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被冤殺的責任主要該由誰承擔？爭議了幾十年，只有鄧子恢坦然表示：我是有責任的

1977年4月27日，北京，總政治部。一份編號為“政干字第052號”的文件從打印機里吐出來，紙張還帶著復印機的溫度。文件抬頭是《關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起草這份文件的干事在最后一遍核對文字時，在“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這句話上停頓了幾秒。他知道這句話一旦發出，就意味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承認，三十八年前在大別山東麓那個叫青龍場的地方，自己人對自己人開的那幾槍，打錯了。

高敬亭這個名字，在1977年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少被公開提起。不是被人遺忘了，是不知道該怎么提。他曾經是鄂豫皖根據地最令敵人頭疼的游擊戰專家，是新四軍成立初期實力最強的一個支隊的主官，也是在抗戰第二年就被自己人處決的紅軍高級將領。這些身份疊在一個人身上，讓任何簡單的評價都顯得蒼白。

但在1939年6月24日那個早晨，這些復雜的東西都還沒來得及被仔細審視，槍聲就響了。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光山一個叫董店的小村子。光山屬于大別山區，地薄人窮，一家人靠租種地主的田過活。他讀過幾年私塾，認得字，在那個文盲率極高的年代已經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27年黃麻起義爆發時他二十歲，和很多大別山區的貧苦青年一樣，被革命的大潮卷了進去。

從1927年到1934年，鄂豫皖蘇區經歷了極其殘酷的反復“圍剿”與反“圍剿”。高敬亭在這七年里從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高級指揮員，歷任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委、紅二十八軍政委等職。1932年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撤，1934年紅二十五軍主力長征，兩次主力離開，高敬亭兩次被留下。留下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帶著剩下那點人，在敵人的重兵包圍圈里堅持，沒有外援，沒有后方，傷員沒有醫院，死了沒有棺材。能活下來就是勝利。

他活下來了。不但活下來，還在大別山把被打散的部隊重新捏合成了紅二十八軍，在三年游擊戰爭中保持了鄂豫皖邊區的革命火種不滅。1936年上海《申報》在一篇關于“剿匪”的報道中提到他的名字，用了一個詞：滋蔓難圖。翻譯成白話就是：怎么打都打不死，越打還越多。在敵人嘴里能獲得這種評價，本身就是一種勛章。

三年游擊戰打下來，高敬亭總結了一套極其務實的戰術原則，被后人概括為“四不打”：敵情不明不打、傷亡過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繳獲不大不打。這套原則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夠“英勇”，但在當時是拿命換來的生存法則。你手里的每一顆子彈、每一個戰士都極其珍貴，打一次賠本的仗就可能全軍覆沒。高敬亭不是不怕死，是把怕死的恐懼轉化成了極其冷靜的算計。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高敬亭帶著大別山里的部隊下山接受改編，番號是新四軍第四支隊。下轄三個團，總兵力約一千五百人，在當時新四軍四個支隊中人最多、槍最齊、戰斗力最強。1938年3月四支隊東進皖中抗日，首戰就在巢縣蔣家河口伏擊日軍一個小隊，斃敵二十余人，自身無一傷亡。這是新四軍建軍后的第一仗。

蔣家河口戰斗的電報傳到武漢時，新四軍軍長葉挺正在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匯報工作。他把電報遞給在場的一位軍政部官員，說了一句話：“這是我們的第一槍，打得很漂亮。”后來葉挺又專門給四支隊發了賀電。那一年高敬亭三十一歲，正處在軍事生涯的巔峰。

但巔峰下面埋著裂縫。裂縫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在多年的殘酷斗爭中被反復撕開的。

鄂豫皖蘇區在張國燾主導時期，肅反擴大化極其嚴重。白雀園大肅反中，大批紅軍指戰員被以“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莫須有的罪名處決。這種風氣不會因為張國燾離開就自動消失，它已經滲透到了根據地的政治生態里。高敬亭在主力走后獨掌大權，在極端孤立無援的環境下，他把對敵人的高度警惕和對內部“不穩因素”的防范混在了一起，延續了肅反的慣性。

