，辯論現場火花四濺

聯合國就接替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的人選舉行了首次公開辯論。當前，多邊主義正面臨深刻的信任危機，多個沖突懸而未決，安理會陷入僵局，而這位葡萄牙籍秘書長的任期也將在2026年12月31日結束。

這場活動于本周四在聯合國大會舉行，6名競逐秘書長職位的候選人首次以公開形式同臺亮相，分別是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厄瓜多爾前外長瑪麗亞·費爾南達·埃斯皮諾薩。

以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雷韋卡·格林斯潘、巴巴多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卡羅琳·羅德里格斯-伯克特，塞內加爾前總統馬基·薩勒。此次活動是提高秘書長遴選透明度努力的一部分。這一做法始于2016年，目的是在安理會啟動內部磋商前，讓外界了解各位候選人的立場。

秘書長的遴選機制仍是由安理會推薦人選，再由聯合國大會任命。最終結果取決于5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和英國等——因為它們擁有否決權。

在公開對話結束后，候選人還將面對所謂的“意向性投票”，即閉門舉行的非正式摸底投票，用來衡量各方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并識別潛在否決。外交消息人士稱，最終結果可能在10月初揭曉，這與古特雷斯2016年10月13日首次當選時的時間安排相似。

格羅西的表述最為直接。他說，“過去40年來，世界正經歷武裝沖突數量最多的時期”，而聯合國“缺席了最嚴重沖突的解決”。這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表示，中立并不等于冷漠。“中立意味著有能力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在不譴責的前提下傾聽，并始終在場解決問題。”

他還以該機構檢查人員駐扎在烏克蘭戰區內的扎波羅熱核電站為例，稱這證明多邊主義仍然可以發揮作用。格林斯潘則以黑海協議談判經歷為例，說明安理會受阻并不意味著秘書長無事可做，恰恰相反，那正是秘書長工作應當開始的地方。她說：“秘書長的工作，正是為達成協議打開可能性。”

巴切萊特強調，秘書長必須用盡《聯合國憲章》賦予的所有工具，包括斡旋、特使機制、調解以及與地區組織協同工作。“秘書長不能放棄，必須堅持，并嘗試不同策略。”她還說，當安理會陷入癱瘓時，聯合國大會可以通過“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機制發揮重要作用。

薩勒則提供了直接經驗。俄烏沖突爆發后，他曾代表非洲聯盟前往莫斯科和基輔，為一個擁有15億人口、且因敖德薩港口受阻和化肥短缺而受到影響的地區爭取利益。“無論緊張局勢如何，接觸都必須持續保持。”他說。

曾在安理會任職兩年的羅德里格斯-伯克特態度也很明確：“秘書長沒有不去嘗試的奢侈。”她承諾，即便手中工具有限，也會繼續向安理會提出方案。

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所有候選人都認同，聯合國需要變得更靈活、更高效，但側重點各不相同。格林斯潘認為，改革的核心應在一線，而不是總部運作邏輯之中。她主張，聯合國應由成員國的需求驅動，而不是由各機構自身的供給邏輯驅動。

巴切萊特主張建設一個“更精簡但更有力量”的聯合國，也就是機構更少、但應對能力更強。羅德里格斯-伯克特則強調，聯合國改革必須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同步調整相配合，通過漸進式進展，擴大發展中經濟體獲得優惠融資的渠道。

薩勒提出，應改革國際金融架構，并結合公共融資、私人投資、慈善和公民社會的力量，為共享繁榮創造條件。格羅西警告說，官方發展援助正以“驚人的速度”下降，而某些垂直式、意識形態化的做法并未奏效。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埃斯皮諾薩表示，氣候變化本身不是問題的根源，而是生產和消費模式失衡的癥狀。她指出，國際社會正走向第3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但排放仍在上升，島國和沿海社區仍未得到足夠保護。她表示：“我們并不缺知識、技術和協議，缺的是落實。”

格林斯潘則直接把氣候與和平、安全聯系起來。她指出，當下大多數被迫流離失所現象都與氣候因素有關，這正在破壞國家和整個地區的穩定。

在人工智能議題上，6名候選人都反對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監管。格羅西結合自己領導技術機構的經驗，提醒外界警惕“天真的樂觀和沒有根據的恐懼”，并提議建立一個協作平臺，在不扼殺創新的前提下制定行為規則。埃斯皮諾薩則主張，應讓“人的尊嚴成為所有新技術的源代碼”。

羅德里格斯-伯克特表示，年輕人擔心人工智能會奪走工作、摧毀創造力。她呼吁利用193個會員國的集體智慧，建立一個在創新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的治理框架。談及未來5年的愿景，巴切萊特表示，她希望看到一個能夠重建信任的聯合國，因為它更貼近民眾面臨的真實問題，也真正代表所有成員國，“無論強國還是弱國”。

格林斯潘希望聯合國重新回到沖突談判桌前，在重建信任的基礎上，把這種信任轉化為地面的具體成果。薩勒則呼吁當代領導人“攜手并肩”努力，讓聯合國在更新后的多邊合作框架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中央，尤其要關注近40億需要教育、培訓和就業機會的年輕人。

格林斯潘用一句話概括了這場辯論背后的核心命題：“在一個多極世界里，如果沒有多邊主義，我們將走向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