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合作解決云南龍云后，戴笠評價杜聿明“腦筋太死”，晚年杜聿明銳評戴笠，極為深刻！

獲得特赦后，杜聿明與軍統(tǒng)舊人沈醉，曾在一次閑談中提起戴笠。杜聿明說，像戴笠那樣的人，如果活到解放，肯定沒有好下場。

杜聿明和戴笠，一個是蔣介石在軍事上的矛尖，一個是其密不告人的暗刃，二人一生交集不算頻繁，但在幾個樞紐時刻的命運纏繞，足以成為觀察蔣家政權(quán)內(nèi)部軍事與特務系統(tǒng)既配合又排斥的絕佳切片。

杜聿明與戴笠皆出身黃埔，但并非同輩。杜是第一期，戴只是第六期，而且并未畢業(yè)，論軍中正統(tǒng)資格，兩人高下立判，但在蔣記的權(quán)力盤子里，資歷并不是唯一的秤砣。

抗戰(zhàn)之前，杜聿明先在關麟征的第二十五師當旅長，參加長城抗戰(zhàn)，隨后創(chuàng)辦陸軍裝甲兵團，埋頭練兵，戴笠則在復興社特務處編織自己那張密不透風的特務大網(wǎng)。

兩人雖同屬復興社，卻分屬完全不同的平行系統(tǒng)，那時并無實質(zhì)交往。直到1939年底，杜聿明率第五軍在昆侖關攻堅，重創(chuàng)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此戰(zhàn)經(jīng)國民政府宣傳機器全力開動，杜聿明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聞名的“昆侖關英雄”。

戴笠嗅覺何等靈敏，深知蔣介石此時需要一個能打硬仗的黃埔門面來振奮士氣。沈醉在《戴笠其人》一書中便提到，戴笠第一時間給杜聿明發(fā)去賀電，并動用軍統(tǒng)掌握的宣傳渠道為第五軍大肆鼓吹。

杜聿明對此的反應，是不卑不亢地保持距離。他后來在昆明對親近袍澤說過一句很能體現(xiàn)其姿態(tài)的話：“戴雨農(nóng)這個人，太熱絡，軍人跟他不能走得太近。”

昆侖關戰(zhàn)役之后，戴笠曾贈送杜聿明一輛轎車，杜聿明接受了，兩人之間的私交算是開了個頭。

兩人第一次真正在工作層面產(chǎn)生交集，是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zhàn)役。

杜聿明以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的身份入緬，戴笠派軍統(tǒng)緬甸站人員隨軍，負責敵后情報，然而這次配合給杜聿明留下的印象極壞。杜聿明后來在如此評價：“軍統(tǒng)局在緬甸的情報工作，實在害人不淺。所報敵情，多是捕風捉影，甚至憑空捏造，導致指揮部判斷一再失誤。”他還具體舉出，同古會戰(zhàn)后，軍統(tǒng)一度傳來“瓢背以南發(fā)現(xiàn)敵重兵集團”的情報，事后證明純屬子虛，嚴重干擾了指揮決心。

戴笠聞知杜聿明的抱怨，曾對人辯白說“光亭敗退，總要找些理由”，而杜聿明則私下對參謀長羅又倫講：“搞特務的人，以為打仗也和他們那套一樣，全無軍事常識。”

兩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也是沖突最直觀的一次，是1945年10月武力解決龍云。

抗戰(zhàn)剛勝利，蔣介石決意拔掉龍云這顆楔在西南十余年的釘子。杜聿明時任昆明防守司令，麾下第五軍等部隊正駐扎在昆明附近，成為執(zhí)行這一任務的首選，戴笠則負責情報保障與特種配合。

1945年10月2日，戴笠攜帶蔣介石親筆信從重慶飛抵昆明，信上要求杜聿明立即包圍昆明，逼迫龍云赴渝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戴笠隨即住進杜聿明在五華山下的司令部，坐鎮(zhèn)聯(lián)絡。杜聿明后來在文史資料《蔣介石解決龍云的經(jīng)過》一文中，對當時情形有極其細致的描述。他稱呼戴笠時用了“特務頭子”四個字，并寫道：“戴笠當時顯得十分緊張，唯恐變生肘腋，一再囑咐我行動要快，不能給龍云任何喘息之機。”

