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尼加拉瓜政府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布與意大利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系。在官方的聲明中,措辭冰冷而憤怒,指責意大利外長塔亞尼的言論毫無正當理由且充滿攻擊性,粗暴地侮辱了尼加拉瓜人民與政府。而讓這位堂堂大國外長在國際論壇上大發雷霆的,僅僅是因為意大利要求引渡一個在拉美烤了30年披薩的老人。
這事乍一聽感覺很離譜,但對于那些經歷過半個世紀前羅馬街頭槍聲的人來說,這個老人的名字代表著一段意大利統治階級至今無法直視的夢魘。年輕時的阿萊西奧·卡西米里手里拿的不是搟面杖,而是自動步槍。他是紅色旅的成員,那是一個在意大利戰后階級撕裂中誕生的左翼武裝組織。1978年的那個春天,他站在羅馬的街角,目送著前總理莫羅的車隊駛入伏擊圈。55天后,莫羅冰冷的尸體在汽車后備箱里被發現,身上留下了11顆子彈。
在如今,紅色旅被塑造成了一群毫無理智、只知殺戮的狂熱分子。但是上世紀60年代末,意大利像是一只處于爆炸邊緣的壓力鍋。工人們在工廠里忍受剝削,學生們在街頭高呼著變革的口號。面對底層排山倒海的怒火,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不敢輕易動用正規軍,因為他們深知,那些在二戰中打過游擊的反法西斯老兵手里,還藏著整箱整箱的槍支,稍有不慎就會燃起全國性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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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意大利政府在幕后支持者的默許下,走上了一條見不得光的道路。他們開始向極右翼的法西斯余孽輸送資金和武器,指使這些暴徒去干那些官面上無法出手的臟活。
1969年12月,米蘭農業銀行大廳發生劇烈爆炸,16個無辜的生命瞬間消逝。軍警和媒體迅速將污水潑向左翼運動,甚至在審訊時將一名嫌疑人從警察局高樓上推下去摔死,聲稱其畏罪自殺。當憤怒的民眾要求徹查真相時,真正安放爆轟物的法西斯分子卻在情報部門的庇護下,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國境。
這種黑白顛倒、司法淪為幫兇的絕望環境,最終將溫和的抗議者逼上了梁山。1973年春天,意大利著名女演員福蘭卡·拉梅在米蘭街頭被一伙法西斯分子綁架。拉梅不僅在演藝界享有盛譽,更是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里奧·福的妻子。她因為公開支持底層工人的抗爭,成為了某些勢力的眼中釘。歹徒將她塞進卡車,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對其施加了極其殘忍的折磨與凌辱,最后將渾身是血的她扔在冰冷的路邊。不殺她,僅僅是為了徹底摧毀她的人格尊嚴,以此來恐嚇所有試圖站出來的進步人士。
這起令人發指的暴行發生后,由于施害者背后有著復雜的保護網,警方的調查拖延懈怠,最終一無所獲。反法西斯老兵們徹底對法律失去了幻想,他們將當年藏匿武器的圖紙送到了年輕一代的手中。紅色旅在這一刻徹底走向了武裝對抗。
1978年3月16日,紅色旅在羅馬的街頭設下伏擊,在一片槍林彈雨中擊斃了五名警衛,綁走了前總理莫羅。這起綁架事件徹底撕裂了意大利社會。在被關押的55天里,莫羅通過一封封信件,極力呼吁政府與紅色旅展開談判,以釋放部分在押人員來換取他的生命。然而,當時的意大利內閣卻表現得空前冷酷。莫羅的遺孀在幾十年后對外界提及,紅色旅最初的核心目的只是想通過審判來獲取政治上的承認,但官方的態度,將局勢逼入了絕境。
事實上,就在綁架案發生的第二天,美國的代表史蒂夫·皮扎尼克就作為特使緊急加入意大利的危機委員會。正是他極力說服并施壓意大利政府,絕對不能向紅色旅妥協。莫羅當時為了組建穩定的政府,正致力于推動執政的天民黨與意大利共產黨進行歷史性的聯合執政,這在某些西方主導者眼中,是絕對不能被允許的政治越軌。在各方勢力的冷眼旁觀和借刀殺人之下,莫羅成了這場地緣博弈的犧牲品。
11顆子彈,結束了這位政壇老手的生命,也徹底耗盡了紅色旅在民間的同情。他們從最初帶有防衛色彩的激進組織,變成了雙手沾滿鮮血的冷酷殺手。
卡西米里就是在這個節點上開始了逃亡。他在1983年輾轉來到了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當時的尼加拉瓜由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執政,出于對歐洲進步運動的復雜歷史情懷,同意為他提供政治庇護。幾十年過去,他在這里娶妻生子,從一個狂熱青年,變成了一個廚子。1989年,他正式獲得了尼加拉瓜國籍。1999年,尼加拉瓜最高法院作出終審裁決,根據本國憲法,國家公民一律不得引渡到外國服刑。
這一樁陳年舊案,對于如今的意大利政壇而言,早就失去了司法層面的實際意義,它更像是意大利右翼用來攻擊政敵、展示強硬態度的王牌。每當國內矛盾激化,或者需要向選民展示某種法治決心時,引渡卡西米里這個話題就會被重新擺上臺面。
可能有人會跟風指責尼加拉瓜包庇罪犯,認為意大利外長的指責是在維護法治的尊嚴。然而,如果意大利政府真的對追捕紅色旅成員有著如此決心,為什么他們唯獨對拉丁美洲的小國尼加拉瓜大發雷霆,而對近在咫尺的鄰國卻保持著長期的低聲下氣?
實際上,當年紅色旅解散后,真正的大批骨干和核心成員并沒有選擇遙遠的拉丁美洲,他們最向往的避難所,是隔壁的法國。
法國在歷史上曾推出過著名的密特朗主義,向這些意大利左翼人士承諾,只要他們放棄暴力,法國就為其提供長期居留保護。面對法國這種明目張膽的庇護行為,意大利國內的右翼政客們除了發幾句無關痛癢的牢騷,誰也不敢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外交制裁。
紅色旅、日本赤軍、北愛爾蘭共和軍,這些曾經讓西方世界驚恐萬分的名字,如今在西方被統一格式化為恐怖組織。然而,這種非黑即白的定義,只選擇性地展示了暴力的結果,卻刻意忽略了逼迫這些暴力誕生的溫床。
在這個世界上,規則不保護弱者,它只保護制定規則的人。當有利于西方利益時,他們會被稱贊為追求自由的斗士;而一旦觸碰了當權者的蛋糕,便成了十惡不赦的惡魔。
而那些在烈火與槍彈中消逝的生命,最終也只成了大人物博取選票時的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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