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媒反思：從印太支點到邊緣棋子，印度該醒醒了

本文共513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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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里莫伊·塔盧克達 （ Sreemoy Talukdar ）

編譯|饒金山

編譯審核| 張謙和

本期編輯|張興媚

本期審核| 單敏敏 范家菀

編者按

近日，印度知名戰略學者哈皮蒙（Happymon Jacob）撰文呼吁印度戰略“去美國化”，引發強烈反響。本文便是《第一郵報》副執行主編對哈皮蒙的回應，其認為：國家崛起無法通過搭便車實現，印度獲得美國戰略扶持的時代已經結束，必須專注自主能力建設。正如美國在“硅和平”倡議上表現的，原則上支持印度等伙伴國的供應鏈建設，但一涉及具體的AI技術應用問題，便顧左右而言他。本文指出美國口惠而實不至的底色，建議印度一邊提升內部實力，一邊尋求與中國相處的新模式。但在反思之余，作者也在為印度外交“挽尊”，稱印度政策并非美國戰略的附屬物，而是源于中國“將印度視為長期競爭對手”“扶助巴基斯坦”“與南亞國家制衡印度”所造成的安全威脅。可事實上，印度幾乎與所有鄰國存在領土糾紛和外交沖突，南亞的反印思潮絕非起于中國。如若印度外交純屬美國戰略的衍生物，這反而是小問題，印度只需解放思想、尋回自主。印度外交是自身需求的產物，恰恰揭示更嚴重和根深蒂固的問題——印度未強先霸，引發與鄰國的對抗，為抗衡強鄰而貼靠美國，卻遭美國背刺，反被鄰國看出外強中干的本色，更難保持地區霸主角色。解決此頑疾，印度最需要的，不是與中國相處的新模式，而是正確認識世界的新大腦。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南華早報》

哈皮蒙·雅各布教授在《印度的世界》刊發的文章，論證“印度大戰略去美國化”的必要性，引人深省（參見）。對此，我認為，關鍵問題不是讓印度的大戰略與美國的優先事項脫鉤，而要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強盛不可能通過搭便車和跳過自主能力建設這類廉價方式實現。

特朗普政府或許無意中幫助了印度，因為它迫使印度面對兩個鮮明選擇：其一，為成為“獲利的朋友”而接受附庸化；其二，在不期待獲得特殊待遇的情況下采取交易主義。這反而清晰地指明了戰略方向。

印度戰略界的不滿情緒源于一個事實：貼靠美國搭便車的做法已至盡頭。這種“便捷通道”正面臨風險。我還認為，該轉折點——一個關鍵標志是印度不再被視為美國“印太”政策的“支點”，“印太”（Indo-Pacific）概念中的“印”（Indo）似乎正在太平洋中被“埋葬”——為印度提供了尋求與中國建立新相處模式的機會。后文將詳論這一點。

就在圍繞印度大戰略的辯論愈演愈烈之際，美國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為期兩天的“硅和平”（Pax Silica）峰會。它在周五結束，印度與其他34國共同簽署美國主導的一項倡議。該倡議旨在建設“可信賴且具有韌性的供應鏈”，以支持AI及新興技術的發展。這項由美國國務院主導的倡議，本質上是繞開中國、在35個伙伴國之間建立排他性半導體供應鏈體系。它反映出美國對于中國近期在新興和關鍵技術領域快速取得進展所產生的焦慮。2026年啟動的新計劃之一，是名為“和平通行證”（Pax Pass）的項目，目標是實現“可信賴的物流”以及建設“協作式晶圓制造能力”。美國為該項目承諾投入5000萬美元。

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主辦此次“硅和平”會議。他竭力強調印度作為該倡議關鍵成員的作用，并表示美國計劃進一步深化印度在AI和芯片供應鏈體系中的嵌入程度。赫爾伯格稱，美印關系是“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雙邊伙伴關系之一”。此前在印度訪問期間，他的上司魯比奧（Marco Rubio）也曾發表過類似言論。它們聽上去令人安心。美國副國務卿強調通過“全球合作”來發展安全技術框架，表明美國意識到中國在全球技術生態和AI、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快速進步，并在關鍵礦產供應鏈擁有近乎壟斷性的地位。美國深感威脅，希望其合作伙伴能夠協助推進自身戰略目標。目標上的結構性一致——因為加入這一框架同樣符合印度自身利益——仍是少數幾個戰略趨同仍然存在、不受白宮情緒變化影響的案例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圍繞“硅和平”伙伴關系釋放出大量樂觀表態和友好氣氛的同時，卻沒有對具體實質問題作出明確承諾。簡言之，當印度希望美國保證其能夠持續獲得前沿AI技術的使用權限（例如美國AI公司Anthropic開發的先進模型Claude）時，它強調要將此類工具整合進其更廣泛的數字基礎設施和面向公眾的服務體系，這種合作關系必須不受“終止鍵”（kill switches）的影響，而美國對此只是顧左右而言他。

