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瓜片只有一百年嗎？檔案里的真相是……

從梅片到Bing的茶路

揭秘瓜片前世今生

民間傳說六安瓜片創制于1905年前后，彼時流傳著評茶師揀葉或祝家取悅袁世凱等軼事，距今不過一百余年。但這些更多指向“瓜子片”之名的定型與工藝精細化，而非這類片狀茶真正的起點。檔案里的記載，卻指出一條更長的路。

一、清宮里的“梅片”：貢茶名單上的常客

圖一、二、三：清代宮廷有關六安梅片茶進貢及賞賜記錄

圖四：清代陸廷燦《續茶經》

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霍山縣志》“貨屬”里，六安茶的品第寫得清清楚楚：

“其品之最上者曰銀針（僅取枝頂一槍），次曰雀舌（取枝頂二葉之微展者），又次曰梅花片（擇最嫩葉為之），曰蘭花頭（取枝頂三五葉為之），曰松蘿……”

——乾隆《霍山縣志》卷之七“貨屬”

“梅片”，就是后來的瓜片前身：一樣只用嫩葉、不去梗不揉捻，自然成片。

陸廷燦在《續茶經》里引康熙《江南通志》也說：

“霍山有梅花片，乃黃梅時摘制，色香兩兼而味稍薄。又有銀針、丁香、松蘿等名色。”

——清·陸廷燦《續茶經》“茶之出”

到了嘉慶十年（1805）的宮廷進單里，梅片仍是正式貢品。在《嵩年奏檔》影印原件的貢單頁中，明確記有：

“銀針茶四十瓶，雀舌茶四十瓶，梅片茶四十瓶，珠蘭茶九桶”

——嘉慶十年《嵩年奏檔·安徽巡撫年貢單》（影印原件）

吳敬梓寫《儒林外史》時，也隨手記下“烹了一壺梅片茶”；袁枚《隨園食單》同樣列有“六安銀針、毛尖、梅片”。從方志、小說到宮廷檔冊，“梅片=六安嫩葉片狀綠茶”這條線，在清代前中期是一以貫之的。

此外，梅片還大量出現在清代文人的書信往來與詩文題詠之中。康熙朝大學士張英在《聰訓齋語》中自述“予少年嗜六安茶”，其子張廷玉亦在尺牘中屢屢提及“梅片”為饋贈佳品。嘉慶、道光時期的文人唱和詩中，也常見以“梅片”寄贈酬答的記載。這些散見于文集、信札、詩稿中的記錄，從日常生活的側面印證了梅片在清代士大夫階層中的流通與接受——它不是偶然出現的貢品，而是融入文人風雅生活的常客。

丁以壽教授在《六安瓜片茶創制歷史鉤沉》里把這個脈絡說得很透：六安瓜片經歷了徽州松蘿 → 六安（霍山）松蘿 → 六安梅片 → 六安瓜片的過程；梅片創制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才因外形似瓜子改名“瓜片”。所謂1905年創制說，其實是把“定名”當成了“起源”。

參見：丁以壽

概念澄清：

此“片茶”非彼“片茶”

《宋史·食貨志》有關片茶記載

有論者援引唐宋文獻中“片茶”的記載，將六安瓜片的歷史追溯至明代以前。這里有必要厘清一個關鍵的概念差異——

唐宋時期的“片茶”，指的是一種緊壓團餅茶。《宋史·食貨志》載“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一片即一餅，屬于蒸青壓制而成的餅狀貢茶，如宋代北苑的龍團鳳餅。這種“片茶”與六安瓜片在工藝、形態、飲用方式上均無任何關聯。

而六安瓜片所屬的“片茶”傳統，始于明代廢團改散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詔“罷造龍團，惟采芽茶以進”，散茶工藝自此大興。所謂“摘片”“去筋”“斷蒂去尖”的松蘿法，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并風靡全國。六安梅片（梅花片）采用的“擇最嫩葉為之、殺青不揉、自然成片”的工藝，正是松蘿法傳入皖西后的產物。

因此，明代以前文獻中的“片茶”是餅茶，與瓜片無關。

二、倫敦賬冊里的“Bing”：1722年的250擔片茶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有關片茶記載中英文對照

