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清晨五點半，我把奔馳停在老街口。
發動機沒熄火。我盯著那個彎腰煎餅的背影，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盤。
三十多年前，她每天中午掰半個窩頭，趁沒人注意塞進我書桌里。那時候我餓得發慌，啃著那硬邦邦的窩頭，心里發誓：以后有錢了，一定還。
如今我有錢了。
可那個背影，佝僂著腰，圍裙上沾滿油漬，正在把一塊烙餅翻了個面。五個鋼镚兒，她數了兩遍。
我推開車門，腳踩在地上，卻像踩在棉花上。
01
1987年秋天，我剛滿十六。
那一年，我剛上高一。
家里窮得揭不開鍋，父親薛忠在鎮中學當老師，一個月工資三十二塊。
母親常年吃藥，干不了重活。
上面兩個哥哥，一個在部隊，一個在建筑隊，都自顧不暇。
學校食堂的窩頭五分錢一個，我吃不起。
每天中午，同學們去食堂打飯，我就一個人躲到教室后墻根底下，從書包里掏出早上帶來的窩頭。
那窩頭是頭天晚上剩的，硬得能砸死人，咬一口，渣子掉一地。
我不能讓人看見。
那時候班上有人笑話我，說我穿的衣服是補丁摞補丁，說我身上總有股霉味。我不想再讓人知道，我連飯都吃不起。
可葉竹英還是知道了。
她是我的同桌。圓臉，扎兩個辮子，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她家也窮，但比我好點。她爸在鎮上糧站上班，好歹是個正式工。
發現我中午不吃飯，是在開學后第三周。
那天我照例躲在后墻根啃窩頭，啃到一半，聽見腳步聲。抬頭一看，葉竹英站在拐角處，手里端著一個搪瓷缸子。
我趕緊把窩頭往背后藏。
她走過來，把搪瓷缸子放在我面前的地上。里面是熱水，熱氣往上冒。
“你吃窩頭不噎啊？”她說。
我沒吭聲。
她轉身走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座位，發現書桌里多了半個窩頭。
還溫著。
我用書擋住臉，偷偷咬了一口。白面的，軟軟的，帶著麥子香。
那天下午上課，我一直沒敢看她。她也一直沒看我。兩個人就這么沉默著。她沒問，我也沒說。
第三天，又是半個窩頭。
第四天，還是。
一個月后，變成了一個整的。
我還是沒敢問她。
但我知道，她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飯，打一個窩頭，一碗稀飯。她會先吃一半，然后把剩下的一半，在回教室的路上偷偷塞進我書桌。
她自己也沒吃飽。
這個事，我們班有人發現了。
王炎彬，鎮上書記的兒子，嘴碎，愛顯擺。
有一次課間，他當著全班人的面說：“薛廣安，你天天吃葉竹英的窩頭，你倆啥關系啊？”
全班哄堂大笑。
我當時臉燒得跟燙過似的，攥著拳頭，指甲都快嵌進肉里了。
葉竹英站起來，把書往桌上一摔：“關你屁事！”
王炎彬被噎得說不出話。
全班安靜了。
葉竹英坐下來，繼續寫作業，好像什么都沒發生。
我看著她，想說點什么，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那天中午，書桌里的窩頭變成了兩個。
02
1988年冬天，我生了一場大病。
發燒，燒到四十度。學校衛生所不敢收，讓我去鎮上醫院。父親趕過來，兜里只帶了十五塊錢。
住院費要五十。
父親蹲在醫院走廊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最后站起身，去找院長說情，看能不能先欠著。
院長沒同意。
我躺在病床上，燒得迷迷糊糊，聽見父親在外面低聲下氣地求人，心里頭翻江倒海。