被他親手批準處決的人，名單很長。紅七十五師師長姚家芳、中共皖西北道委書記吳保才、紅八十二師政委江求順、鄂豫邊區書記羅作凡……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響當當的地方紅軍領袖，都倒在了“內部清洗”中。他的警衛員張明德因為私下議論了幾句，被打成“反革命”處決。紅八十二師師長林維先被他以“第三黨”的罪名逮捕，差點槍斃，只是因為林維先在部隊中人緣極好、戰功卓著，加上當時恰好有敵情需要用人，才僥幸保住一命。林維先后來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活了八十多歲，算是幸運的。姚家芳們沒有這個運氣。

這種做法不是高敬亭的個人發明，是整個鄂豫皖肅反機器的產物。但高敬亭確實把這臺機器開到了最大功率。他在大別山維持部隊統一的辦法，某種程度上是靠恐怖來維系的：任何人一旦被懷疑“有問題”，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這一方面確實在短期內防止了部隊在重壓下潰散，另一方面也積累了大量積怨和恐懼。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心里對他的恐懼多于尊敬。

1938年四支隊東進后，組織上派鄭位三來擔任副支隊長。鄭位三是鄂豫皖的老資格，曾經是高敬亭的上級，在黨內有較高威信。派他來，中央的想法是加強四支隊的政治工作，幫助高敬亭更好地理解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但高敬亭不這么看。他習慣了大別山時期那種“一個人說了算”的模式，一個老上級被派到自己身邊，在他眼里不是幫助，是掣肘，甚至是奪權的前兆。

鄭位三到任后，按照組織原則對四支隊過去肅反擴大化的問題提出了批評。高敬亭的反應是直接對抗——他向中央打報告，要求換人，點名要戴季英來接替鄭位三。中央為了顧全大局、推動四支隊盡快東進，最終同意了這個人事調整。

戴季英是什么人？他在鄂豫皖肅反中的角色比高敬亭更早、更系統。派一個肅反老手來跟另一個肅反老手搭檔，中央的算盤可能是“以毒攻毒”，讓兩個熟悉鄂豫皖情況的人能互相理解、協同工作。但結果是兩個人迅速鬧翻。矛盾集中在要不要東進的問題上。

徐州失守后，皖東出現了大片的敵后真空地帶。中央和軍部多次電令四支隊迅速向皖東挺進，到敵人后方去建立根據地。高敬亭遲遲不動。他更愿意留在他熟悉的大別山腹地，以舒城、廬江一帶為依托，向皖中發展。在他看來，大別山地形復雜、群眾基礎好，是打游擊的絕佳地帶；皖東一馬平川，人生地不熟，貿然進去風險太大。

這個判斷在軍事上有它的道理，但它和中央的全局戰略產生了根本沖突。在當時的戰略棋盤上，皖東是連接華北八路軍和華中新四軍的關鍵樞紐，誰占住了皖東，誰就在華中有了立足之地。高敬亭的小算盤和中央的大算盤，碰在了一起，碎的必然是小的一方。

1939年1月起，項英、周子昆等新四軍領導人多次致電中央和高敬亭本人，措辭一次比一次嚴厲。3月14日的電報里用了“態度極差”四個字。在戰時軍政系統中，這四個字的分量不輕。

1939年4月，葉挺親自率鄧子恢、賴傳珠等人渡過長江，到達皖中，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意在就地解決四支隊的問題。5月10日，葉挺在四支隊干部大會上講話，要求部隊堅決執行東進命令。會后高敬亭作了表態，部隊開始向東開拔。但葉挺離開后，高敬亭又下令部隊停下來。

這個“前腳走后腳停”的動作，在軍事紀律里是極其嚴重的抗命行為。更致命的是，就在此后不久，四支隊第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帶著兩名警衛班戰士叛逃投敵。一個主力團的正團級軍事主官和政委同時叛變，即便在今天任何一支軍隊里，都是足以震動整個指揮體系的重大事件。

軍部和江北指揮部對楊、曹叛逃事件的性質認定是：四支隊內部政治工作已經嚴重削弱，高敬亭作為支隊司令對部下失控，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更進一步的懷疑是，高敬亭是否事先知情？是否默許甚至縱容？這個懷疑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但在當時的緊張氛圍下，它足以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9年6月4日，江北指揮部在肥東青龍場將高敬亭扣押。隨后幾天里，連續召開了批判大會。鄧子恢主持了最后一天的會議，并代表組織宣布了處理決定。決定的具體內容和上報審批的過程，后來在檔案里有詳細記錄。中央的復電由毛澤東簽署，內容是：將高敬亭押送延安處理，以教育為主。這份電報在6月24日當天發到了新四軍軍部。

