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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Tony
審核人:施偉偉教授、包大包版主
快速閱讀指引:
看懂臨床試驗重點(約2800字,閱讀約6分鐘)
·為什么用“中位數”,不用“平均數”?
·KM生存曲線,怎么看?
·HR——風險比,是什么意思?
·P值——研究的“及格線”?
·瀑布圖——每位患者的療效都擺上?
·森林圖與亞組分析——怎么正確看待“某一類人效果不好”?
在線答疑解惑(約3900字,閱讀約9分鐘)
·95%置信區間是什么意思?
·HR(風險比)的“風險”指的是什么?
·Ⅰ期或Ⅱ期的臨床試驗有哪些關注重點?
·對參與臨床試驗優先級排序有什么看法?
·ADC藥物臨床試驗應看重哪些數據?
大家平時學習抗癌知識時,接觸最多的就是各種臨床試驗的數據。通過這些數據,我們試圖去判斷一個藥好不好、一個方案值不值得用。但說實話,要理解這些內容并不容易——PFS、OS、HR、P值、KM曲線、森林圖……這些縮寫和名詞堆在一起,就像一堵墻,將非專業的人擋在了外面。
7月2日,微信公眾號“施大夫的筆記本” 作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施偉偉教授在科普直播中,以經典的FLAURA和FLAURA2臨床研究為例,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HR的本質,P值的真相,看懂亞組分析森林圖等臨床試驗中的重點信息。
看懂腫瘤臨床試驗的重點
在醫患溝通中,信息壁壘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 第一層:知道醫生用什么藥、怎么用。
- 第二層:知道這個藥為什么比另外一個藥好——能看懂研究的基本結論。
- 第三層:知道研究的結論能不能經得起檢驗——這個藥是對所有人都好,還是只對特定人群好?獲益能持續多長時間?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第三層。
對年輕的腫瘤科醫生來說,涉及到統計學的內容已經是在“跨行”了。對患者和家屬來說,要求就更高了。所以今天的任務就是:用最通俗的語言,把這些統計名詞一個一個拆開講清楚。
一、療效評價的三個核心指標
1. PFS——無進展生存期
用藥后,患者能維持多長時間不出現疾病進展。是評估藥物“能管多久”的一個重要指標。
在EGFR突變領域,奧希替尼(三代靶向藥)一線治療的中位PFS大約在18~19個月左右。但具體到不同人群——比如19Del和21 L858R突變——數據是不一樣的。這涉及到后面要講的亞組分析和森林圖。
2. OS——總生存期
國家藥監局和美國FDA最關注的指標。一個藥到底能不能“打”、夠不夠“抗打”,最終要看OS。
為什么?因為有的藥PFS不錯,但后續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患者最終還是沒能延長生存。OS才是檢驗一個藥物長期價值的金標準。
目前我國在臨床試驗設計中,有時會以PFS作為主要終點先行申報,OS作為后續隨訪的確證終點。這種路徑在監管層面是允許的,但前提是最終OS數據要經得起檢驗。
3. ORR——客觀緩解率
這是“眼前”的療效——用了藥之后,腫瘤會不會縮小?100人里有多少人腫瘤縮小了?
但要注意:縮瘤高的不一定活得久,活得久的不一定縮瘤高。就像評價一個戰士,不能只看一項技能。一個優秀的藥物應該是“六邊形戰士”——每項指標都要經得起檢驗。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抗血管靶向藥(安羅替尼、阿帕替尼、侖伐替尼等),它的ORR可能不高,但能讓腫瘤“一直不長”——這就是疾病控制率(DCR)的價值。所以除了ORR,還要關注DCR。
二、為什么用“中位數”,不用“平均數”?
在臨床試驗中,用的詞叫中位數(中位PFS、中位OS),而不是平均數。
打個比方:我和馬云一起算平均工資,我的收入會被“平均”得很高,但這個數字不能代表我的真實水平。我和姚明放在一起算平均身高,也會得出一個很“好看”的數字,但同樣沒有意義。
臨床試驗也是同理——如果一群人中有一個人活了5年,另外10個人都只活了1個月,平均數會被那個5年拉得很高,不能真實反映“大多數人”的情況。
中位數就是把所有患者的時間從短到長排隊,排在正中間那個人的時間,才是最能代表“典型患者”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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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M生存曲線,怎么看?