正如亞洲國際新聞（ANI）一篇報道所指出，當被直接問及是否與印度討論過 Anthropic的Fable模型時，赫爾伯格支支吾吾，基本上的意思是“不”。

“我們繼續就這一議題與印度朋友保持對話。這些都是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討論，并不適合完全公開。但我認為，雙方實際上都理解彼此的立場。我們的意圖非常明確，就是繼續采取漸進、審慎的方式來推動Anthropic模型的發布，確保這一過程對我們自身安全，對印度伙伴安全，以及對所有依賴關鍵基礎設施、能源電網等領域的可信賴合作伙伴都是安全的。因此，我們將繼續投入大量工作，推進這些討論。”

其中的含義已經很明顯。這里的啟示是，印度必須將重點放在前沿模型的自主研發上，而不是試圖走本土采用外部模型或通過多層網絡整合的路線。無論美國給予多少令人安心的外交辭令，也無論印度是否加入某些特定俱樂部，印度都不能依附于美國的發展路徑，期待借助美國力量成為半導體產業或關鍵技術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

作為美國前沿AI模型的使用者，印度的數據始終會受到重視，但如果美國切斷印度獲取技術進步成果的渠道，印度將永遠不會擁有真正的議價能力，無論印度尋求多少保證。特朗普政府已經采取了類似做法。如果印度不能解決其軍工復合體的關鍵弱點，不能彌補技術差距，也不能通過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大規模研發投入以及系統性的供應鏈整合來提升關鍵技術能力，那么印度將永遠停留在“侍從國”的地位。

嚴酷的現實是，如果印度優先考慮重新標識進口零部件，而不是建設本土化技術和自主能力，那么其軍工復合體將無法支撐現代戰爭。真正有效的威懾能力，要求企業掌握核心設計能力和源代碼，從而根據印度自身需求調整和改進技術，而不是在缺乏自主能力的情況下，僅僅將制造環節外包。

因此，像雅各布教授那樣指責美國“背叛”，實際上沒有意義。美國有理由將印度視為一個試圖以低成本方式崛起的機會主義國家。來自jugaad（編者注：指印度式權宜，達到“湊合用”目標的創新方案）之地的jugaad做法，并不能帶領印度走向更高水平的發展，只會使其繼續被困在消費者角色中，并向美國大型科技企業以及前沿技術公司開放，后者可以利用這一點，而印度卻無法獲得源代碼的控制權。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例如，法國明確拒絕向印度提供陣風戰機的源代碼，印度“先進中型戰斗機”項目也因通用電氣公司提高其F414發動機的供應條件而陷入停滯。

一個更加唯利是圖同時擔憂自身相對衰落的美國，將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耐心提供支撐印度崛起所需的穩定國際秩序，遑論保障有大國抱負者所依賴的全球公共產品，例如穩定的金融體系、航行自由或安全保護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是否會給予印度特殊待遇（即“戰略利他主義”，如果愿意這樣稱呼的話）的問題并不存在。

雅各布教授寫道：“……我們無法決定以美國為主導的秩序是否會繼續存在；無論印度希望與否，這一秩序都正在瓦解。我們同樣無法決定美國是否會繼續聚焦中國，并將其視為競爭對手。”

我的判斷是，中美競爭將長期存在，但在美國眼中，印度在這一競爭格局中的戰略重要性已經大幅下降。正如美國將“美國印太司令部”重新更名為“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并放棄“印太”概念、重新回歸“亞太”，它體現的是美國對于將印度打造為遏制中國政策支點的興趣已經減弱。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放棄與中國的競爭，轉而尋求與中國達成和解。美國仍然在沿著“第一島鏈”整合其軍事和戰略資源。這是一條假想的防御線，從日本延伸，經由中國臺灣，直至菲律賓。在新的責任分擔模式下，美國希望地區盟友和伙伴承擔其他區域的安全行動。

然而，對整個亞洲大陸而言，印度曾經被視為美國更廣泛戰略中的核心支柱，如今卻已被推向邊緣。盡管如此，印度仍然被期待繼續發揮作用，成為印度洋地區主要的海上安全提供者。特朗普對于長期聯盟建設或戰略思考缺乏耐心，因此他可能認為，在任何涉及中國的競爭中，印度都并不可靠。

