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用刑，再調查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田地歉收）

嘉慶十四年，直隸河北巨鹿縣。

巨鹿縣在當時是一個很普通的縣城，說普通也不普通，普通在于，像這樣的縣城，大清天下遍地都是，說不普通，是因為巨鹿縣在當時是一個貧困縣，我們知道古代是農業社會，百姓多靠種地為生，但巨鹿縣不僅土地少，大部分還都是鹽堿地，種什么什么歉收，老百姓過的很不好。

富貴無閑事，貧窮惹禍端，就在巨鹿縣，一個叫做孫維儉的人，搞出一樁怪事來。

孫維儉，民間宗教大乘教的教首，他手下有幾個兄弟，是教中骨干，一群人在孫維儉的領導下秘密傳教，燒香拜佛，拉攏信徒，還涉及非法集資，對外則宣稱孫維儉有通天本領，能治病消災，保人平安。

擱現在說這就是封建迷信，不值一駁，但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講還是很受用的，大乘教發展猛烈，信眾多達數千人。

清朝是一個對民間結社，集會非常敏感的朝代，諸如白蓮教，八卦教等教派動輒起義，官方早已將他們定義為邪教，大乘教雖然還沒到發動起義的那一步，但組織結構，實際性質上已是大差不差，孫維儉想的很長遠，他不能被扣上邪教的帽子，他必須想轍，要給自己的“事業”合法化，最好再找一個大靠山。

想來想去，孫維儉把目光投向了山東曲阜，曲阜有衍圣公府，這是孔子孔圣人的老家，宗廟所在地。

想一想這其實很離譜，你是一搞秘密宗教的，人家是儒家正統，你跟人家能沾上邊么？

哎，孫維儉還真有他的辦法，他很快打出口號，說自己的大乘教之所以要信眾募捐，目的是為了給孔子修廟。

老百姓是很貧窮，但他們對孔圣人的尊敬是真心的，孫維儉這么一宣揚，大家紛紛解囊，不過幾個月時間，就叫孫維儉斂聚了白銀四千七百兩。

這可真不是一筆小數目啊，普通百姓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這么多錢。

有錢了，那就該去“公關”一波了。

當年，孫維儉揣著銀子，帶著幾個教徒，直奔山東曲阜。

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去曲阜容易，但想要見到關鍵人物，也就是孔子的直系后代，當時叫衍圣公，卻并不容易。

（孔慶镕）

為了見到衍圣公，孫維儉拿錢開道，把孔府上上下下打點了個遍，而且毫不吝嗇錢財（反正也不是自己的），光是一個叫孔傳標的四品執事官，就收了孫維儉將近六百兩銀子。

費了好大勁，這才見上了當時的衍圣公孔慶镕。

孔慶镕，孔子第七十三代嫡孫，當年他才二十二，年紀輕輕，而且整天就在孔府里待著，注經釋文，缺乏社會經驗，他哪兒見過孫維儉這種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老江湖？孫維儉一頓忽悠，說什么自己急公好義，崇儒重道，自己是孔子的粉絲，這把孔慶镕給騙的團團轉，孔慶镕一看，這幾位跋山涉水遠道而來，這是來給孔家修廟，來發揚孔學的啊，孔慶镕非常高興，馬上就給孫維儉等教眾封了一些榮譽職務，什么掌書，啟事，伴官，雖然這不是正式職務，也非朝廷命官，但有了這個，孫維儉就算是和孔府有來往，有認證了，甚至說，這就是孔府給他孫維儉的聘書，以后他就有合法身份了。

有了孔府這塊招牌，孫維儉開始公開活動，因他借用了孔府的名頭，非常權威，大乘教發展越來越好，投入孫維儉名下的人也越來越多，他的教派儼然一躍成為了直隸第一派。

當然，從某種角度來說，孫維儉不能算是欺騙了孔府，因為他真的把那四千多兩銀子都給了孔府，由孔府的孔傳標負責，孫維儉拜托孔傳標，一定要把這筆款項用到實處，也就是說他真的打算給孔子修個廟出來。