KM曲線是臨床試驗中最直觀的圖表之一。曲線每下降一格,就代表有一個患者發生了“事件”——PFS曲線里是疾病進展,OS曲線里是死亡。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新藥的曲線在對照組的上面,分得越開越好,降得越慢越好。
比如FLAURA2研究中,奧希替尼聯合化療的紅線落在奧希替尼單藥的藍線上面,說明聯合治療能讓患者更長時間不進展。右邊OS曲線也呈現同樣的趨勢——兩個圖結合起來看,結論就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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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ALK抑制劑(如洛拉替尼的CROWN研究)或MSI-H患者的免疫治療,KM曲線的尾部幾乎拉成了一條橫線——代表有相當比例的患者獲得了超長控制,這是最理想的狀態。
那么,曲線分不開,藥就不好嗎?
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抗血管藥物,它的KM曲線可能分開得并不“劇烈”,但能讓腫瘤穩定控制、不進展,同樣是有價值的。所以讀曲線時,要結合藥物機制來理解,不能機械套用。
四、HR——風險比,到底是什么意思?
HR的全稱是風險比(Hazard Ratio),比1小就是好,越低越好,代表著新藥風險越低。
換算口訣:用 1 減去 HR = 風險降低了多少。
HR 0.46 → 降低約 54%
HR 0.62 → 降低約 38%
如FLAURA研究里,奧希替尼對比一代藥,PFS的HR是0.46——意味用三代藥比用一代藥,疾病進展或死亡的風險降低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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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HR的解讀要建立在KM曲線形態合理的前提下——如果兩條曲線存在交叉或明顯不符合比例風險假設,單純看HR可能會產生誤導。這個細節通常是統計師和臨床研究者重點關注的。
五、P值——研究的“及格線”
P值解決的核心問題只有一個:這個研究的結論,到底是不是靠運氣撞出來的?
P<0.05是學術界約定俗成的“及格線”——意思是:假設這個藥完全無效,那么靠運氣觀察到目前這么大療效差異的概率,不到5%。
但需要注意幾點:
- 0.05只是一個約定,不是鐵律。有些療效特別好的研究,P值能做到0.001甚至更小,那說服力就更強。有些研究剛好做到0.051,差一點點沒跨過門檻,就會引發學術界討論“門檻是不是太嚴了”。
- 監管機構(FDA、藥監局)最關心P值。他們要做的是確保批準上市的藥物不是靠運氣“撞”出來的。
- P值顯著不等于療效好。P值只回答“有沒有差異”,不回答“差異有多大”。差異有多大要看HR和絕對獲益。
六、瀑布圖——每位患者的療效都擺在上面
瀑布圖把入組的每一位患者的腫瘤變化幅度都畫出來了。
橫坐標是“0”——在0線以下的柱子,代表腫瘤縮小;在0線以上的柱子,代表腫瘤進展。縮得越深的柱子(越往下),說明療效越好;如果柱子到了-100%,說明腫瘤完全消失(CR,完全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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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瀑布圖時,最希望看到的是:所有柱子都在0線以下,整體朝下流淌,越深越好。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患者都能從治療中獲益。
但現實往往不是這樣。有些柱子仍然在0線以上——代表部分患者對治療原發耐藥,腫瘤不但沒縮小反而增大了。
這就引出一個臨床現實:在用藥之前,沒有人能100%確定自己屬于“有效”的那一群。醫患溝通時也會坦誠這一點。
七、森林圖與亞組分析——怎么正確看待“某一類人效果不好”?
森林圖是臨床試驗中把不同亞組(男性/女性、老年/年輕、亞裔/非亞裔、19Del/21 L858R等)的療效分別列出來的一張圖。
需要注意的是:森林圖里的某些亞組數據,不一定有統計學上的“最終話語權”。
有些亞組樣本量很小,在統計設計時并沒有分配足夠的“檢驗額度”(α),所以即使看起來效果不好,也不能下結論說“這類人用這個藥不行”。
但現實中經常出現一個問題:某個研究的某一個亞組數據被單獨拎出來,在媒體上廣泛轉載,尤其是涉及商業競爭時,容易被放大解讀,造成患者不必要的擔憂。
以FLAURA研究為例:在OS森林圖中,亞裔亞組和21 L858R突變亞組一度呈現出“獲益不明顯”的趨勢。當時有一些解讀認為“亞裔用奧希替尼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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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FLAURA研究的整體結論是明確的:奧希替尼優于一代TKI。亞裔亞組的數據受到后線治療可及性等多種因素影響——東亞地區患者進展后接受后續治療的機會更多,這會抬高對照組的OS,從而稀釋兩組差異。這不是說“亞裔用奧希替尼不獲益”,而是研究設計的客觀局限在亞組層面的反映。
所以看森林圖的時候,一定要記住:整體結論優先,亞組數據僅供參考。真正的結論要看研究預設的主要終點和整體分析結果。
八、從FLAURA到FLAURA2——研究的進階邏輯
FLAURA研究要回答的問題是:三代藥比一代藥好不好?結論是肯定的——奧希替尼優于一代TKI。
FLAURA2研究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奧希替尼的基礎上加化療,會不會更好?結論也是肯定的——PFS和OS都取得了陽性結果。
但這就引出了臨床上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所有患者都應該加化療,還是只有一部分人應該加?哪部分人最能從加法中獲益?哪部分人加了反而增加副作用負擔?