第二天早上，葉竹英來了。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襖，臉凍得通紅。她從兜里掏出一個手絹包，放在我枕頭邊上。手絹是藍底白花的，打了個死結。
“住院費。”她說。
我愣了一下：“你哪來的錢？”
“你別管。”
我打開手絹包。里面是一沓零錢，五塊的兩塊的，還有一堆鋼镚兒。數了數，正好五十。
后來我才知道，那錢是她偷拿她爸的。她爸把錢藏在柜子頂上，她踩著凳子摸下來的。
她爸發現后，氣得要命。那天下午，他沖到學校，在教學樓門口堵住葉竹英，二話不說，抬手就是一巴掌。
那一巴掌，我聽說打得很響。
葉竹英的左臉腫了三天。
她爸還罵她：“你個死丫頭，胳膊肘往外拐！你知不知道那是我攢著買自行車的錢？”
葉竹英沒哭，也沒解釋。
她只是低著頭，站在教學樓下，讓她爸罵了整整二十分鐘。
這件事我是出院以后才知道的。
那天我去找她，在教學樓后面的槐樹下等她。她走過來，左臉還紅著，五個指印清清楚楚。
“你爸打你了？”我問。
她別過臉去：“摔的。”
“你別騙我。”
她沉默了一會兒，小聲說：“多大點事。你發燒好了沒有？”
“好了。”
“那就行。好好復習，還有半年就高考了。”
說完就走了。
我站在槐樹下，看著她的背影，心里頭說不出是什么滋味。風很大，吹得她的辮子飄起來。她沒回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想了很多事。
想起她每天中午給我塞窩頭的樣子，想起她拍桌子罵王炎彬的樣子，想起她把手絹包放在我枕頭邊上的樣子。
我翻了個身，用被子蒙住頭。
那時候我就在心里發誓：等以后我有錢了，一定十倍百倍還給她。
可我沒說出口。
因為那時候的我，什么都沒有。連一句“謝謝”都覺得太輕了，說出來只會讓人笑話。
1989年春天，高考倒計時一百天。
我們倆每天都在煤油燈下復習到深夜，手凍得握不住筆。她給我織了一雙手套，粗毛線的，針腳歪歪扭扭。我戴在手上，心里頭熱乎乎的。
那一百天，她沒再提那一巴掌的事。
我也沒提。
但我知道，這世上除了我爸媽，沒有人比她對我更好了。
03
1989年高考，我倆都考上了。
我考上了省城的師范學院。
她考上了縣里的師范專科學校。
那時候考上大學就是天大的事，整個鎮上都轟動了。
父親高興得喝了一斤白酒，醉得抱著我哭。
葉竹英也高興。她爸也高興。那一巴掌的事，好像就這么翻篇了。
開學前，我倆約在鎮外的河邊見了一面。
那天她穿了一件碎花襯衣，頭發扎成馬尾。我從沒見過她那么好看。
她從兜里掏出五個煮雞蛋，用報紙包著，塞給我：“路上吃。”
我接過來，雞蛋還熱著。
“竹英……”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
她擺擺手：“別整那些沒用的。好好念書，將來找個好工作，別讓人瞧不起了。”
“你呢？”
“我？我也好好念書啊。畢業了當個老師，也挺好。”
我點點頭。
河水嘩嘩地淌，風吹過來，帶著泥土的腥味。我倆站了一會兒，誰都沒說話。
“行了，你回去吧。”她先開口，“到了省城給我寫信。”
“嗯。”
我轉身走了幾步，又回過頭：“竹英，以后我發達了，一定來找你。”
她笑了一下：“先發達了再說吧。”
那年秋天，我去了省城，她留在了縣里。
剛開始那半年，我給她寫過三封信。
第一封寫了一個月的生活，第二封寫的考試，第三封寫的是寒假什么時候回家。
每封信我都煞費苦心，寫很長，修改好幾遍才寄出去。
可一封回信都沒有。
我等啊等，等到寒假都過完了，還是沒回信。
我急了。1990年春天，我托一個回縣里的老鄉帶了句話：幫我問問葉竹英，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怎么不回信。
