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兌163.24日元,隨后回升至162.95附近,處于1986年以來的低位,美元走強和中東沖突升級推高油價,持續對該貨幣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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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翻半個月,7月1日,日本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持續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兌換1美元,創1986年12月以來新低。數字背后的意味相當直白,一個曾經被市場當作避險港灣的貨幣,正一步步走向讓人陌生的方向。
放到中國消費者的視角,抵制不抵制日貨這件事,10年之后可能已經不由情緒決定,而是取決于購物車里還找不找得到真正值得買的日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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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這一輪下滑的速度,把不少經濟學家的模型都甩在了后面。日本財務省已經不是第一次動手救市。
面對日元持續走弱,日本政府近期已采取多項應對舉措,但整體效果有限。自2026年6月17日起,日本央行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引導在1.0%左右,使日本利率水平升至31年來的高位。
這一舉措也被廣泛解讀為日本正式告別了持續近30年的超寬松貨幣政策時代。加息本該是給匯率打強心針的操作,但美日之間那道深不見底的利差擺在那里,市場反手就把匯率按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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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日本財經圈難堪的,是外界的輿論坐標。今年5月下旬,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一位高級研究員在社交平臺直接放話,說日元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跌破土耳其里拉,成了世界上最疲弱的貨幣。
要知道里拉在國際市場上長期扮演的就是"貶值教科書"的角色,如今被拿來當日元的參照物,這份對比本身就夠說明問題。國際清算銀行的測算也印證了這個判斷,以2020年為基準,日元實際有效匯率今年4月跌到了1973年日本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來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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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市場壓力,東京方面并非無動于衷。投資者也幾乎沒有看到東京采取果斷行動支持該貨幣的跡象,同時等待本月晚些時候發布的干預數據。
荷蘭合作銀行報告指出,日元可持續復蘇需滿足兩大條件:日本央行釋放更鷹派信號,以及政府在財政政策方面提供安撫性表態。該行預計美元兌日元三個月內將回落至159附近。
可即便這個樂觀預測兌現了,159這個數字也談不上什么強勢,只能算跌得沒那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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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李清如在接受總臺環球資訊《閃評》欄目專訪時分析,近期日元的持續走弱,本質上反映了日本經濟基本面疲軟、財政負擔沉重、增長前景暗淡等結構性問題在市場定價中的體現。
高市早苗2025年10月首次出任日本首相、2026年2月再次獲國會指名之后,一開始曾經承諾告別依賴補充預算的財政路線,主張把該花的錢都寫進初始預算里。
可油價一波動,這個承諾撐不到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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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首相是18日,2026年度補正予算案的編成視野に入れて財政上の措置的檢討に入ったと明かした翻譯過來就是,5月18日她已經把編制補充預算列入議程,為的就是應對中東局勢帶來的能源沖擊和電費煤氣費補貼的資金缺口。真正的重頭戲在年底。
就在市場為日元跌勢憂心忡忡之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2月25日宣布了總額達122.3092萬億日元的2026財年一般會計預算案,創下日本史上最高預算紀錄。
這項號稱"史上最貴"的預算案,卻因依賴大規模國債發行引發市場對日本財政可持續性的深切擔憂。預算的分項結構也很能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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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相關費用達到約39.0559萬億日元,在財政支出中占比最大。防衛費用增加也顯著推高了整體預算需求。
根據防務力整備計劃,相關經費增至約8.8萬億日元,同樣創下新高。老齡化的賬加上防衛的賬,兩頭都在膨脹,誰看了都得替日本財務省捏把汗。
再看債務本身,日本已經站在了危險的懸崖邊。截至今年7月,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已高達263%,顯著高于2009年—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時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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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讀起來云淡風輕,掰開揉碎看卻相當扎眼,希臘當年掀起過整個歐洲的債務風暴,如今日本的數字遠遠超過那時候的希臘。日本財務省測算,2026年度新發國債約29.584萬億日元。
發的債越多,市場對日元信用的疑慮就越深,日元貶值又反過來推高進口通脹,這條循環踩上去就很難下來。日本國內的日子也不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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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月核心消費者通脹率為1.4%,已連續4個月低于央行2%的目標,關鍵民生物資如大米的價格仍處于歷史性高位。普通家庭一個月的水電燃氣賬單比幾年前貴了三成不止,米價高企更是把最基礎的餐桌成本推了上去。
牛津經濟研究院日本經濟部主管永井茂人警示,長期成本推動型通脹構成重大風險,而加息舉措雖意在抑制通脹,卻可能讓本就顯疲態的經濟雪上加霜——截至2026年7月22日,日本僅公布到第一季度GDP,第二季度初值定于8月17日發布。
加息壓通脹、壓通脹又拖累增長,貨幣寬松刺激經濟又稀釋日元幣值,日本央行現在做什么都像戴著鐐銬跳舞。
2025年日經225指數全年漲幅達26%,首次站穩5萬點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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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榜單翻開細看就會發現,把指數抬起來的主要是那幾家給全球AI供貨的半導體鏈條公司,傳統的豐田、松下、日立這些老牌工業巨頭幾乎在原地踏步。
更關鍵的是,推動這輪上漲的資金里,外資持股比例早就超過了三成,日本普通儲戶對本國股市的熱情其實相當有限。政府本來想借NISA免稅制度把家庭儲蓄留在國內市場,結果事與愿違。
相當一部分日本人拿到免稅額度以后轉身就買了標普500和納斯達克的指數基金,等于把手里的日元換成美元投到大洋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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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賬單更是每天都在扣款,蘋果的手機、微軟的辦公軟件、亞馬遜的云服務、谷歌的廣告位,幾乎滲透到每個日本上班族的日常里,每一次訂閱續費都是一次自動的日元兌美元結算。這類外流比進口石油更隱蔽,也更難擺脫。
對咱們中國消費者來說,日元這么便宜,日貨折算成人民幣的價簽確實比幾年前實惠不少。相機鏡頭、護膚品、精致小家電,理性看抵制的口號在便宜的價簽面前多少會打折扣。
可反過來想想,真正讓人心動的日貨品類正在肉眼可見地萎縮。新能源車賽道上,日本車企的轉身慢得讓業內人都替它著急;生成式AI浪潮里,日本幾乎拿不出一家能在全球叫得響名字的大模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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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業向外遷移、能源進口依賴度居高不下、人口老齡化不可逆地壓低經濟潛在增長率,這幾股力量擰在一起,把日本制造業的未來空間越擠越窄。再往后看10年,中日之間人均GDP的差距很可能不像早年預測的那樣,要等到2035年才能追平。
中國大陸穩步向上,日本被匯率往下拽,交匯點大概率會提前抵達。這既不是誰贏誰輸的勝負局,也不是什么值得幸災樂禍的話題,而是兩個經濟體各自回到自己應有位置的自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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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后,中國消費者真正需要提前想清楚的是,當匯率優勢和產業優勢不再由同一個國家同時握在手里時,貨架上還剩下多少日貨真正配得上"日本制造"這塊招牌。至于抵制不抵制,或許那時候已經不再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議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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