只不過，孫維儉要修廟，但孔傳標卻并無此意，想來孔傳標早已把這筆錢據為己有或是挪作他用，孫維儉派人催了孔傳標好幾回，孔傳標都支支吾吾，含糊其詞的糊弄著。

這孫維儉他肯定著急啊，孔府能給他下聘書，就是因為他當時答應要給孔府修廟，現在廟修不出來，孔慶镕看不到成效，不早晚把自己的聘書給收回？

孫維儉著急了，后來有一次他甚至直接找到孔傳標，說你要是再不給我蓋廟，那我就去告官，告你誆騙錢財，到時候大家都不好過。

您想孫維儉這個身份他都是很敏感的，連他都要告官了，可見他著急到了什么程度。

哎，不用你孫維儉去告官，因為馬上，就有人去告官了。

嘉慶十六年，一個叫做王邦彥的讀書人，他應該是識破了孫維儉招搖撞騙的事情，于是一紙訴狀，把孫維儉告上了衙門。

而且，王邦彥還不是到本地縣衙去告狀，而是專程去了一趟京師，直接告到了都察院。

王邦彥告孫維儉：

（擊鼓）

借修廟名義斂財不法，傳播邪教。

到了京師，這就是京控案，京控案就必然會給嘉慶皇帝過一手，皇帝知道這個事情之后，他很憤怒，皇帝說直隸離京師也不遠啊，這是天子腳下，孔府是儒家圣地，儒學是本朝指導之學，皇帝本人都是虔誠的儒學信徒，現在竟然有人打著孔府的招牌搞邪教？這是什么？

這是把朝廷的臉面當鞋墊子踩啊！

皇帝非常的生氣，責令直隸總督溫承惠限期破案，而且要從嚴從快，嚴懲不貸。

大清朝有很多總督，有些總督在邊地，離皇帝比較遠，那就是封疆大吏，基本沒人管，日子過的很滋潤，但直隸總督則不然，此為京畿重地，這是皇帝眼皮子底下，屁大點事兒都能傳到宮里，溫承惠自打上任以來，常因為各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被皇帝罵，什么他辦事拖拉啊，救災不力啊，動輒就要拔花翎，革黃馬褂，一天到晚他提心吊膽，壓力山大。

現在好了，搞出一樁邪教的案子來，還牽連到了孔府，皇帝把自己罵了個狗血淋頭，溫承惠一分鐘都不敢耽誤，立刻組織人手，開始辦案抓人，孫維儉還沒反應過來呢，直接就被控制了。

審訊展開，但孫維儉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老油條，滾刀肉，反偵查經驗非常豐富，他知道這回自己是攤上大事兒了，而且他更記恨的是，之所以自己被人舉報自己借用孔府的名頭招搖撞騙，就是因為孔傳標拿了錢卻沒把廟修出來，如果孔傳標把廟修出來，那么自己就不是招搖撞騙了，自己是說到做到，自己就沒騙。

于是，在審訊的過程中，孫維儉說自己就是要給孔府修廟，所以我才公開募捐，所得錢財我一分都沒拿，全都給了孔府，目的就是為了給他們修廟，既如此，我何騙之有？

溫承惠說那這筆錢有多少？孫維儉靈機一動，說一共四萬兩，全給孔府了。

這么說，是孫維儉要把案子擴大化，如果能活，那自己就是無罪的，如果不能活，你孔府這些人也別想置身事外。

得到這個線索之后，溫承惠又趕緊到山東曲阜去抓人，首要目標當然是孔傳標，可孔傳標被控制之后，他也不說實話，他想的是，自己的確是收了錢沒辦事，但自己一共就收了不到五千兩，現在被孫維儉攀咬成了四萬兩，自己現在解釋是沒用了，自己干脆也學孫維儉，也多多攀咬，拉幾個人一起下水，分擔罪責。

于是，孔傳標又把孔府里一個叫做王肇興的管事供了出來，說這錢吶，不是自己一個人貪污的，王肇興也貪污了不少。

（嘉慶皇帝）

可憐這個王肇興，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兒，也被捉住帶走，投入大牢是嚴刑拷打，什么扭耳朵，扯頭發，打腦袋，跪鐵鏈，這重刑之下不怕你不招，王肇興沒辦法，只好含冤服罪。