行動開始后，龍云從公館后門逃脫，上了五華山省府駐地，依托衛(wèi)隊抵抗。戴笠得報后連連頓足，當著杜聿明的面埋怨：“你的部隊怎么搞的，連一個人都看不住！”杜聿明在回憶中記載了自己當時的反應：“我頂了回去，問他，你們軍統(tǒng)派了那么多人日夜監(jiān)視，不是說龍云當夜絕無動靜嗎？他又啞口無言。”這個細節(jié)，杜聿明事隔近二十年仍然記得清清楚楚，足見當時芥蒂之深。

龍云最終被迫登上飛往重慶的飛機。蔣介石為安撫滇人，也為了做樣子給龍云看，下令將杜聿明撤職查辦，罪名是“處理失當”，而戴笠不僅毫發(fā)無傷，反而因“處理龍案”更加受信。

杜聿明對此事耿耿于懷，在與黃埔舊友談及此事時說：“解決龍云，主意是老頭子出的，戴雨農(nóng)跑來督戰(zhàn)，事情辦成了，責任全成了我一個人的。”

沈醉則提供了另一側(cè)的觀察。據(jù)他回憶，戴笠事后在軍統(tǒng)局局本部講過這樣一番話：“杜光亭打仗沒得說，就是腦筋太死，政治上不夠靈活。讓他背這個處分，說不定對他將來還有好處。”

戴笠對杜聿明的評價一貫如此：能用、可交，但并非“自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說，戴笠對黃埔系帶兵將領有一套分類，像胡宗南、湯恩伯這種甘愿與特務系統(tǒng)深度捆綁的，他視為腹心；而杜聿明、關麟征這種以純粹軍人自居、對派系保持距離的，他表面上極力籠絡，內(nèi)心里始終存有戒心。

戴笠曾說：“光亭兄沒有野心，這對校長是好事，但我們要跟他辦點什么事，他總是給你打折扣。”所謂打折扣，指的就是杜聿明始終不肯讓軍統(tǒng)力量過多滲入自己的部隊。1945年底，杜聿明受命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赴任前戴笠曾主動提出派一支完整的情報隊伍隨行，杜聿明只答應在長官部設一個軍統(tǒng)的聯(lián)絡組。戴笠很不痛快，對沈醉發(fā)牢騷說：“光亭這個人，以為光靠打仗就能成事，東北的局面哪有那么簡單。”

這些話說完不過兩個多月，戴笠便在1946年3月17日的南京岱山墜機事故中喪命。杜聿明當時正在錦州前線布置進攻，接到噩耗后，只對參謀長趙家驤淡淡說了一句：“戴雨農(nóng)這一死，校長的耳目失了大半。”

此后，杜聿明在東北，繼而在淮海戰(zhàn)場，都再也無法擺脫情報不靈、派系掣肘的泥沼。軍統(tǒng)后身保密局所提供的敵情，依舊延續(xù)了戴笠時代虛夸不實的作風。杜聿明在《遼沈戰(zhàn)役概述》中便嚴厲批評保密局情報“無非是把道聽途說加以渲染”，致使決策一再錯判。被俘以后，杜聿明曾對同押的宋希濂談起過戴笠，宋希濂后來轉(zhuǎn)述他的話：“戴雨農(nóng)如果用得節(jié)制一些，只做耳目，不干預軍政，也許還不至于把許多事搞亂。但他的個性太要強，凡事都要抓一把，這就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了。”

到了1961年，杜聿明撰寫《蔣介石解決龍云的經(jīng)過》一文時，對戴笠又做出了一番更具體深刻的評價：“戴笠用特務手段處理政治問題，往往急功近利，不計后果。云南事件他雖然一時得意，但種下了云南地方與中央更大的裂痕，到頭來也未見得真的幫了蔣介石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