這就是臨床醫生在學術會議和日常診療中反復討論的焦點——“治療做加法,患者做減法”——意思是:不是盲目地給所有人加藥,而是精準識別出真正需要加法、能從加法中獲益的那部分患者。
在線答疑解惑
問:KM曲線上經常會標一個“95% CI(95%置信區間)”,后面跟著一個范圍,比如0.37~0.57。請問這個95%置信區間是什么意思?如何通過它來判斷這個藥靠不靠譜?
施偉偉教授:置信區間是什么?臨床試驗入組的患者是三五百人,拿這些人的數據去推測整個患者群體的真實情況,里面就存在“不確定性”。置信區間就是用來描述這個不確定性的——它告訴我們,真實的療效有多大可能落在哪個范圍內。
打個比方,森林圖里把人群分成各種亞組——男性、女性、亞裔、歐美裔等。每個亞組人數更少,可能就幾十人,這時算出來的置信區間就很寬,跨度很大,比如從0.2跨到1.2,說明這個估計不穩定、結論不可靠,很可能只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但不能根據參與人數少就下結論說這個藥對這類人有效或沒效。
看置信區間最關鍵看什么?——看它有沒有“跨1”。HR=1代表兩組沒有差異。如果整個置信區間都在1的左邊,比如0.37-0.57,說明我們有相當把握這個藥確實比對照好。如果區間跨過了1,比如0.8-1.2,那就說明“這個藥可能沒效果”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統計學上叫“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
FLAURA這樣的大型研究,總體結論的置信區間通常很穩定,完全在1的左邊,所以結論可靠。有些研究置信區間上限到0.97、0.98,只要沒超過1,仍然算有統計學意義。但一旦跨過1,結論就不成立了。
一句話:看置信區間,最要緊的就是看它有沒有跨過1。不跨1,結論成立;跨了1,結論不成立。P值就是給這個判斷做“背書”的——區間不跨1,P值才能小于0.05;跨了1,P值一定大于0.05。
問:我們知道了HR(風險比)越小越好,但不太理解它為什么叫風險比?這個“風險”指的是什么?HR在臨床試驗里扮演什么角色,為什么這么看重它?
施偉偉教授:HR是風險比,也可以叫危險比。它衡量的是兩組在KM曲線上任何一個時間點發生事件的“瞬時速度”的比值,不是針對某一個患者說的,不是說“我用了奧希替尼就一定能把風險降多少”。
做統計分析時,在中位值沒出來、ORR也沒出來時,需要一個數值來判斷兩組有沒有差異——HR就是干這個的,把兩組在任何時間點的“瞬時風險速率”做一個對比。
而真正讓HR越來越受重視的,是免疫治療時代。
化療90%-95%的患者腫瘤會縮小,靶向治療EGFR突變患者大概70%有效。但免疫治療呢?晚期肺癌里真正能從中長期獲益的,可能只有20%左右,大部分人無效,病情很快就進展了。
問題來了:如果用中位PFS來評價免疫治療,那些早期快速進展的人會把曲線拉得很低,中位數算出來可能跟化療差不多,甚至還不如——但那一小部分真正獲益的人,到后期曲線會拉出一條很長的“尾巴”,長期生存很好。只看中位數值,看不出這個優勢。
為了證明免疫治療的價值,就需要找到其他維度來評估,其中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HR。
簡單總結:化療時代看中位數值就夠了;靶向治療時代在縱坐標50%處“橫切一刀”,對比中位值;免疫治療時代,因為只有少數人獲益,中位值體現不出價值,要“縱切”——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比如1年、2年、3年,去對比兩組此時此刻的生存率差異,這個差異就是通過HR來量化的。
問:如果看Ⅰ期或Ⅱ期臨床試驗,關注的重點和Ⅲ期還一樣嗎?對于Ⅰ期或Ⅱ期的臨床試驗,應該怎么認識其局限性?