這未嘗不是好事。正如我此前所寫，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美國大國博弈中的棋子。我不同意雅各布教授的表述，即印度“將自己對更廣闊世界以及中國的看法外包給了美國”，并且“借用了美國觀察世界，尤其是觀察中國的視角”。印度的對華政策，是由自身的歷史、經歷、需求、困境以及不安全感所驅動的。這場競爭源于中國一再的背棄行為、其在喜馬拉雅邊境持續不斷的領土侵犯、其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和外交支持，以及其系統性地圍繞印度實施地區包圍的努力。決定印度防務考量的，是這些直接的主權安全需求，而不是外部勢力的戰略議程。

需要補充一個限定條件。印度的外交政策從來不是美國大戰略的附屬產物；同時，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協調，的確源于雙方對一個日益強勢的中國所進行的獨立威脅評估。在某些方面，印度的對華政策確實依賴“印太”框架。

這可能受到兩個因素推動：一是對美國持續保持主導地位的判斷，以及對美國將繼續專注于阻止中國成為同等競爭者這一前景的押注；二是更強調“連續性”的戰略文化，即優先維持既有戰略認知，而不是根據相關變化調整判斷，以緩解威脅認知中的重大轉變。在加勒萬沖突之后，第二個因素已經出現了明顯修正。

隨著美國對投資印度的力量缺乏興趣，將印度置于其對華戰略的邊緣位置，同時逐漸轉向帶有勒索性質的政策并在多個方面對其施壓，印度采取兩項措施是合理的。

第一，加強內部制衡。印度必須動員國內資源，確保自身繼續保持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地位，實現軍事現代化，發展成熟的軍工復合體，彌補研發不足并發展自主技術，以應對一個更具攻擊性的中國和一個不可預測、不可靠的美國。

第二，印度必須在確保邊境威懾能力的同時，尋求與中國建立新的相處模式。這一觀點可能會引起一些質疑。盡管中國將印度視為長期競爭對手，并通過結構性威懾措施限制印度崛起，但中國并不視印度為眼下的直接威脅。事實上，如果中國認為美印戰略協調正在瓦解——而這種協調原本建立在雙方對外部威脅的共同認知基礎之上——那么中國在短期內可能會愿意接受新的相處模式。

不斷深化的美印關系一直加劇中國對印度的威脅認知，而中國從未脫離其與美國更大范圍競爭的視角來看待中印關系。中國從未接受“印太”這一表述，并且始終敵視 “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框架。

由于美國因素始終是影響中印關系的重要變量，因此，美印關系惡化會讓中國感到更加安全。當然，中國也可能認為當前是一個測試印度決心、采取更大膽行動的機會。然而，在目前情況下，這種選擇對中國而言收益有限。對印度采取公開敵對行動，可能反而促成某種程度上的美印關系修復，而這與中國的戰略目標相悖。

與中國達成更好的有限合作安排，實際上可能有助于推動印度實現更加“自力更生”（Aatmanirbhar）的目標。這一認知正在推動印度近期的一些政策調整，例如放寬針對中國投資的外資審查規則、放松對中國技術人員的簽證限制等。

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將繼續具有結構性特征。作為彼此相鄰、具有地區主導雄心的大國，摩擦不可避免。作為實力明顯更強的一方，中國擁有更多可以對印度施壓的手段，并將繼續通過扶持巴基斯坦以及加強與印度周邊較小國家的關系，在南亞地區實施制衡戰略。

然而，尋求與印度公開對抗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這樣做可能進一步激化印度國內對華負面情緒，促使美印實現某種程度的重新靠攏，并導致中國失去印度這一具有吸引力的消費市場。

因此，中印之間存在建立有限且更具操作性合作關系的空間。關系重新調整可能促成戰術層面的相互妥協。這不容易，但印度的大戰略設計不可能完全排除戰術性妥協。

作者簡介：斯里莫伊·塔盧克達 （ Sreemoy Talukdar ）， 《第一郵報》副執行主編。

本文編譯自《第一郵報》2026年6月27日文章，原標題為Thoughts on India’s grand strategy: Rise can’t be achieved at a bargain, and it’s time for a new modus vivendi with China，原文鏈接：https://www.firstpost.com/opinion/thoughts-on-indias-grand-strategy-rise-cant-be-achieved-at-a-bargain-and-its-time-for-a-new-modus-vivendi-with-china-14026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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