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聯盟走向“終結”？｜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7·20

7月11日，美參議院南卡州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因突發急病”去世。格雷厄姆以支持以色列、支持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干預，鼓吹對伊朗開戰而著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第一時間公開哀悼，稱以色列和他個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外界普遍認為，格雷厄姆正是促使特朗普對伊朗開戰的重要推手之一。

《以色列國土報》專欄作家在《外交政策》發文稱，從表面看，打擊伊朗標志著美以兩國軍事合作達到歷史巔峰；但這正是聯盟由盛轉衰的拐點。支撐半個世紀親密關系的政治共識、價值觀認同與游說集團影響力，正因美國國內兩極分化、民意逆轉及以色列自身的右傾化而加速崩塌。從民主黨進步派到MAGA孤立派，反以或疏以情緒正在兩黨邊緣匯流。若美以聯合對伊戰爭是“巔峰”，之后恐將經歷漫長的下行。

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題為“The End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似乎做到了他的前任們只能夢想的事：美以戰斗機并肩飛越德黑蘭上空，以色列軍官駐扎在美國中央司令部佛羅里達州總部。自戴維·本·古里安（譯者注：以色列的開國元勛和首任總理）時代以來，以色列領導人一直在尋求獲得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的支持，希望以此確保本國永久存續。但誰也無法想象，雙方的合作會達到如今這般程度。

然而，表象往往具有欺騙性。從某種意義上說，美以關系正處于巔峰；但換個角度看，它其實已進入不可逆轉的衰落期。過去半個世紀里支撐所謂“美以特殊聯盟”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學支柱，已開始崩塌。以色列游說集團，包括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等游說組織、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等猶太社區組織，以及“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聯盟”（譯者注：CUFI是美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親以色列組織）等基督教錫安主義團體曾是國會山上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然而，如此體系卻在當今極度兩極分化的政治氛圍中開始動搖，起初受到民主黨進步派的挑戰，如今則日益面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聯盟中新孤立主義派別的挑戰。

公眾輿論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如今，不到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符合美國國家利益；首次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超過了對以色列人的同情。美國人和以色列人持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價值觀，這一點也不再是理所當然的。隨著美國日益去基督教化并變得更加多元化，以色列社會卻變得更加傳統主義，其公共文化也愈發封閉。無論在美國右翼還是左翼，反猶太主義也已開始從邊緣滲透到政治主流，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和對現狀不滿者——將其視為在民粹主義時代反建制立場的標志。

這些轉變早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之前就已經全面展開。然而，緊隨其后的以色列對加沙的摧毀、對這片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實施的封鎖和饑餓政策，以及在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不斷升級的定居者暴力——所有這些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了兩年多——大大加速了這些趨勢，引發了一場反以色列的強烈反彈，這已成為當代美國政治中無處不在的特征。如果美以兩國對伊朗的聯合戰爭確實構成了這一特殊聯盟的頂峰，那么接下來等待的便是美以關系的衰落。

2026年3月8日，民眾在紐約參加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空襲的抗議活動（圖源：路透社）

美以關系的發展歷史

美以“特殊聯盟”并非一直如此“特殊”。雖然杜魯門承認了以色列建國，但他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對以色列態度明顯冷淡，擔心這會打亂冷戰初期美國的戰略布局?？夏岬洗蚱屏税劳柕奈淦鹘\政策，成為首位向以色列提供美國武器的總統；尼克松，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其顧問基辛格在1973年拯救了以色列，策劃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援助空運（譯者注：指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美國對以色列空運軍事物資的援助行動），從而避免了以色列在阿以戰爭中遭遇滑鐵盧。盡管如此，當時的美以關系仍有局限。卡特、里根和老布什都懂得如何拒絕以色列領導人，有時言辭強硬得令人震驚，有時則以實際后果相威脅。他們對以色列游說集團幾乎毫無畏懼，因為該集團當時的影響力與1990年代中期相比，只能算是“輕量級選手”。

冷戰的結束使美國和以色列的立場更加趨同，而美以關系則不再受到美國廣泛考慮全球大國均勢所制約。雙方發展出了國際關系學者所稱的“戰略利益共同體”（community of strategic interests）。以色列在中東承擔起了維護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的執行者角色。隨著全球反恐戰爭的打響，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似乎進一步趨同。在美國媒體見風使舵的附和聲下，美以領導人將兩國的利益描繪成完全一致，并將他們的敵人——無論是本·拉登和“基地組織”（al Qaeda），還是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都視為同種激進恐怖主義的兩面。這種戰略利益的重疊，反過來又因普遍存在的價值觀認同感而得到強化。在美國著手在海外推廣民主之際，以色列領導人卻大肆宣揚該國作為該地區唯一民主國家的獨特性。

對于日益壯大的以色列游說集團而言，這是絕佳的施展空間。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能夠在兩黨中為以色列爭取到近乎一致的支持，而與其結盟的智庫則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之間維持著“旋轉門”（revolving door）機制。相比之下，巴勒斯坦權利倡導者卻缺乏任何可比的運作機制，且與今天不同，當時鮮有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能在主流媒體上發表。與此同時，對以色列游說集團權力的抱怨，大多被歸入陰謀論的邊緣領域，在那里，極左與極右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而且，隨著“大屠殺紀念文化”（指紀念二戰期間納粹種族大屠殺歷史）達到頂峰，被指控為反猶足以斷送職業生涯。

