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歐貿易差額

歐盟數據顯示，2025年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約3598億歐元，較2024年的3122億歐元增長近15%，約占歐中貨物貿易總額的47.4%。隨著近年來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逆差問題已不僅在經貿層面引發關注，成為當前中歐經貿關系中的突出議題，也越來越多地被歐方納入歐洲關于產業競爭力、供應鏈安全和“去風險”的政策敘事中，表現出極度焦慮和強硬的姿態，如何看待、處理與解決雙邊貿易差額問題，成為影響中歐關系的重大關切因素。在此背景下，完全有必要對中歐貿易不平衡這一現象進行客觀全面的透視。

貿易差額面面觀

首先，從中歐貨物貿易的商品結構看，當前雙邊貨物貿易呈現出高度的產業內貿易特征。歐盟自中國進口較多的是電氣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化學品、交通設備、家具和紡織服裝；對華出口則更多集中在汽車、高端機械設備、精密儀器、醫藥產品和部分電氣零部件。相較過去，雙邊貨物貿易的主要商品大類集中在機電和化工等制造業產品上，在歐盟對華逆差中也有體現。

其次，從雙邊統計口徑看，中歐雙方存在明顯差異，歐方統計的逆差額較大。按中國海關口徑，2025年中歐貨物貿易總額為5.93萬億元，中國對歐貨物貿易順差約占雙邊貨物貿易總額的35.2%；按歐方口徑，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占歐中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則接近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源自雙方在計價方式、原產地規則等統計上的差別：中方出口多按離岸價統計，歐方進口按到岸價統計，同一批貨物在歐方賬面上價格往往更高；部分中方商品經港澳等地轉口，在中方統計中未必直接計入對歐出口，卻可能被歐方按原產地規則計為自中方進口。

▲2026年5月29日，江蘇南通港，幾千輛新能源汽車準備裝船發往歐洲。

最后，從中歐貿易結構來看，貨物貿易上，歐盟對華確有較大的、持續增加的逆差；但與此同時，服務貿易上，歐盟對華呈現順差。歐委會數據顯示，2025年歐盟對華服務出口671億歐元，自華服務進口458億歐元，服務貿易順差213億歐元。歐中服務貿易總額約1129億歐元，盡管只占雙方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的約13%，但從全球和中歐服務貿易不斷發展擴大的趨勢來看，不應只看貨物貿易而忽視服務貿易。

多重動因下的此消彼長

中歐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既有結構性，亦有臨時性的成因。從結構性成因看，這是過往數十年，尤其是中國入世以來，雙方制造業能力相對此消彼長的結果。其一，早期中歐貿易更多體現為產業間貿易互補：歐洲向中國出口機電設備、汽車和高技術產品，中國更多出口輕工品、紡織品和一般消費品，呈現出產業間貿易特征，即垂直分工，更少直接競爭，更多互補平衡。而隨著中國制造業升級，中歐貿易更多表現為水平分工，即雙方交易商品更多是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部門下相同產業內的相同品類的直接競爭，而貿易比較優勢也隨著背后中歐制造業能力的相對“中起歐落”而不斷向中方傾斜，即中方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同時增加，對歐凈出口上升。汽車產業就是典型例子。

其二，中國目前相較歐洲而言更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也助力中國擴大對歐出口，從電池材料、關鍵零部件到整車制造、儲能設備和充電配套，中國在新能源產業鏈上形成較強協同，使相關產品價格更具比較優勢，功能上能夠較快匹配歐洲綠色轉型需求。其三，跨國企業在華投資策略與布局變化，更信奉“在中國、為中國”的投資策略，也影響中歐貿易流向，形成了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中國歐盟商會調查顯示，已有相當比例歐洲企業把供應鏈環節進一步在岸化到中國。對這些企業而言，部分原本可能由歐洲出口至中國的產品，改由在華生產、在華銷售，客觀上會壓縮歐洲對華出口的部分增長空間，即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換。

臨時性因素進一步放大了歐方逆差。新冠疫情后歐洲消費和企業補庫存需求回升，帶動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和耐用消費品進口增加；烏克蘭危機推高歐洲能源價格，削弱了化工、金屬、機械零部件等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優勢；地緣政治和出口管制則限制了歐洲部分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中國在高端生產設備、關鍵零部件、半導體設備和部分綠色技術領域存在現實進口需求，但相關產品常受安全審查和出口限制影響，難以充分轉化為貿易流量。以光刻機為例，荷蘭阿斯麥相關先進設備對華出口受到多重管制約束，客觀上壓縮了歐洲高附加值產品對華出口空間。也就是說，歐洲一方面關注對華逆差，另一方面又在部分中國有現實需求的適銷產品上設置出口門檻，遏止了出口供給。

