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治學」王偉光：中國特色史學，特就特在首先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

王偉光：中國特色史學，特就特在首先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

黨建治學

唯物史觀是我們黨的哲學依據，是中國特色史學的旗幟與指南，離開了唯物史觀，史學就會迷失方向，背離了唯物史觀，中國特色史學就會失去根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審視并高揚唯物史觀的旗幟，對于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對于增強歷史自信、掌握歷史主動，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唯物史觀是中國共產黨的哲學依據，是中國特色史學的靈魂

歷史學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記載，是前人一定的知識、經驗和智慧的歷史概括，是研究總結人類社會歷史，乃至某個民族、某個階級、某個國家、某個領域、某個階段、某個方向、某個環節、某個人物、某個思想的學問。而歷史觀則是人們對歷史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歷史觀決定歷史學，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就有什么樣的歷史學。歷史學又為歷史觀提供材料和知識前提。在階級社會，任何歷史觀及歷史學都是階級的意識形態，帶有鮮明色彩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正確的歷史觀及其指導下的歷史學，如同燈塔和鏡鑒，可以指導和誡訓人們認知過去，把握現在，開創未來。

在唯物史觀誕生之前，在社會歷史領域，盡管許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和具體社會歷史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甚至有重大意義的闡述與判斷，但從根本上、總體上還存在偏見與缺陷，社會歷史領域長期被唯心主義歷史觀所壟斷、所統治。人們要么把歷史變遷歸結為帝王將相的個人意志，歸結為“圣人”的德行或“暴君”的惡行；要么歸結為“天命”“天意”或“絕對精神”的自我演繹。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所指出的，舊的歷史觀總是“至多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揭示這些動機背后的物質原因”。在以往的視野中，歷史仿佛是一團亂麻，無規律可循，人類社會的發展，被描繪成一幅充滿偶然性的災難圖景，相當的歷史研究長期淪為“神學的婢女”或“政治的附庸”，無法解釋社會發展的真實邏輯。

唯物史觀的創立，徹底改變了這一被動困局，它猶如壯麗的日出，照亮了人類認識歷史規律，改造人類社會的道路，賦予歷史學以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南。它指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這一發現使人類第一次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到了決定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和根本動力；它揭露了人類社會的過去，認清了人類社會的現存，預測了未來的走向，揭示了經濟的社會形態演變發展的一般規律；它揭開了剩余價值的秘密和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把唯物史觀這一最精良的思想武器，提供給變革舊世界的工人階級。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唯物史觀的誕生，完成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將人類從唯心主義歷史觀的長期禁錮中徹底解放出來。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自覺地選擇了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哲學依據，這種選擇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國社會的性質狀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使命所決定的。

自所謂康雍乾盛世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衰敗期，社會危機急劇加深。至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開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境地，中國的進步人士堅韌不拔地尋求解救中華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辦法與途徑。經過太平天國運動、林則徐禁煙、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圖存運動，沒有一個途徑可以解救中國。怎樣才能解救中國，振興中華，迫切需要科學的理論武裝。毛澤東同志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

唯物史觀是科學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狀況、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系和矛盾，搞清楚誰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同盟軍、誰是團結的對象，從而制定中國革命正確的戰略策略、路線方針，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最可靠、最正確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把振興中華的最低綱領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結合起來的，唯一能引導中華民族走上康莊大道的領導力量。它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唯物史觀作為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南。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蔡和森與毛澤東同志在通信中探討建黨理論時，就深刻認識到唯物史觀的極端重要性，強調：“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一論斷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依據，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以科學世界觀、歷史觀武裝起來的政黨，區別于歷史上一切只為少數人謀利益的舊式政治集團、政治團體。

回顧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百年奮斗歷程，我們所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唯物史觀的偉大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狀況，分清了敵我友，確定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階級路線，制定了先領導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再不間斷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兩步走”戰略，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路線，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成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展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唯物史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敏銳地洞察到原有體制的弊端，作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持續地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偉大勝利更是唯物史觀的偉大勝利。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唯物史觀理論，進一步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了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歷史證明，什么時候堅持唯物史觀，事業就興旺發達，什么時候偏離唯物史觀，事業就遭受挫折。從蘇共垮臺的教訓中，更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蘇聯的失敗，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放任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最終導致了思想混亂，政權瓦解。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在新時代堅持唯物史觀，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不斷奪取新時代新勝利的根本保證。