施偉偉教授:Ⅰ期、Ⅱ期、Ⅲ期,目標完全不一樣。這三個階段的成功率差別很大——Ⅰ期走到Ⅱ期大約50%,Ⅱ期再到Ⅲ期又會篩掉一部分,但Ⅲ期一旦做出來,成功率就會高很多。
Ⅰ期主要是做毒性探索——安不安全、副作用多大、怎么用。所以Ⅰ期試驗入組的患者,大多是標準治療都用過、沒有現成方案的人。Ⅱ期是中間的橋接,主要看有效性,絕大多數會做一個簡單的ORR,看有效率是多少。
但現在情況比以前復雜了。免疫治療和一些精準靶向藥物的出現,讓Ⅰ期、Ⅱ期、Ⅲ期的界限開始模糊。因為有些藥機制明確、毒性不大,Ⅰ期做得比較大,后面直接就能橋接到Ⅲ期。前提是機制必須非常明確。不過ADC類藥物還是要一步一步走,尤其是毒性方面需要大量探索。
鋪墊這么多,再說回來:患者入組Ⅰ期,到底關心什么?Ⅰ期研究里關注的采血點、藥物代謝曲線,對患者本人沒有直接的治療價值。但對藥企來說,要知道藥物怎么代謝,才敢定劑量——是一天吃一粒還是兩粒,吃兩周停一周還是連續吃全都在Ⅰ期里摸出來。所以參與Ⅰ期試驗的患者,貢獻是很大的。
什么樣的患者可以去參加Ⅰ期?往往是沒標準治療了、不用就沒別的機會了。比如目前的泛KRAS抑制劑,能覆蓋多種KRAS突變,很多還在做Ⅰ期和Ⅱ期,患者在沒有其他選擇時,是值得考慮的一條路。
問:有時候也看到一些Ⅱ期臨床試驗也會有KM曲線,跟Ⅲ期好像基本一樣,就是人數可能不太一樣。那怎么來看待Ⅱ期臨床試驗的重點?
施偉偉教授:Ⅱ期研究主要是為了初步了解藥物的有效性如何。有些會加一個對照組,但Ⅱ期做對照的意義并不大。之所以做,可能是想先拿個初步數據做參考。
如果只做有效性、不跟標準治療對照,數據確實沒那么全面。但做了對照也有問題——統計強度不夠,主要是患者樣本量不夠,達不到Ⅲ期的要求,結論只能作為參考。所以通常是在猶豫要不要推進到Ⅲ期的時候,才會考慮做一個有對照的Ⅱ期研究。
不管有沒有對照,KM曲線在Ⅱ期研究中一直都在。它的作用是把所有患者的情況完整展示出來——無論是PFS還是OS,呈現的是整組患者的全貌。曲線每一個時間點的下降,都代表有患者出了狀況:PFS曲線下降,就是有患者進展;OS曲線下降,就是有患者離世。
問:從患者角度出發,與癌共舞論壇對臨床試驗有一個優先級排序:
- 第一優先級,國外已經上市的新藥,在國內補臨床數據的臨床試驗;
- 第二優先級,國內外已經獲批的藥物,新開適應癥的臨床試驗;
- 第三優先級,新研發的藥物,有明確已上市的對標藥物所開展的Ⅱ期、Ⅲ期臨床試驗,無論是采用Me too,還是Me better策略研發的藥物;
- 第四優先級,在指南中目前無藥可用的罕見靶點的新藥臨床試驗。
請問對患者參與臨床試驗優先級排序的觀點和建議?