我們不妨以迄今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最高的2022年為例，來探究逆差背后的結構性與臨時性成因。當年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達到3970億歐元的歷史高位，其中機電產品和化學品逆差擴大較為突出。機電產品方面，疫情后需求恢復、歐洲制造成本上升，以及中國在電子設備、電氣機械、工業裝備和新能源汽車相關產品上的供給能力提升，共同推高了歐盟自華進口。其中，汽車領域的變化最能體現此消彼長，中國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出口增加，歐洲傳統燃油車對華出口則因中國本土市場變化影響而下降。化學品方面，烏克蘭危機后歐洲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天然氣、電力等成本上升直接削弱了歐洲化工產業的成本優勢，部分企業減產或以外購替代，帶動歐盟從中國進口更多化工原料、中間體和相關材料。此外，中國新能源化工產能釋放，歐盟綠色轉型又增加了對電池材料、化工中間體和相關投入品的需求。

可見，2022年的逆差高位并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中國在先進制造和關鍵工業投入品上的供給能力上升，以及歐洲產業競爭能力相對衰弱、疫情后需求回補、烏克蘭危機帶來的能源危機沖擊、綠色轉型需求綜合疊加后的結果。

客觀看待，合作尋找出路

面對近年來歐洲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擴大趨勢，歐方的焦慮空前上升，日益強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甚至不惜對華政治化施壓。一方面，歐盟不斷強化貿易防御工具，將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外國補貼審查、公共采購限制、供應鏈審查等手段更多用于對華經貿領域；另一方面，對華逆差問題日益成為歐盟和相關成員國領導人對華喊話和施壓、轉移內政壓力、對外示強與對內凝聚向心力的工具。對華逆差已不再只是一般的經貿差額，而被歐方納入產業安全、戰略自主和“去風險”的政策框架之中。

▲中歐班列（渝新歐）布達佩斯直達班列在重慶團結村站準備發車。

歐方對逆差的關切本身無可厚非，亦易理解。目前，歐洲創新不足，產業轉型壓力加大，部分成員國就業和財政壓力突出，又遭遇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的“對等關稅”施壓，對外部競爭自然更為敏感。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也會影響歐洲內部對中歐經貿關系的態度與觀感，并增加雙方摩擦的政治風險。中方也反復表態，歡迎通過協商談判解決雙方關切。目前問題的關鍵在于，討論逆差不等于把逆差直接定性為“不公平競爭”，更不應把歐洲產業調整中的所有壓力都歸結為中國因素。對歐洲而言，真正要緩解貿易壓力，仍需在能源成本、產業投資、技術轉化和綠色制造能力上“練好內功”。

從經濟學邏輯看，刻意追求雙邊貿易平衡并無實際意義。貿易的本質是利用各自比較優勢，互通有無，不是要求每一組雙邊關系都實現賬面平衡。歐盟對中國存在貨物貿易逆差，但對美國長期保持貨物貿易順差；同時，歐盟在對美服務貿易中又長期處于逆差。在中歐經貿關系歷史上，1997年以前，歐方對華亦多年有出超。這說明，順差和逆差往往分布在不同伙伴、不同部門和不同價值鏈環節之中。只要貿易差額不是由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歧視性限制、強制性市場扭曲等因素造成，順差或逆差本身并不必然構成問題。若把逆差視為損失、把順差視為收益，就容易回到李斯特式產業保護和傳統重商主義的思維框架，反而誤讀了現代國際分工的基本邏輯。

中方態度始終如一。我們注意到歐盟及部分成員國對貿易差額問題的關切，主張通過協商談判，促進雙邊合作，加以緩解，但不應被簡單上升為政治問題。外交部發言人近期回應歐方關切時表示，中歐經貿關系本質是互利共贏，中方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愿同歐方進行對話溝通；同時希望歐方恪守自由貿易、公平競爭、開放合作等市場經濟基本原則，避免保護主義措施，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處理分歧。中歐產業鏈供應鏈深度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仍是雙方經貿關系的基本現實。若以“去風險”之名推動脫鉤斷鏈，或以關稅、審查、限制等方式處理結構性差額，不僅難以真正縮小逆差，反而會推高企業成本、削弱綠色轉型效率。更可行的方向，是把爭議放回市場和規則層面，通過經貿對話處理統計口徑、市場準入、補貼認定、出口管制、綠色標準等具體問題，以互通有無和結構改善替代政治化對抗。

原文標題《丁純 吳佶蔚：如何看待中歐貿易差額》，文章轉載自公眾號“世界知識”，作者丁純，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歐洲學會副會長、上海歐洲學會會長；吳佶蔚，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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