老鄉回來告訴我：葉竹英挺好的，去年剛結了婚，嫁了個在廠里上班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鄉還說：她過得挺好的，讓你別擔心。
我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很久。宿舍里其他人在打牌，鬧哄哄的，我一句都聽不進去。
我想，她既然結婚了，那就不打擾了吧。
可我心里頭還是堵得慌。
那之后我沒再寫信。
后來我畢業了，去了深圳。
一個人拎著個蛇皮袋，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
在深圳摸爬滾打，什么都干過，睡過天橋底下，吃過三毛錢一頓的饅頭。
慢慢熬出頭了，開公司，做地產，身家一點點滾起來。
葉竹英這個名字，漸漸被我埋到了心底最深處。
不是忘了。
是不敢想。
我怕一想起來，就得面對一個問題：她現在過得好不好？
如果好，那我會覺得自己當年那點心思可笑。
如果不好……那我這些年干什么去了？
所以我選擇不想。
我告訴自己，她過得好。她嫁了人，生了孩子，有穩定的工作，日子安穩。我何必去打擾？
可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還是會想起那個扎著辮子的姑娘，想起她塞進我書桌里的半個窩頭。
想起她左臉上那五個指印。
我翻個身，把被子裹緊。
告訴自己：別想了。
04
時間一晃到了2024年。
這一年我五十歲，身家幾十億。在深圳有三套房，在北京有公司，老婆韓嫻是中學老師，女兒在國外念書。
我有時候會想，我這輩子值了。
從一個連窩頭都吃不起的窮小子，混到如今這個地步，老天爺待我不薄。
可心里頭總有個地方是空的。
那個地方，裝著1987年的窩頭，1988年的巴掌印，1989年的五個煮雞蛋。
10月份，老家打電話來，說父親八十大壽。我推掉所有應酬，買了機票，帶著韓嫻回了老家。
父親薛忠退休后住在鎮上的老屋里，跟二哥一家住。八十歲了，身體還硬朗，每天早上起來打太極，晚上喝二兩白酒。
他見了我，板著臉說：“薛總回來了？”
我知道他是在挖苦我。這幾年我回來得少，一年最多一兩次。他嘴上不說，心里頭是不高興的。
“爸，您說的什么話。”我賠著笑，“這不是回來看您了嘛。”
他沒再說什么，接過我遞的茶葉，放在桌上。
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父親問了我在深圳的情況，我一一匯報。他喝著喝著，忽然問了一句：“你還記得你那個同桌不？”
我手一抖，酒杯差點掉下來。
“哪個同桌？”
“還能哪個？葉竹英啊。那年你住院，她給你交的住院費。她爸還來學校鬧了一回。”
我放下酒杯：“記得。她……怎么樣了？”
“前些年聽說她老公出了事，在廠里干活的時候被機器卷了，腿廢了。后來就不知道了。”
父親說得很輕描淡寫，仿佛在說一件和他無關的事。
我心里卻像是被什么東西狠狠撞了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醒得很早。睡不著，想出去走走。韓嫻還在睡，我沒叫醒她。
穿好衣服，出了門。
鎮上這幾年變化很大。以前的老街還在，但鋪了柏油路，兩邊的房子都翻新了。我沿著老街走，走到十字路口，看見一個早餐攤子。
攤子不大，一輛破三輪車，上面架著個煤爐子。
爐子上擱著個鐵板，正在煎著餅。
攤子后面站著個女人，圍著油膩的圍裙，頭發花白，腰彎得很厲害。
她正在翻餅。動作很熟練，一翻一壓，再翻個面，撒上蔥花和芝麻。
我從她身邊走過去，沒在意。
走了十來米，我忽然停住了。