但槍聲已經在電報到達之前響了。執行槍決的命令是由江北指揮部下達的，葉挺的警衛班負責行刑。

處決現場在青龍場附近的一片樹林里。處決之后，遺體就地掩埋，沒有立碑，沒有標記。大別山三年的游擊英雄、新四軍最能打的支隊司令，就這樣消失在一抔黃土下。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說了三個字：不該殺。后來又補充說：中央發電叫不殺，他們不聽，還是殺了。這兩句話在多個不同來源的回憶錄中都有記載，包括當時在延安的周駿鳴后來的追憶，以及建國后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的記錄。

“不該殺”三個字，從最高領導人口中說出來，是對這起事件的一個定性。但它畢竟是事后說的。子彈已經打出去了。

此后三十八年，高敬亭的名字在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的戰史中被盡量淡化處理。四支隊后來被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但關于第一任支隊長的記載極其有限。四支隊的老人們私下里會提到他，但在公開場合很少有人主動談論。

1975年，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為父親平反。此時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但他仍讓秘書把信讀給自己聽，并作出批示，要求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此案。這個批示在總政壓了一段時間，主要原因是案情復雜、年代久遠、當事人大多已不在世或身居高位不便發聲。直到1977年4月，在多方面推動下，平反通知才正式下發。

這份通知的關鍵措辭在今天看來是經過了反復權衡的：“參加革命后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斗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可以教育，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有功，有嚴重錯誤，處死是錯誤的——三個判斷，把一個人分成了三段。

關于責任歸屬，通知沒有明確點出具體人名。葉挺1946年飛機失事遇難，項英1941年皖南事變中犧牲，當年參與決策的幾位核心人物都已不在人世，這個責任的追問似乎已經失去了對象。但在處理高案的歷史人物中，有一個人在晚年做了坦率的表態。鄧子恢在他本人的傳記中明確表示，自己在高敬亭案件的處理上“是有責任的”。他是當年公審大會的主持者，也是最后處理決定的宣布者。這個表態在1980年代做出時，鄧子恢已經去世多年，這句話是通過《鄧子恢傳》的出版公之于眾的。

沒有推諉，沒有把責任推給“歷史條件”或“集體決策”，而是直接說：我是有責任的。這句話在整件事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后說出來，份量很重。

高敬亭的故事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后續。他死后，他的妻子史玉清被關押了數月后釋放，帶著年幼的女兒高鳳英在民間艱難求生。他們的兒子高厚良在父親死時才幾個月大，后來被一戶農家收養，建國后才與生母相認。高鳳英為了父親的平反奔走多年，從一位年輕女性等到年過半百，等到那紙紅頭文件終于落地時，她的人生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了。

回到1939年6月24日那個早晨。大別山的樹林里，高敬亭面對槍口時在想什么，沒有人知道。他沒有留下遺書，也沒有留下遺言。但有一些間接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在最后日子的心理狀態。在被扣押期間，他寫過一份檢討，承認自己在組織紀律方面犯了錯誤，請求組織給一個改過的機會。這份檢討寫得很懇切，不像是一個頑固不化的人的手筆。如果他真的等到了那封“押送延安、教育為主”的電報，他在延安會怎樣？會不會在整風運動中再次被翻出舊賬？還是會像其他一些犯過嚴重錯誤但最終被挽救的干部一樣，在后來的戰爭中用自己的軍事才能將功補過？這個“如果”已經被那幾顆子彈永遠封死了。

1977年平反之后，高敬亭的遺骨被遷葬到了合肥大蜀山烈士陵園。墓碑上刻著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每年清明，會有人來獻花。來獻花的人大多數和他沒有血緣關系，有的是四支隊老兵的后代，有的是研究新四軍歷史的學者，也有純粹是因為聽說過他的故事而想來祭拜的普通人。他們面對這座墓碑時，心里想的是什么，各有各的答案。但有一個事實是確定的——如果沒有高敬亭在大別山那三年的硬扛，鄂豫皖這片土地上可能就不會有后來那么多的人和事。他的槍殺了自己人，也殺了敵人，最后他自己人也開了槍。這一連串的槍聲，是那個年代最沉痛的遺產。它提示后人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當制度缺席、恐懼彌漫時，即使是革命者，也會對自己的同志扣動扳機。理解這一點，比追究責任更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