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十四歲當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的起點太高了。高到很多人后來再看他，都會冒出同一個疑問：同樣從紅四方面軍走出來，徐向前成了元帥，陳昌浩為什么遠離了核心崗位？
這不是一句“能力不行”能說清的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湖北黃安七里坪，紅四方面軍成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
一個三十歲，一個二十四歲。
桌上的地圖攤開，鄂豫皖蘇區(qū)四面承壓，國民黨軍沿淠河一線布防，蘇家埠、韓擺渡、青山店幾個據(jù)點像釘子一樣扎在邊緣。
徐向前看的是戰(zhàn)場空隙。陳昌浩看的是部隊士氣。
兩人那時配合得很緊。
蘇家埠戰(zhàn)役前，徐向前決定主力東渡淠河，分割包圍，再“圍點打援”。這一步很險，紅軍兵力、裝備都不占優(yōu)，稍有閃失，就可能被反包圍。
陳昌浩站在他這邊。
這一仗打下來，紅四方面軍取得鄂豫皖蘇區(qū)一次大捷。蘇家埠從一個地名，變成了紅軍戰(zhàn)史里“圍點打援”的典型戰(zhàn)例。
黃安戰(zhàn)役時，紅軍有了第一架飛機“列寧號”。飛機要飛臨黃安城上空投彈、撒傳單，陳昌浩親自隨機督戰(zhàn)。
機艙里空間逼仄，炸彈和傳單放在身邊，他還帶著手槍和手榴彈。
那一年，他才二十多歲。
黃安城上空一陣轟鳴，守軍先以為是己方飛機送補給，后來才發(fā)現(xiàn)不對。紅軍趁勢攻堅，黃安戰(zhàn)役歷時四十多天，殲敵一萬五千余人。
這樣的陳昌浩，當然不能說沒有膽量。
可一個人的命運，有時不在最風光的時候轉彎，而在最艱難的敗局里分出岔路。
一九三五年，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陰影壓下來。陳昌浩問徐向前：打不打？
徐向前的回答很硬：“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這句話，把兩個人的差別照了出來。
陳昌浩在政治上長期受張國燾影響，又是紅四方面軍政委，位置越高，牽扯越深；徐向前也經(jīng)歷同一場風浪，卻在關鍵處守住了軍隊不能自相殘殺的底線。
真正讓陳昌浩遠離軍政核心的，是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春的西路軍。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第五軍、第九軍、第三十軍共兩萬余人西渡黃河，執(zhí)行打通國際路線的戰(zhàn)略任務。十一月，西路軍成立，陳昌浩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河西走廊，風沙、寒冷、缺糧、缺彈，身后沒有穩(wěn)固根據(jù)地，面前是馬家軍騎兵反復沖擊。
部隊一邊打，一邊減員。
這不是普通失利。
這是把一支主力部隊拖到彈盡糧絕的絕境。
三月十四日，肅南石窩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開會。山頭上只剩三千多人，團以上干部也已很少。會議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回陜北匯報，余部組成工作委員會，分散游擊。
這一天，是陳昌浩軍政生涯里最沉的一天。
西路軍失敗不是陳昌浩一個人的責任。戰(zhàn)略任務、敵情、補給、根據(jù)地條件，哪一項都壓得人喘不過氣。
可他的位置太關鍵。
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是這支部隊的最高政治負責人之一。敗局之后，責任自然會落到他身上。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很快又進入抗日前線。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并在洛川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后來到山東，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繼續(xù)在戰(zhàn)場上打仗。
陳昌浩卻沒有再回到這樣的軍政指揮崗位。
他先在延安陜北公學、抗大、馬列學院工作，身體也出了問題。一九三九年，他申請赴蘇聯(lián)治病。
這一步，從身體看，是不得已；從政治生命看，卻成了一次沉重的選擇。
他走的時候，大概不會想到，這一去就是十多年。
機會不會在原地等人。
還有西路軍的敗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陳昌浩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一歲。
再看徐向前，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兩人早年并肩作戰(zhàn)，一個成了元帥，一個留在編譯崗位，差距并不全由才干決定。
陳昌浩輸在幾處岔口：早年政治上卷入張國燾路線太深；西路軍失敗后負有重要責任；一九三九年赴蘇聯(lián)治病，又缺席了后來最關鍵的戰(zhàn)爭歲月。
他曾經(jīng)離炮火很近，后來離核心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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