當梅片在清宮里按瓶進貢時，同一種茶已經順著廣州十三行走出了國門。

美國學者馬士（H.B. Morse）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系統整理了英國東印度公司（EIC）留存在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檔案（IOR/G/12系列）里的商館日記與采購合同。書中記載，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8月10日，廣州商館與行商“壽官（Sequa）”簽訂貨單，其中有一條：

Tea — Bing 250 pecul at 35 tael, Bohea 2000 pecul at 27 tael, Congho 500 pecul at 38 tael, Pekoe 250 pecul at 38 tale, Singlo 1500 pecul at 19 tael.

譯文：茶葉——片茶（Bing）250擔，單價35兩；武夷（Bohea）2000擔，單價27兩；工夫茶（Congho）500擔，單價38兩；白毫（Pekoe）250擔，單價38兩；松蘿（Singlo）1500擔，單價19兩。

“Bing”，就是西人對“片茶”的音譯。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的中譯本（區宗華初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將“Bing”譯為“瓜片茶”，這是以后出名回溯前物的便利譯法。郭紅軍先生在《近代以來中國茶業研究及圖鑒》中引述這一數據時，直接沿用了這一既有譯名，該譯本經與馬士英文原版校勘后確認無誤。

參見：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頁；郭紅軍《近代以來中國茶業研究及圖鑒》相關章節引證。

郭紅軍等著《近代以來中國茶業研究及圖鑒》有關片茶出口記錄

再看更早一點——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隨船醫生約翰·奧文頓（John Ovington）在《蘇拉特航行記》里已把中國茶分成三類：

Bing, Singlo, and Bohea……Bing is the largest of all, and accounted the highest in price among the Greens.

譯文：“片茶（Bing）、松蘿（Singlo）和武夷（Bohea）……片茶葉片最大，在中國綠茶中價位最高。”

——John Ovington, A Voyage to Suratt (1696)

在他筆下，Bing葉片最大，是綠茶中價位最高的，這和六安梅片/瓜片“單片肥大、價重于松蘿”的特征完全對得上。

此后1736年、1737年東印度公司賬冊里，仍斷續出現“Bing（瓜片）”幾十至幾百擔的記錄，說明它不是偶一現的試驗品，而是18世紀上半葉穩定的外銷綠茶。

此外，瑞典哥德堡號（Gothenburg）沉船貨單里，也載有“Bing 10 chests”（約345公斤）的安徽產綠茶，時間和英公司記錄彼此咬合。

參見：瑞典國家檔案館藏哥德堡號貨物清單（1745年沉船前裝船單）

三、檔案里的真相：從梅片到瓜片的三百年

左圖：清代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右圖：清代金張著《老編年詩鈔》

關于六安瓜片的起源，流傳最廣的一直是民間口述傳說。

最普遍的說法是1905年前后，麻埠鎮的評茶師從綠大茶中揀取嫩葉，剔除梗樸，意外制成了一種新茶，形似瓜子，遂稱“瓜子片”。另一個版本則與袁世凱有關——麻埠祝家為取悅這位北洋權貴，雇人專采春茶第一二片嫩葉，精心炒制，袁世凱大加贊賞，瓜片由此聲名鵲起。這些傳說情節各異，但都將六安瓜片的“創制”指向了清末民初，距今不過一百余年。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傳說移開，轉向書面的檔案記載時，看到的卻是另一幅圖景。

乾隆《霍山縣志》里明確寫著“梅花片（擇最嫩葉為之）”，將其列為六安貢茶之一。陸廷燦《續茶經》引康熙《江南通志》，同樣記載“霍山有梅花片”。嘉慶十年的宮廷進單上，“梅片茶四十瓶”赫然在列。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寫下“烹了一壺梅片茶”，袁枚《隨園食單》也將“六安銀針、毛尖、梅片”一并收錄。清代文人的書信詩文中，更不乏以梅片寄贈酬唱的記錄。