二、唯物史觀使中國傳統史學煥發新的生命力，催生了中國特色史學

中國傳統史學積累了極其豐富的遺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史傳統，既有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強調“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也有鑒往知來的資治意識，強調“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還有文質并重的表述風格，以及注重考據的樸學傳統……這些都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史學的瑰寶，也是中國特色史學的源流。

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史學在本質上并未跳出唯心史觀的窠臼。無論是“天命觀”，還是“英雄史觀”，都無法科學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和規律。在傳統史學的視野下，歷史被歸結為王朝的興替、道德的高下，而對于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對于社會經濟政治形態的變遷，階級斗爭于階級社會的作用，往往付之闕如。

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批判式繼承和創造性轉化，中國共產黨及先進知識分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國傳統史學向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新史學轉變的指引者和開創者，為中國人民改變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依據。早在1925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闡明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狀況，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各階級之間的關系、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作了全面精辟的剖析，分清了敵我友，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歷史依據、理論基礎和戰略策略。

1939年，毛澤東為干部教育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他在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認為，中華民族同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一樣，遵循唯物史觀的“五種社會新形態”說所展現的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已然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指出，如果歐美國家不先于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把中國和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國家和民族地區變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任意瓜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也可以與歐美國家一樣，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正是由于世情的變化和中國特殊的國情使中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路徑。毛澤東同志的這篇著述既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史學依據，又是一部最經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正是唯物史觀的傳入，使中國史學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革命。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唯物史觀，如同獲得了一把打開中國歷史迷宮的金鑰匙。他們開始用全新的唯物史觀眼光審視中國歷史，從生產方式變革、社會形態演進、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社會經濟政治結構、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的角度，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變遷和規律，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激活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優秀基因，創立了中國史學馬克思主義學派，使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李大釗先生是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史學要論》系統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宣告中國史學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誕生。他明確提出，歷史“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他將歷史研究從故紙堆中解放出來，賦予中國傳統史學鮮活的唯物史觀真理的生命力。郭沫若先生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于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同樣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社會形態的演變，打破了傳統“國學”的舊框框。他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結合文獻記載，不僅證明了唯物史觀適用于中國，更將中國古史研究推進到了科學化的進程。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通史和斷代史、社會史、思想史，推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的《中國史綱》，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等，無不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重新構建中國歷史敘述體系的典范之作，鑄就了中國史學馬克思主義學派大廈。

唯物史觀的引入和運用，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研究范式，賦予中國傳統史學以真理的科學性，實現了根本性的轉向。它將歷史的最終動力從“天命”“理念”或“人心”轉向了物質生產；將以往歷史研究的起點從抽象的人性、理念、上帝等精神性的原因出發轉變到從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出發；將傳統史學關注的中心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轉向了人民群眾；從以往歷史循環論、文明沖突論等抹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直接決定作用的觀點轉向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的觀點上來，使歷史研究具有了科學的方法論。

唯物史觀要求我們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思想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來考察，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看到歷史的必然性，也看到歷史的偶然性；既要看到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又要看到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既要看到經濟的基礎作用，也要看到上層建筑的反作用。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入手分析和認識社會問題。它反對任何形式的絕對主義和教條主義，主張在動態中，從宏觀上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

正是由于注入了唯物史觀的靈魂，中國傳統史學才得以實現脫胎換骨，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從而創造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特色史學。中國特色史學特就特在首先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這一特質是我們區別于其他任何史學的根本標志，是保持科學性、人民性、戰斗性的根本保證，更是走向未來，創造新的學術輝煌的內在動力。中國特色史學不是對傳統史學的簡單延伸，也不是對西方史學的盲目照搬，而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偉大實踐相結合，與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史學相結合的唯物史觀武裝起來的新史學。它既有別于傳統的舊史學，也有別于西方的各種史學流派。它最大的特色，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這種“特”，是理論品格之特，是世界觀之特，是價值觀之特，也是方法論之特。