那個背影。
那個翻餅的動作。
我猛地轉過身。
陽光照在她的側臉上，額頭上有汗，眼角的皺紋很深。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樹皮，指關節突出，沾滿了面粉。
但那張臉。
我認出來了。
是她。
是葉竹英。
我站在十米開外，整個人像被釘在了地上。
心臟跳得驚天動地，耳朵里嗡嗡直響。
我想走過去。可腳像是灌了鉛。
這時候，她抬起頭來，正好看見我。
四目相對。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把目光移開了，低下頭，繼續翻餅。
就像什么都沒看見。
05
我站在十字路口，一動不動。
風吹過來，帶著煎餅的香氣。三輪車上掛著一塊紙板，上面用記號筆寫著：煎餅果子，五塊。手抓餅，六塊。豆漿，兩塊。
攤子前面排了兩三個人。葉竹英一個一個地夾餅，裝袋，收錢。動作麻利，但手一直在抖。
我盯著那雙手。
就是這雙手，三十多年前，在課桌下面偷偷塞給我半個窩頭。
就是這雙手，纏著藍白花的手絹，把五十塊錢放在我的枕頭邊上。
如今這雙手上全是燙傷和凍瘡印子。
她在翻餅，翻得很認真。每翻一下，都像是翻在我心口上。
有個老頭騎電動車過來，喊了一聲：“竹英，老胡今天怎么樣？”
她抬頭笑了笑：“老樣子，能吃飯，就是腿還是沒知覺。”
“哎，你也不容易。”
“有啥不容易的，日子湊合著過唄。”
老頭拎著手抓餅走了。
她又低下頭，繼續翻餅。
我仍舊站在十米外。走過去的勇氣，一分一秒地消失著。
她也知道我在那里。
她始終不看我。
忙完了，默默地收拾東西，把爐子上的火關掉，把鐵板擦干凈，把面粉和蔥花收進一個塑料箱里。
然后推著三輪車，拐進了旁邊的巷子。
我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深處。
手抖得厲害。我掏出煙，點了三次才點上。
抽完一支煙，我才邁開步子，走回老屋。
韓嫻已經醒了，正在陪我父親吃早飯。她看我臉色不對，問：“你怎么了？”
“沒事。沒睡好。”
我沒告訴她。
那天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陪著父親說話，陪著他下棋，陪著他喝酒。可我的腦子里全是那個佝僂的背影，那輛破三輪車，那雙手。
翻餅的時候她還笑了笑，笑得很淡。
當晚我一直沒睡著。翻來覆去到凌晨三四點，終于做了一個決定。
第二天早上，我跟韓嫻說：“幫我個忙。你去老街十字路口那個早餐攤子，買兩份煎餅果子回來。”
“你自己怎么不去？”
我頓了一下：“你去就知道了。買了之后，跟她隨便聊幾句。她要是問你是誰，你就說你是薛廣安的老婆。”
韓嫻疑惑地看著我，但沒多問。
她換好衣服出去了。半小時后，手里拎著兩個袋子回來。
我坐在沙發上，接過來。煎餅還熱著，油透過紙袋滲出來。
我咬了一口。
是那個味兒。蔥花、芝麻、甜面醬。跟三十年前她給我的窩頭完全不是一種東西。但咬在嘴里，卻讓我鼻子一酸。
“她認出你了。”韓嫻說。
“她說什么了？”
“什么都沒說。我問她今天生意怎么樣，她說還行。然后她多給我塞了兩個茶葉蛋，說是……送你的。”
茶葉蛋靜靜躺在塑料袋里。
我盯著那兩顆蛋。眼前浮現起1989年那個秋天，她塞給我的五個煮雞蛋。
她什么都知道。她認出了我。她認出我身邊的女人是我老婆。她什么都沒說，只是多給了兩顆蛋。
韓嫻坐在我旁邊，輕聲問：“她是誰？”
我沉默了很久。
“葉竹英。我同桌。我跟你提過。”就在那一瞬間，所有被壓抑的東西全部翻了上來。我捂住了臉，肩膀劇烈地抖動。淚水順著指縫流下來。
韓嫻沒有說話。她只是把手放在我的后背上，輕輕拍著。
06