這些材料——方志的記載、貢單的明細、小說的描寫、文人的吟詠、西方的貿易賬冊——單獨看，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但把它們放在一起，一條此前未曾被串聯起來的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在“瓜片”這個名稱出現之前，六安地區早已存在一種以嫩葉制成、不經揉捻、自然成片的綠茶。它在清代叫“梅片”或“梅花片”，是貢茶名單上的常客；它在西方檔案里叫“Bing”，是18世紀初遠銷歐洲的外銷茶；它在六安當地人口中，一直簡單地被稱為“片茶”。而1905年前后流傳的那些故事，解釋的正是這種片狀茶在清末民初進一步精細篩選、改稱“瓜片”的定名過程。

這不是要用檔案去否定傳說，也不是要宣稱某種“新發現”。只是把這些散落于不同時空、不同語言、不同載體中的記錄，一一撿起，按時間的線索排列，讓它們自己說出一個連貫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六安片狀茶從梅片到Bing，再到瓜片，走了三百多年。

把幾條線索疊在一起，六安瓜片的歷史脈絡如下：

明末清初：松蘿制法傳入皖西，演變為六安（霍山）松蘿（全葉、不去尖柄）；再從中析出梅片（梅花片），擇最嫩葉、殺青不揉、自然片狀，入貢清宮，見于《霍山縣志》《續茶經》。按丁以壽考證，梅片創制于明末清初，品類起源距今近四百年。

1696—1737年：西文文獻與東印度公司賬冊持續出現“Bing”，對應六安片茶，1722年一次便是250擔、單價35兩，高于松蘿（19兩），外銷實證堅實。此為目前可見的實證記載起點，距今三百余年。

清末民初（約1905年前后）：精制改良后的六安梅片因外形似瓜子，改稱“瓜子片”，后簡稱為“瓜片”。瓜片之名比梅片更通俗、更形象直觀，逐漸取代梅片流行開來，產地也從霍山縣擴大到六安縣及立煌縣（今金寨縣）。

當代：六安瓜片成為中國十大名茶，工藝入非遺，而“梅片”作為前身，仍留在舊方志與清宮檔案里。

所以，1905年解釋的是“瓜片”這個名字怎么來的、工藝怎么再精細一步的；而六安片狀茶這條線，從梅片到Bing，再回到瓜片，已經走了三百多年，甚至可以往上追溯到明末。

學術考證的意義，不是要用一種記憶去否定另一種記憶，而是盡可能還原這條軌跡的全貌。從明末清初的梅片，到17世紀末出現在西方文獻中的“Bing”，到1722年東印度公司的大宗采購，再到清末民初“瓜片”之名的定型和推廣——每一步都有跡可循，每一段都有據可查。

六安片狀茶的歷史，不是從哪一年突然開始的。它是幾百年間，在茶園里、在貢單上、在船艙中、在茶杯里，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四、解開密碼的那把鑰匙，藏在六安人的方言里

文章寫到這里，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值得一提。

在六安當地，老一輩人說起“瓜片”，一般習慣稱為“片茶”。在六安當地，“片”的發音并不是普通話的“piàn”，而是更接近 “pìn”——短促、干脆，像是“片”字在舌尖打了個滾就出來了。

這個讀音，三百年來一直在茶農嘴邊流傳，從未變過。

直到你翻開英國東印度公司1722年的那份賬冊，看到那個讓學者們琢磨了很久的詞——“Bing”。

把它和六安方言里的“pìn”放在一起，謎底一下子就亮了：哪有什么神秘代號？那就是三百年前的廣州口岸，英國大班照著六安茶商的發音記下來的 “片”字罷了。

“Bing”就是“片”，“片”就是“瓜片”的魂。

從清宮貢單上的“梅片”，到倫敦賬冊里的“Bing”，再到今天茶杯里那一抹翠綠的瓜片——這根線從來沒有斷過。它不只是寫在紙上，也一直活在六安人的鄉音里。

所以下次有人問起六安瓜片到底有多久歷史，除了方志、檔案和賬冊，還可以告訴他：

“去聽一聽六安人怎么說'片'字——那個讀音里，藏著三百年前的答案。”

（作者：高勇）

來源：六安州茶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