三、必須在當代史學領域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當代中國特色史學正處于繁榮發展的大好時期，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種社會思潮紛至沓來。歷史研究領域已呈現出意識形態斗爭激烈的復雜局面。是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還是任由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泛濫？這是一個關乎根本、關乎方向、關乎旗幟的重大原則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代史學領域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絕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和含糊。這并非老調重彈，而是基于對歷史學本質、當前形勢以及學術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第一，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是由史學的意識形態屬性決定的。歷史學從來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它總是服務于一定的階級和社會的需要。西方某些學者總是鼓吹“價值中立”，“純客觀”的史學，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偽裝。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才能在歷史研究中站穩人民立場，從黨和人民的視角評判歷史是非，總結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立場。如果放棄了唯物史觀的指導，史學就可能淪為為少數人利益辯護的工具，甚至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

第二，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是確保史學研究科學性的根本保證。史料是基礎，但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靈魂。沒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再豐富的史料也只是一堆零散的“斷爛朝報”。唯物史觀提供了一整套科學的歷史觀的觀察眼光和研究方法，它強調從社會存在出發，解釋社會意識，從經濟基礎出發，理解上層建筑，從矛盾運動出發把握社會發展。它要求我們不僅要知道“是什么”，還要探尋“為什么”和“怎么樣”；不僅要考證史實的真偽，還要揭示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在當前的史學研究中，出現了所謂的“碎片化”研究傾向，一些學者沉迷于細枝末節的考證，熱衷于微觀史學而放棄了宏觀敘事，實際上這是對歷史研究使命的逃避，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形而上學。唯物史觀強調從整體上，從聯系中把握歷史，強調通過對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系統分析來理解具體歷史事件，這對于克服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和淺表化問題，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意義。

第三，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是應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有力武器。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尖銳。在史學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其危害尤為嚴重，同時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史觀、新自由主義史觀、文明沖突論等，也通過各種渠道滲透進來，試圖解構我們的歷史認知。這些錯誤思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否定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否定社會形態發展一般規律、否定階級分析、否定社會革命、否定唯物史觀，從而否定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面對這些思潮，如果我們在歷史觀上繳械投降，就必然會在思想上陷入混亂。只有拿起唯物史觀這個銳利武器，我們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看清這些思潮背后隱藏的政治圖謀，從理論上徹底批判其謬誤，在斗爭中捍衛真理。

第四，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是推動中國特色史學理論學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唯物史觀不是僵硬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隨著時間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科學。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不是讓人們死記硬背經典著作的詞句，而是要學習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研究新問題，得出新結論。在史學研究領域，也有個別人打著“創新”的旗號，離開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不顧歷史客觀事實，搞嘩眾取寵的噱頭，宣傳什么“新資料”“新發現”“新見解”“新名詞”“新觀點”，實則販賣歷史虛無主義私貨。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我們才能擁有創新的理論勇氣和理論源泉。

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中國特色史學必須承擔的戰斗任務，也是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不僅是學術之爭，更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主義之爭、政治之爭、道路之爭。為什么歷史虛無主義在史學領域如此頑固，甚至在某些時候還很有市場？這是因為歷史虛無主義有著深層的世界觀根源和方法論錯誤。從哲學基礎上看，歷史虛無主義是唯心史觀在當代的變種，它或者夸大歷史發展中的偶然因素，或者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或者宣揚英雄史觀，否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或者鼓吹抽象的人性論，否定階級分析的科學方法。從表現形式上看，它往往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極具欺騙性和迷惑性。從傳播方式上看，它借助互聯網和新媒體，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有時甚至裹挾民意，制造輿論混亂。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必須堅持歷史的客觀性，用事實說話，要用扎實的史料、嚴密的邏輯，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回擊各種歪曲和污蔑；必須堅持歷史的整體性，把握主流和本質，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肯定成就，科學總結經驗教訓引導人們從整體上把握歷史，認清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必須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看清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是一個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被其所謂的學術公正的外表所迷惑；必須堅持聯系實際，增強歷史自信，把歷史的真實邏輯講清楚，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講清楚，幫助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認清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必須堅持“兩個結合”包括“第二個結合”，構建中國特色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從根本上增強抵御歷史虛無主義的能力，掌握歷史研究的主動權。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每一位史學工作者都要繼承和發揮中國史學馬克思主義學派先驅們所開創的優良傳統，旗幟鮮明地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自覺地將唯物史觀貫穿于史學研究和教學的各個環節全過程，把學問做在中國大地上，為人民傳史，為時代立傳。

【 王偉光：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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