當天晚上，我找到了葉竹英住的地方。
是一個老舊的職工宿舍樓，三層，外墻的水泥灰撲撲的，樓道里堆滿了雜物。二樓左手邊，門上貼著一個褪色的福字。
我站在門口，手心全是汗。
門沒關嚴，透出一條縫。里面有電視的聲音，很小，聽不清楚在放什么。還有個男人的咳嗽聲，一下接一下。
我敲了兩下門。
里面有人問：“誰啊？”
是女人的聲音。是葉竹英的聲音。
我沒說話。
門開了。
葉竹英站在門里面，穿著一件舊毛衣，袖口都起毛了。她看著我，臉上的表情很平靜，好像知道我一定會來。
“進來吧。”她側過身。
我走進去。屋子很小，估摸著也就三十來平。客廳只有一張舊沙發、一個電視柜、一個折疊桌。墻角堆滿各種藥瓶。
臥室門開著，里面床上躺著個男人。瘦，臉蠟黃，兩個眼睛深深地凹進去。他看見我，動了動嘴唇：“誰啊？”
“老同學。”葉竹英說，“你躺著別動。”
胡康成沒再說話，閉上了眼睛。
葉竹英拉了一個塑料凳給我：“坐。”
我坐下來。她也坐下了。兩個人之間隔著兩米遠。沉默了很久，誰都不知道怎么開口。
屋里很暗，燈光昏黃。電視里放著新聞，聲音調得很低。墻上掛著一塊老式石英鐘，嗒嗒嗒地走著。
“你老公……什么時候出的事？”我終于開口。
“三年前了。在廠里干活，卷揚機出事，把腿絞進去了。命保住了，兩條腿沒了知覺。”
“治不了了嗎？”
“跑了幾個醫院，都說脊髓神經損傷，治不好。只能在家養著。”
我沉默了一會兒：“你們有孩子嗎？”
“有個兒子。在省城打工，還沒結婚。”
“一個月的開銷……？”
“兒子每個月寄回來一千，我賣餅一個月掙兩千多。省著點，夠花了。”
夠花了。
三個字，說得云淡風輕。
我環顧四周，冰箱是老式的單門，連抽屜都變形了。電視是二十寸的舊彩電，屏幕上有兩道黑線。墻角的水管在漏水，滴滴答答，地上放著一個盆。
我深吸一口氣，從口袋里掏出一張銀行卡，放在茶幾上。
“竹英，這里面有兩百萬。密碼是你生日。”
她看了一眼那張卡，沒動。
“你先拿著用。你老公的病，我聯系了省城最好的專家，讓他過來看看。你要是愿意，可以轉到大醫院去。”
她還是沒動。
“薛廣安。”她開口了，聲音很輕，“你把卡收起來吧。”
“為什么？”
“當年那半個窩頭，我沒指望你還。”
我的眼眶一下就紅了。我從兜里又掏出手機：“那你告訴我，你兒子在哪個省城打工？我給他找個好工作。”
“不用。”
“那我給你們換套大點的房子，你們這房子漏水。”
“那你總得讓我做點什么吧？不然我這輩子……”
“薛廣安。”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眶里有一層水光，但被生生地逼了回去。那雙手，帶著面粉印子的手，把桌上的卡輕輕推了回來。
“那半個窩頭，是我心甘情愿給你的。不是我借你的。你不用還。”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可喉嚨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就在這時候，臥室里傳來胡康成的咳嗽聲。葉竹英站起來：“你先回去吧。我還要給他翻身。”
我站起身來，手里捏著那張卡，站在原地，不知道該往哪里擱。
推門的瞬間，我回過頭。
葉竹英正俯著身子給床上的胡康成翻身，他的身體像一截木頭一樣被她翻過去，她動作很小心，一看就是做了無數次。
我沒有再說話，走出去，帶上了門。
走廊里很暗。我蹲在墻根下，把臉埋進雙手里。
07
第二天，我沒回深圳。
我讓韓嫻先回去了，說我還有點事要處理。韓嫻什么都沒問，臨走時只說了一句：“別太急了。她那種人，你越急越推不開。”
之后幾天，我通過關系幫她老公辦了醫保，聯系了省城最好的骨科專家。
約好時間后，我讓二哥薛廣林開著面包車，去接葉竹英和胡康成來省城檢查。
