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50萬字小說，一部“生命長歌”

“今天，當這部沉甸甸的作品擺在面前，我看到的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女性在困境中完成的一場精神遠征。”

這是江北新區作家協會主席鄒雷為李其春長篇小說《江北人家》所作序言中的表述。

上周，李其春所著的近50萬字長篇小說《江北人家》與南京出版傳媒集團完成出版簽約。在李其春寫作的過程中，鄒雷幫助了她不少——梳理情節、校對文稿，倆人經常相互交流想法和經驗。當得知小說要出版，鄒雷第一時間為書作序。在他眼中，《江北人家》是一本“于卑微處見風雷，在苦難里開繁花”的小說。

身材瘦削的李其春，年少時因為條件所限只讀過兩年書，但她的文字里卻有著極強的生命力。鄒雷在序中寫道：“她因長期繁重體力勞動而略顯佝僂的身軀，但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具精瘦身軀內，能噴薄而出近50萬字的生命長歌。”

生命長歌，生生不息。

如果是第一次見李其春，大概不會把眼前這位在廠區里從事保潔工作的大姐和一本近50萬字長篇小說的作者聯系在一起。

在李其春樸實無華的外表之下，一直藏著一片豐盈而遼闊的天地。那部近50萬字的《江北人家》，便是她在歲月的荒原上深耕出的精神沃土。

“文字是有靈性的，它會尋找那些最堅韌的靈魂作為宿主。”鄒雷寫道。他認為《江北人家》最珍貴的文學價值，正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未經修飾、赤裸而真實的視角。

李其春10歲輟學，11歲到生產隊勞作，自己的前半生都在農村里春耕夏種，秋收冬藏。現在，她將那些記憶里反復出現的泥濘與苦澀，默默揉碎，落字成文。

《江北人家》是李其春以自我的成長經歷為原型，用生產隊的故事所寫的“微觀史詩”。

書中情節與描寫不但真實可信，而且還在李其春的筆下有了生動的畫面感和節奏感。

她描寫收割稻谷的場面：“社員在一望無際的稻田里一字排開，揮舞著鐮刀像剃頭推子一樣嚓嚓往前推，身后如秋風卷落葉般撂倒一行行整齊的稻把子。”

這是沒有切身干過農活的人絕對寫不出來的“生動”。

鄒雷說：“很多關于生產隊時期的記錄，往往帶有某種宏大敘事的色彩。而李其春的筆觸，是‘浸透’在那個生活里的。她筆下的桃花塢，不是田園牧歌，而是一個充滿了鄉間俚語、體力博弈以及復雜人際擠壓的真實社會。”

他評價，李其春的小說有著一種天然的、野性的藝術魅力。

在很多書寫過去的小說中，苦難的比重壓過了希望，敘述皆以苦出發，以苦結尾，人物跳脫不出命運的束縛，看不清生活的方向，故事沉重壓抑。但李其春并沒有這么做，她自始至終是個堅韌、要強的人，她書寫苦難，卻不沉溺苦難，有于苦難中握住人生的樂觀。

就像海明威說的那樣：“生活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但到后來，那些受傷的地方一定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地方。”

鄒雷對此非常認可，他寫道：“這種創作心態是極其寶貴的，它體現了一個飽經風霜的寫作者，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選擇擁抱生活的一種積極與豁達。”

《江北人家》的簽約出版，不只是圓了李其春心中的文學夢，也讓“新大眾文藝”有了鮮明的注腳——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創作的主角。

李其春是一位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勞作者，卻利用一部手機完成了一項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未必能完成的壯舉。她用近50萬字的作品，回答了一個事關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文學由誰書寫，文學又為誰書寫。

李其春坦言，寫一本關于人生的小說，關于江北的小說，關于那個漸行漸遠的時代的小說，是她一直想要完成的事情。如今夢想成真，要感謝每位同行伙伴的支持，尤其是新區文聯、作協還有鄒雷主席，是大家的鼓勵與幫助，讓她在文學路上堅定了信心，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而李其春的故事，也是江北文化生態的一個生動縮影。

一直以來，江北新區都是一片孕育大眾文藝的熱土。不久前，江蘇大眾文化“創享計劃”于老山之中的響堂村啟幕。

在江北，文化并非高高在上，它是“平凡人音樂會”上素人的吉他彈唱，是樂齡旗袍隊與少年街舞團在舞臺上的“時光共舞”，是每個人都能拿起話筒、握著筆，站上人生舞臺中央的自我表達，是一位保潔大姐歷時5年，創作出的“生命長歌”。

鄒雷在序的最后如此寫道：“這篇序言，我要寫給所有仍在努力卻缺少條件的人們，無論你此刻身處何種境遇，只要你心中有一團火，只要你愿意去記錄、去表達，生活就無法徹底埋沒你。”

待《江北人家》置于書架的那天，愿每一位翻開它的讀者，都能從中汲取到一種力量——那是在飽嘗風霜后依然仰望星空的勇氣，是在命運的窄門里奮力鑿出光亮的堅韌，是于卑微處見風雷，在苦難里開繁花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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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來源 | 新區作協

文 | 顧楊樂

發布 | 徐雅瑩

審核 | 錢國江、吳小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