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幾十年來，這一歷史敘事一直是戈登-里德研究的核心。她是哈佛大學法律與歷史教授，也是美國研究杰斐遜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她帶著記者參觀了這座由杰斐遜親自設計的住宅和園地。她說：“這里這一整片，都體現了托馬斯·杰斐遜的思想。”朱迪·伍德拉夫說：“而且他熱愛這個地方。”
戈登-里德回答：“當然，毫無疑問。他確實熱愛這里。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談到放棄奴隸制時，必須看到，這個地方本來就是靠奴隸制運轉的。”杰斐遜一生中奴役過數百人。朱迪·伍德拉夫問：“他在《獨立宣言》中寫下‘人人生而平等’，而他自己的生活卻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有多大？”
“他希望自己被記住，是因為革命、弗吉尼亞大學，以及《宗教自由法令》。這些都帶有進步色彩。比如，他創辦了一所大學，其中心不是禮拜堂，而是圖書館；他倡導宗教自由；還有《獨立宣言》，以及在當時世界主要仍由君主制主導的背景下，幫助建立了一個共和制國家。”
“比如在《弗吉尼亞州筆記》中，他說自己從未見過一個黑人說出超出平鋪直敘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只會講述事情本身。他其實是在說，黑人沒有推理能力。可是在蒙蒂塞洛，他卻不斷要求這些人去做需要推理能力的事。“而且在一些書信里，他又會談到某些具體的人，說他們聰明、有能力，能夠完成各種事情。”
不過，杰斐遜人生中最迫使美國重新審視他的，或許還是他與被奴役的海明斯家族之間的關系。戈登-里德說：“薩莉·海明斯和她的幾個兄弟姐妹——其中5人——與瑪莎有同一個父親。”在五代人的時間里，海明斯家族共有多達70名成員在蒙蒂塞洛被奴役。杰斐遜的妻子瑪莎去世后，他與薩莉·海明斯維持了長達數十年的關系。薩莉是一名被奴役女性，也是他妻子的同父異母妹妹。兩人共育有6個孩子。
戈登-里德說：“過去人們并不覺得他們重要。但一旦你給一個人名字，賦予他所處的關系和背景，整個故事就變了。這不再只是一個14歲的男仆，而是他妻子的同父異母兄弟。“我們不知道他們彼此是如何相處的，但讀者立刻就會開始想，那究竟是什么樣？他們是怎么面對這一切的？”
在杰斐遜擁有過的600多名奴隸中，他最終只釋放了10人，其中大多數是海明斯家族成員。朱迪·伍德拉夫問：“是什么讓他始終沒有邁出那一步？”戈登-里德說：“是種族問題。他生活在一個被這些觀念浸透的共同體里。這不僅僅是某個個人對種族抱有惡劣想法，而是整個共同體的價值觀都在推動這種事情發生。”
盡管杰斐遜始終沒有放棄支撐其生活方式的奴役制度，戈登-里德仍拒絕把他簡化成單一面向的人物。她說：“他認為自己已經做了很多。杰斐遜始終執著于革命，執著于美利堅合眾國，執著于這個國家的建立。創建一個新國家，本來就是一件大事。
“相關記錄表明，我們對他的期待中，有些本來就不可能實現。他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完成他實際完成的那些事。至于希望他做、或者本來會希望他做的那些事，他并沒有做到。”朱迪·伍德拉夫問：“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切的情況下，他是否還應當受到更多尊崇？還是說，他的負面因素已經超過了正面貢獻？”
朱迪·伍德拉夫問：“你自己對他的看法，是否也隨著時間發生了變化？”戈登-里德說：“是的。也許是因為我年紀漸長了，我現在對杰斐遜沒有過去那么負面。我更能看到，在這個世界上做成任何事情都有多難。“而他確實做成了很多，這一點讓我印象深刻。我想，這同樣也和我自己有關，和我的成長有關，和我逐漸學會如何面對這類矛盾有關。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對戈登-里德而言，問題并不在于杰斐遜究竟是英雄還是惡人，而在于，美國人該如何面對這樣一位建國者：他的理想走得比他本人更遠。朱迪·伍德拉夫說：“你曾說，理解托馬斯·杰斐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提醒我們每一個人思考：此時此刻，我們是否活出了自己的理想。你這句話是什么意思？”
“但我們真的珍視這些嗎？在我看來，我們的許多美國同胞未必如此。所以，隨著250周年臨近，這也是一個讓我們自我審視的機會：我們是否愿意帶著這一切繼續前行，繼續推進這個被他視為‘太陽底下新事物’的美國實驗？“他說，現在我們可以說，太陽底下有了新事物，而他認為那就是美國。問題在于，我們今天還相信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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