這些事，我沒告訴她。都是辦好了，才讓二哥傳了話。
葉竹英知道后，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她沒出攤。我慌了，又去她家找她。門鎖著，敲了沒人應。樓下的大媽說：“搬走了。昨天下午叫了輛三輪車，拉了一車東西走了。”
“搬哪兒去了？”
“好像說是搬到城西去了，具體哪不清楚。”
城西。那是鎮子最偏的地方。一片老居民區，全是自建房，路都還是土的。
我開著車，一條巷子一條巷子地找。下午兩點，在城西一個廢棄的菜市場旁邊，我看到了她的攤子。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塊木板架在一個破煤爐上，還在烙餅。
我走過去。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繼續翻餅。
“竹英，你這是干什么？”我站在她面前。
“我不用人可憐。”她說。聲音不大，語氣很輕，卻像刀子一樣扎在我心上。她把鍋里的餅翻了個面，又用鏟子壓了壓。
“我不是可憐你。”我蹲下來，跟她平視，“我是想還你。”
“還什么？”
“還你當年那半個窩頭。”
她停下了手里的動作，握著餅鏟的手微微發抖，指節泛白。沉默了很久，那雙手才緩緩松開。
“薛廣安，你不是想還我。”
“那我想干什么？”
她抬起頭，看我的眼神里帶著一種讓人心疼的東西。不是恨，不是委屈，是一種我看不太明白的復雜。
“你是想讓自己心里好受點。”
這句話像一記重拳，打在我胸口上。我想反駁，但嘴巴張了張，竟然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她又低下頭，繼續烙餅。油在鐵板上滋滋響，餅皮慢慢地變成了金黃色。
“我給你那半個窩頭的時候，沒想過要你還什么。那時候你餓，我剛好有。就這么簡單。”
她翻了一下餅，語氣平靜得像在說別人的事。
“你后來考上大學，上了臺，你說‘要讓窮人活出人樣’。我在臺下聽見了，心里頭比你給我什么東西都高興。”
“你幫我去還嗎？”
她停下來。手在半空頓住，眼角的皺紋里面，隱約有什么東西在反光。
“你知道我看見你站在臺上說那句話的時候，我心里想什么嗎？”
我搖搖頭。
“我想，我沒看錯人。那天回家，我跟我爸說，你看，他真的有出息了。”
說完，她低下頭，又翻了一下餅。油鍋里飄出一陣焦香，夾著一點點蔥花和面餅的甜味。空氣很安靜，遠處偶爾有摩托車經過的聲音。
我蹲在爐子邊上，看著她烙完那張餅，然后用油紙包好，遞給我：“拿著。趁熱吃。”
我接過來。
餅很燙，燙得我手心發疼。
08
當天晚上，我沒有回去找葉竹英。
跟父親薛忠喝酒。
一瓶二鍋頭，爺倆你一杯我一杯，很快就下去了大半瓶。
父親八十歲了，臉上的皺紋一條一條的，像干裂的河床。
他喝了一口酒，拿筷子夾了一顆花生米，嚼了很久。
“心里有事？”他看了我一眼。
“沒有。”
“撒謊。”
我又倒了一杯酒，一口喝干。杯子底磕在桌面上，發出一聲脆響。
“爸，你說我是不是個混蛋？”
父親沒說話。他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樹上，影子落了一地。
“那年她爸打她那一巴掌，你知道不？”父親問。
“知道。”
“你當時干什么去了？”
我愣住了。
“你在醫院。你發著燒。可你出院以后呢？你去找她道了謝。可你有沒有想過，那一巴掌，是因為你挨的。她爸嫌她幫你，嫌她偷家里的錢去給一個不相干的人。”
父親的聲音很平靜。
“你后來發達了，去找過她嗎？”
“你托人帶過話。人家說‘她挺好的’，你就不問了。你到底是真的覺得她挺好的，還是怕聽到不好的消息？”