施偉偉教授:我完全同意這個排序,不過現在有一些新情況需要補充。
中國的創新藥和臨床試驗數量,已經占到全球腫瘤臨床試驗的最高比例。在這個宏觀背景下,臨床試驗確實給患者帶來了很多福音——尤其對經濟條件不寬裕的患者來說,這可能是最主要的獲益。從藥物可及性來看,不少從0到1的創新藥,現在的可及性已經相當好了。
上面談到的幾個優先級,基本是全球領先的,或者是國外已上市、在中國做橋接的。但還有一類是“1+2+3”方案——一個藥加上另外兩個藥,組合在一起,往往就是研究者發起的研究。這類研究要問清楚:這個聯合方案是有邏輯、有根據的搭配,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全用上再說?如果是后者,那短期療效可能不錯,PFS延長了,但長期OS沒變化,副作用反而更大。
研究者發起的研究不是說不好,它們貢獻了很多新想法,對醫療進步是有推動作用的。但從患者角度看,不好鑒別——很多時候它只是一個單位過了倫理就啟動了。
這里面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倫理進步沒有跟上藥物研發的進步。研發進步是產業紅利,但倫理建設還跟不上。
談一個真實的例子。去年做公益線上病例討論,山西呂梁地區有一位EGFR突變患者,奧希替尼耐藥后前往上海,一年內入了三四個臨床試驗,包括免疫治療的。大家知道EGFR突變患者用免疫治療效果并不好。患者用了免疫,很快進展;又做了細胞治療,還是進展。白白耗了一年。
看起來都是免費的,但沒有一個有實質幫助。后來患者回到本地,醫生按照指南重新穿刺做基因檢測——結果發現是c-MET擴增,有藥可用。
中間那段路全部白走了。問題在哪?進展之后他本來有藥可用——檢測完就有藥。但入組這些試驗的醫生,沒有一個人讓他去做檢測。沒有檢測,患者就沒有知情權——說到底,還是信息壁壘的問題。
問:現在國內的創新藥尤其是ADC藥物特別多,請問患者在面對ADC藥物臨床試驗時,應該看重哪些數據來決定入不入組?
施偉偉教授:中國的ADC很了不起。雖然不算是從0到1的突破,但至少是從0.5到1。現在第一梯隊的創新藥企在全球有很多布局,不僅有TROP2 ADC在一線治療上搶先獲得了適應癥,而且在EGFR、c-MET等領域的數據,也引起了國家和政策制定部門的關注。
ADC一定是趨勢,但它躲不了Ⅰ期/Ⅱ期/Ⅲ期,因為它有毒性,必須一步步走。它本質上是靶向化療藥,涉及到工程學的復雜設計,超越了原來單一機制的藥物。過去靶向治療很簡單,查基因就知道有沒有效、耐不耐藥,但ADC結構要復雜很多。
目前ADC臨床試驗特別多,但建議是在沒有標準治療之后再去考慮。參照同等條件評估,因為很多ADC最終也失敗了——雖然技術發展迅速,但不同企業在連接子、工程學這些細節上還是有區別的。
入組原則的建議是:如果還沒有到最后一步,還有標準治療可以選,去做比較早期的ADC試驗就不太合適。
最后要提醒一點,ADC的毒性一定要關注。如果患者既不想化療、又沒有靶向藥可用,可以考慮ADC——但要明白,ADC里面其實是有化療藥成分的。
問:您在討論FLAURA2研究的科普文章中,提出“治療做加法,患者做減法”的治療策略。請結合EGFR突變患者比較關心的“靶向+化療”數據談談,是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加法?如何精準識別出哪些患者能真正從聯合治療中獲益?
施偉偉教授:去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評了15篇最重磅的文章,其中三篇跟腫瘤相關,而且全是“做減法”——有ctDNA指導腸癌治療的,有MSI-H患者免疫治療后不用手術的。這說明現在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已經不是藥越多越好,而是傾向于合規的減法治療。
FLAURA2是一個典型的“做加法”研究,但更長遠的方向一定是ctDNA指導下的個體化治療,只是現在還沒有這方面的前瞻性結論。
那么現有條件下,怎么判斷什么人該加化療?按照現有規范,所有患者都可以加。但看亞組數據就會發現:L858R突變和腦轉移的患者,加了化療獲益更明顯;而19Del的患者,本來用奧希替尼單藥效果就很好,加不加化療區別不大。
但亞組分析不能直接排除19Del的人——可以加,加完以后根據副作用調整。包括維持治療的培美曲塞,還有過去的貝伐珠單抗維持治療,副反應嚴重就及時停。
過去沒有ctDNA指導時,治療要根據療效和副作用來決定。療效當然重要,但“減法”很重要的依據是副作用——患者承受不了,就及時減掉。
結束語
施偉偉教授最后總結道,其實統計學只是消除信息壁壘中一個很小的階段,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在目前中國醫療,尤其是醫藥創新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希望有更多機會和大家一起打破這些信息差。不管是統計學知識,還是新藥進展的傳播,只要能把信息傳遞到需要的人手里,這件事就值得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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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偉偉教授
副主任醫師,副教授,研究生導師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腫瘤內科
第一負責人承擔國自然面上、北自然、軍科委重點分項等科研基金5項
在國內外學術期刊共發表SCI論文30余篇
國家藥監局藥品評價中心評審專家
國家醫學考試中心審題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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