打破華盛頓兩黨共識的，是親以色列的右翼，而非親巴勒斯坦的左翼。2015年是關鍵之年。那時，正如現在一樣，焦點問題是伊朗。當奧巴馬政府推動達成伊核協議時，以色列游說集團向奧巴馬發起了攻勢。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投入了大約4000萬美元用于游說反對該核協議。時任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在未事先通知總統的情況下，邀請內塔尼亞胡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這一舉動被廣泛視為一種政治化的程序違規行為，也違反了基本禮儀。站在講臺后，內塔尼亞胡猛烈抨擊奧巴馬政府正在醞釀的協議，稱其“只會讓中東局勢變得更糟”。

以色列游說集團的猛烈攻勢未能阻止核協議的達成。相反，它摧毀了自己那層殘存的“兩黨合作”假象。親以色列團體很快開始公開作為共和黨的一個派別運作，尤其是當猶太社區組織拋棄了代表大多數美國猶太人觀點的偽裝，轉而支持右翼大金主的優先事項時。特朗普的首個任期進一步加深了圍繞以色列問題的黨派兩極分化。他采取了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都更偏右的鷹派親以路線：關閉巴解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并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可以說，特朗普在疏遠普通民主黨人對以色列的支持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親巴勒斯坦活動家都要多。

2015年也是以色列發展軌跡上的一個轉折點。在一場激烈選戰中，內塔尼亞胡似乎變得更加激進。他摒棄了以色列右翼“負責任的成年人”的形象，轉而采納了全球范圍內日益盛行的威權民粹主義風格。此前，內塔尼亞胡雖曾口頭上支持與巴勒斯坦人通過談判達成和解，但此后卻轉向了公開的領土極端主義立場。2019年因腐敗指控被起訴后，內塔尼亞胡為保住權力變得愈發不擇手段。他與以色列政壇中最極端的勢力結成選舉聯盟，不僅將準法西斯拉比梅爾·卡哈內（Meir Kahane）的追隨者和強硬派彌賽亞定居者納入主流，還賦予他們內閣部長職位。

去年12月，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總統在后者的佛羅里達俱樂部兼官邸馬阿拉歌莊園會面（圖源：紐約時報）

美國兩黨支持以色列的共識恐瓦解

在以色列本土民主倒退、對約旦河西岸的占領日益加深以及對加沙的封鎖持續加劇的背景下，幾乎沒有美國自由派人士能聲稱自己與以色列的自由派同行擁有共同價值觀。與此同時，新一代進步派在成長過程中所認識的只有內塔尼亞胡治下的以色列。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多元化，許多人摒棄了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傳統，傾向于對以色列抱有敵意，并且對已成為美國政治文化支柱的“大屠殺”元敘事毫無忠誠可言。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猶太人也開始質疑將支持以色列作為美國猶太人身份支柱的觀念；其中一些人后來成為了復興中的反錫安主義運動的杰出領袖。

最近，部分MAGA右翼人士也加入了進步派左翼的行列，共同反對美以關系。不過，兩者的批評角度有所不同。在淹沒部分年輕及網絡右翼群體的反猶陰謀論泥潭之外，那些認同MAGA聯盟中“克制”派系的人士，已開始呼吁重新評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他們指責這兩個盟友之間不存在——或者已經不再存在——共同利益，并認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施加了過大且不恰當的影響。他們主張大幅削減對昔日盟友的援助，將其作為華盛頓退出帝國式管理的一部分，并認為沒有理由讓與以色列的關系繼續成為例外。

如果舊有的兩黨支持以色列的共識已經瓦解，那么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邊緣地帶，一種新的反以色列共識正在形成。對于民主黨人來說，2028年大選前的初選幾乎肯定會成為對以色列問題的公投。美國對以色列軍事援助附加條件或終止援助，很可能在2028年扮演初選口號。在左翼陣營中，對以色列的敵意則是越激烈越好，因為它正迅速成為一項試金石，用以衡量其在其他進步關切議題上的可靠性。

在共和黨內部，對以色列的支持則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伊朗戰爭的后續發展。如果美國民眾承受的經濟和外交痛苦持續存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將成為被指責的對象。這種局面可能會增強新孤立主義者和克制派的力量，而他們的領軍人物——至少目前如此——是副總統萬斯。但如果他因伊朗事件而聲譽受損，還有其他人物在幕后伺機而動，包括保守派評論員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盡管目前關于他競選總統的傳聞還只是流言。在右翼陣營中，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無論如何都將面臨削減，這已成為MAGA陣營中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基本立場。

那么，這一切將把內塔尼亞胡置于何種境地？他已經開始將美國軍事援助的最終削減包裝成自己的提議，以此避免就一項以色列無力取勝的新援助方案展開政治斗爭。內塔尼亞胡承諾在未來十年內讓以色列完全擺脫對美國援助的依賴。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新右派政策研究機構）起草了一份提案，概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用聯合武器技術合作取代當前向以色列提供購買美國軍備折扣的模式——絕非回歸冷戰初期美國對以色列實施的武器禁運。

然而，內塔尼亞胡對這一特殊聯盟終結后以色列的未來可能過于樂觀。正因為他一直將這種聯盟視為理所當然，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應為這種聯盟的急劇衰落而負責。當他退出政壇時，以色列的處境將因此變得更加糟糕。

本文作者

Joshua Leifer

《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著有《Tablets Shattered: The End of an American Jewish Century and the Future of Jewish Life》一書。

本文譯者

周宇笛

GBA學術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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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覃筱靖

排版｜詹蘊第

初審｜王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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