我攥著酒杯，指節發白。
“你這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會給自己找臺階下了。”
父親站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粗糙，骨節突出，有種讓人說不出的分量。
“那姑娘是個好姑娘。你欠她的，不是幾個錢能還的。好好想想吧。”
他走進里屋去了。
我一個人坐在桌子前面，對著空酒瓶和剩下幾顆花生米。
蒼蠅在燈泡旁邊嗡嗡地飛。老鐘在墻上走得嗒嗒嗒響，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太陽穴上。
她想過找我嗎？
想過我的信為什么斷了？
她大概以為，我這種人，發達了就把過去忘了。
可我沒有忘。我只是……不敢面對。
我拿起酒瓶，把最后一點酒倒進嘴里。
那一晚，我沒有睡著。
凌晨三四點，我起了床，開上車，鬼使神差地往城西那條巷子里去。車燈照亮了破舊的街道，路兩邊堆著雜物，墻上全是污漬。
遠遠的，我看見一個亮光。
沒有人影，只有一排塑料袋，一把小凳，一個煤爐。
煤爐上，那張鐵板還在冒著熱氣。
她不在。
我熄了火，坐在車里，一動不動。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
這次她在。
天還沒亮透，她就已經坐在那里了。圍著那條油膩的圍裙，花白的頭發用橡皮筋隨便扎著。她正在往鐵板上刷油，低頭做得認真。
我把車停遠了些，沒過去。
透過擋風玻璃，我看見她把一勺面糊倒在鐵板上，然后用一個刮板把它刮平。蔥花的香氣隔著十幾米都能聞到。很快就有了排隊的人。
有人在催她，她也不急，還是那張表情。一邊翻餅一邊說著什么，客人接過餅，笑著走了。
她在這里活了三十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少女熬成了大媽。在這條街上，被風吹，被太陽曬。
有人認識她，有人不認識她，有人買完餅就忘了她長什么樣。
她也沒有抱怨過什么。她這一輩子，大概從沒想過要誰還她什么。
09
第三天，我開著車，又去了城西。
韓嫻打來電話：“怎么樣了？”
“還在僵著。”
“她怎么說？”
“她說不用我管，說當年給窩頭不是為了還。說我站在臺上說的那句話，就夠還了。”
韓嫻沉默了一會兒：“那你覺得夠了嗎？”
我沉默。
“你覺得不夠。所以你才會覺得欠著她的。薛廣安，你聽我一句話。你要是真想幫她，就別用錢砸她。你越砸，她越覺得自己是在被你可憐。”
“那你說怎么辦？”
韓嫻想了想：“你回來，我想了個主意。”
當天晚上我回到深圳，韓嫻跟我說了她的想法。
“用她的名字，成立一個助學基金。你不是一直想做點公益嗎？就用這個名。她不是最遺憾當年沒上大學嗎？那就讓更多的孩子，能上得起學。”
我看著她。
“讓她來管賬。”
“她不會管賬。”
“你教她就行。賬目又不復雜。關鍵是讓她覺得，她不是在被你施舍。她是在幫你做事。你們是平等的。”
我沉默了一會兒，抓住韓嫻的手：“謝謝你。”
我在深圳待了三天，把基金的事情籌備好。然后帶著資料，又回到了鎮上。
這次，我沒有去城西找她。我先去了一趟葉竹英的小姑子程樂家。程樂開了門看見我，臉上的表情從驚訝變成了提防。
“你還來干什么？”
我深深吸了口氣：“我想請你幫我帶句話。”
“什么話？”
“跟你嫂子說，我想用她的名字，成立一個助學基金。不是給她的。是讓她來幫我做事，管賬。”
程樂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半天。
“真的？”
“真的。讓她來省城。我給準備辦公室和宿舍。她老公的病，我也聯系好醫院了。”