大家都認罪了，案子就能結束了，溫承惠判定，孫維儉傳習邪教，斂財數萬，勾結孔府，處絞監候，余下教眾大部分被流放到黑龍江。

至于孔府涉案人員，孔傳標抄沒家產，流放黑龍江，王肇興也是一樣的待遇，唯一不同的是，孔傳標發配之前只受杖刑一百，而王肇興發配之前打一百，到了配所還要再打四十。

一百多棍子啊，你別說流放之人了，就是鋼鐵俠也得打殘廢，這完全是把王肇興往死里整。

為什么單說這個王肇興？因為孫維儉和孔傳標也許還罪有應得，但王肇興完全是被冤枉的。

溫承惠已經顧不得那么多了，皇帝要效率，要結果，他必須爭分奪秒把案子給結了。

各自定罪，溫承惠上報皇帝，皇帝拿過來一看，口供也有，人證也有，各種證據看起來嚴絲合縫，皇帝說你這回辦的還不錯，溫承惠終于松了口氣——

才怪。

案發在直隸，也是比較方便，王肇興有個侄子叫做王振望，他知道叔父蒙受不白之冤，他也跑到都察院去擊鼓鳴冤，去告狀去了，狀紙旋即又被送到嘉慶案前。

要說嘉慶執政是很平庸，但做人卻并不糊涂，皇帝很快就嗅出了不對勁，如果說溫承惠辦的這個案子真的鐵證如山，沒有問題，那么苦主怎么敢冒著殺頭的風險來告御狀呢？

皇帝很聰明，他沒有再讓溫承惠重審，而是把案子交給了大學士慶桂，讓他嚴密查訪，看看是否有冤。

一查，查出不少問題來。

首先是孫維儉交代的四萬兩，不對，把孔府翻個底朝天，把孔傳標，王肇興的流水查了個遍，也不夠四萬兩。

后來根據孫維儉交代，四萬兩是沒有的，四千兩還差不多，自己之所以多說，是為了把事情鬧大。

其次，孔傳標不算，單說王肇興，他和這起案件根本一點關系沒有，他的認罪供詞，完全是刑訊逼供，是打出來的，審案時，王肇興被“擰耳采發，赤膝長跪，恣意凌逼”，官員們對他更是反復威脅，說“老制臺已經奏明了”，“你不認也不中用了”，“我們這里不許對質”，他們通過各種暴力物理和精神控制，迫使王肇興認罪。

真相大白，嘉慶徹底紅溫了，他把溫承惠叫來，狠狠斥罵：

（史料記載）

《清仁宗實錄》卷二百五十八：溫承惠辦理此案，本失之柔懦，復被屬員朦蔽，以致案情屈抑。現又有失察灤州邪教之咎。溫承惠著革退宮銜，拔去花翎，褫去黃馬褂，降為二品，仍交部嚴加議處。

內容作者就不翻譯了，但我們可以看到結果，革職，拔花翎，收走黃馬褂，降為二品，送到刑部，討論一下再怎么處置。

當然還有由溫承惠領導的具體負責審理案件的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知縣等等，都有十分嚴重的責罰，還很有意思，皇帝還要求這些官員湊出一大筆錢來賠償給王肇興作為精神損失費。

王肇興被放了出來，孔傳標因為只收了四千多兩，處罰輕了一點，原本去冰天雪地的黑龍江，現在改成了去鳥語花香的伊犁。

受到處罰的還有衍圣公孔慶镕，不過儒學在清朝畢竟是與國休戚，皇帝也只是象征性的訓斥了孔慶镕幾句，做做樣子罷了。

唯一沒有從輕的，就是孫維儉，原本是絞監候，就是死緩，還有生還的可能，翻案之后，他直接被判了個絞立決，即行正法。

案件結束，但思考才剛剛開始。

我們說，以孫維儉市井之徒，何以搞出這么大的事情來？

很簡單，巨鹿縣糧食歉收，發展不好，連年饑荒，當地官府救災很不力，百姓走投無路，才會去相信孫維儉的鬼話，孫維儉才有可乘之機。

我們說，孔府是天下第一家，這是圣人府邸，但內部管理之混亂，在本案中可見一斑，一個來路不明之人三言兩語，千兩白銀，孔府竟然就敢為邪教頭目提供官身背書。

我們再說，溫承惠為什么制造了冤案？不是他本身是一個多么邪惡的人，而是因為他太急于討好皇帝，擺脫責任了，他壓力太大，那在這種壓力之下，刑訊逼供，為了結案而結案就成了常規操作。

我們還說，如果不是王振望這個有勇氣的年輕人敢于孤注一擲，這個冤案也許就這樣了，可見清朝的京控制度為刑事案件提供了一條糾錯的通道，但這條通道，依靠的不是制度，而是皇帝的個人意志和告狀人拿命來賭。

嘉慶十七年，孫維儉被押赴刑場，絞決。

北宋王安石有云：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

嘉慶有立善法的決心，但非常可惜，他沒有立善法的能力。

就在本案發生兩年之后，一個叫做天理教的民間宗教發動起義，攻入了紫禁城，差點就把皇宮給拿下了，這其中的不少人，就來自于巨鹿，來自那些被孫維儉傳教過的村莊...

參考資料：

《國朝名臣奏議》?卷三十

《皇朝掌故匯編?內編》卷五十五

《清實錄》卷二百五十七

《那文毅公奏議》卷四十二

《仁宗睿皇帝圣訓》卷之八十二

陳麗.清朝嘉道時期積案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22

陳麗.“中葉”背景下的積案防治——以嘉慶朝實踐為例.中國政治學,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