程樂沉默了一會兒，轉身進屋去了。
第二天，葉竹英來了。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外套，頭發梳得整整齊齊。整個人站得很直。見到我之后，第一句話是：“你這又是何苦呢？”
“你覺得我是何苦，但我覺得這是我該做的。”
“我不懂管賬。”
“韓嫻會教你。”
她愣了一會兒：“我還能接著出攤嗎？”
我笑了一下：“隨你。你想什么時候出就什么時候出。我來安排。”
她看著那份材料，上面寫著“葉竹英助學基金”幾個字。她的眼眶紅了。過了一會兒，她把視線移開，望向窗外，遠處的操場上有幾個孩子在跑步。
“薛廣安，”她終于開口了，聲音有點啞，但很平靜，“我答應你。”
那天晚上，我請她吃了一頓飯。吃得很簡單，一碗面，一碟涼菜。
她低頭吃面，吃得很快。我把碟子里的菜往她那邊推了推。她停下來，抬起頭看著我。
“你還記得我趕你的時候說的那句話嗎？”
我點點頭。記得。每一個字都記得。
“那行，既然答應你了，我就好好干。”
她低下頭繼續吃面，吃完了最后一根，連湯都喝了。
然后放下碗，擦了擦嘴，站起身來：“那我走了。明天你讓人來接我，我去看看那個基金是怎么回事。”
說完，她轉身走了。
夜風里，她的背影很瘦，但并不佝僂。就像一棵長在墻縫里的小樹，沒有雨露，沒有土壤，卻硬生生地開了花。
10
2024年年底，“葉竹英助學基金”正式成立。
剪彩那天，在鎮中學的多功能廳里。來的都是鎮上的領導和媒體。
葉竹英站在臺上，穿著一件干凈但舊的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站得板板正正。
臺下的目光齊刷刷地落在她身上。燈光很亮，照亮了她眼角的紋路，也照亮了她瘦削的肩膀。
她攥了攥話筒，沒有開口說話。只是對著臺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響起掌聲。我坐在第一排，鼓掌鼓得最用力。
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請我喝了杯茶。坐在她新租的小房子里，爐子上燒著水，熱氣呼呼地冒。
“我沒想到，我這輩子還能干這種事。”她說。
“你值得。”
“你別捧我。我就是個烙餅的。”
“你也是個好人。”
她笑了笑，沒說話。水開了，她給我倒了一杯，茶香隨著熱氣升騰上來，在燈光下打著旋。
過了幾天，我回了深圳。
走之前，我又去了一趟城西的廢棄菜市場。天還沒亮，暗藍色的天幕上還掛著幾顆星。遠遠的，我看見那個熟悉的亮光。
她還在那兒。
煤爐上的鐵板冒著熱氣。她圍著那條油膩的圍裙，正在翻餅。一個客人遞過五塊錢，她把餅遞過去，又低頭開始烙下一張。
她沒有把餅攤撤掉。
她說：“烙餅賣了三十年了，手不摸面就不踏實。我收不了。就當是個念想。”
我沒走。在遠處停下車。晨風很冷，從車窗縫里灌進來，吹得眼睛發澀。
她在翻餅，翻了幾下，抬起頭朝路的盡頭看了一眼。
她的目光似乎在我這邊停了停，又移開了。然后笑了笑，低頭繼續忙活。
我沒下車。
也沒有動喇叭。
她不需要我的可憐。
她需要的是，有人記得她曾經的好。而她現在知道，有人記得。
我發動了車，緩緩駛離那條老街。后視鏡里，那個佝僂的身影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霧里。
爐火的光在她身后亮著，像一盞燈。
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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