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幫我們更好地理解香港

Annm

香港文化學者阿克巴·阿巴斯（馬文彬）前幾天在北京去世了，享年84歲。

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1942—2026）

阿巴斯出生于香港堅尼地城，家庭有印度、馬來和中國血統。他的母親是在香港出生的印度裔，外貌上比他更接近南亞面孔。他本人的名字和面容并不匹配，他自己也清楚這一點，曾說自己是一個活的寓言，不屬于任何地方，同時處于內部和外部。

他在堅尼地城長大，主要講英語，但對西環的街市和鄰里關系有一種小鎮式的熟悉感。2014年港鐵西港島線通車之前，堅尼地城還保持著某種前現代的社區紋理，阿巴斯對此有真切的感知。

他在香港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學位，此后長期留在港大，最終擔任比較文學系主任和全球化與文化研究中心聯席主任。2006年，他轉往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任比較文學教授，后成為榮休教授。但他不斷返回香港和亞洲，在大館等場所講座，在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發表演講。他的妻子是中國作家和爵士歌手劉索拉。阿巴斯晚年常住北京，最終也在北京離世。

阿巴斯的學術生涯橫跨多個領域，在許多英語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參加過威尼斯、悉尼、莫斯科雙年展的演講。2008年，他在安德烈亞斯·胡伊森主編的城市研究文集中發表了關于上海"偽造全球化"的重要論文，將仿冒品視為一種人類學對象，探討中國特定語境下全球化與在地性之間的扭曲關系。

2017年，他在嶺南大學以「Posthumous Socialism」為題發表演講，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并非簡單地死去然后被資本主義取代，而是以一種Posthumous狀態繼續存活，社會主義的過去與資本主義的當下共存于同一個時空框架之中。這些研究看似分散，實際上都圍繞著一個核心關切，也就是在全球化和政治轉型的壓力下，文化如何應對自身的消失。

1997年出版的《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是阿巴斯最重要的著作，涵蓋電影、建筑、攝影、文學四個領域，但它的雄心遠遠超出了文化批評的常規范疇。阿巴斯試圖通過香港這個極端案例，回答一個更普遍的理論問題：當一個地方的身份認同建立在即將消失的前提之上，文化將呈現怎樣的形態？

這本書提出了幾個相互關聯的概念。第一個是逆向幻覺，指的是明明存在的事物卻被視而不見。阿巴斯認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的漫長殖民時期，香港人對自身文化采取的就是這種態度。香港有文化，但沒有人去看它，或者說看見的只是荒漠。第二個概念是消失的文化，指一種以自身即將消失為前提才得以浮現的文化形態。1984年之后，特別是進入1990年代，香港人終于開始急切地尋找本地身份，但這種尋找本身帶有挽歌式的緊迫感，文化的出現恰恰以其消失的臨近為條件。第三個概念是「déjà disparu」，可以理解為已然消逝感，獨特和新鮮的東西總是已經失去了的感覺，手中留下的只有陳詞濫調或從未真正擁有過的記憶碎片。

這三個概念使阿巴斯區別于同時期研究香港文化的其他學者。許多研究者習慣于使用東西交匯、中西混雜之類的二元框架來理解香港，阿巴斯認為這種框架本身就是逆向幻覺的癥狀，它用一套簡便的分類法取消了香港經驗的特殊性。他提出香港與其說是一個地方，不如說是一個過境空間，居民自認為是過客和移民，始終在從中國前往別處的路上，無論他們實際停留了多久。這種過客意識極其頑固，即便在經驗事實層面完全站不住腳。

2018年11月3日，成都方所，圓桌對談「轉變歷史性算法的當代實踐：藝術作為智能系統」現場。劉索拉（左一）、劉丹、汪建偉與主持人阿克巴·阿巴斯（右一）同臺

阿巴斯還提出了「連字符化」的概念，認為香港是一種連字符狀態，它的存在依附于其他政治實體。在1997年前后，他把這視為香港的特殊處境，但到了晚年他修正了看法，認為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所有民族國家都在經歷某種程度的連字符化。

在阿巴斯的理論框架中，電影占據了很關鍵的位置。《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七章中有兩章直接討論電影，分別是「新香港電影與déjà disparu」，以及專門論述王家衛的章節。

阿巴斯對香港新浪潮電影的理解，與主流電影研究存在根本分歧。多數影評人和學者將香港新浪潮視為一場風格運動，強調它的技術革新和作者意識的覺醒，關注導演個體的藝術成就。阿巴斯則不然，他將這批電影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政治和文化框架中來閱讀。

他注意到兩個關鍵時間節點。1979年前后，一批在海外電影學校受訓、與中國大陸和臺灣沒有直接淵源的香港本土導演開始拍片，許鞍華、徐克、方育平等人在本地電視臺歷練之后進入電影工業。第二個節點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后，香港電影的內在氣質發生了深刻變化。

阿巴斯認為，許多類型各異的商業影片，盡管表面上不涉及政治議題，實際上都可以被讀解為對消失空間的回應。他特別指出大量黑幫片可以被理解為1997的寓言，但他并不主張一種簡單的對號入座式寓言解讀，他認為這些影片同時作為消失的文化空間的產物和分析工具在運作。

1995年的阿巴斯（左三）

阿巴斯對許鞍華、關錦鵬、王家衛的關注，反映了他獨特的學術趣味。他不太重視吳宇森和成龍這類已經被國際市場消化的香港電影人。在他看來，吳宇森的暴力美學和成龍的身體喜劇雖然是香港電影的標志性元素，但它們更多地服務于一種可以被全球觀眾即刻消費的景觀邏輯，而許鞍華和關錦鵬的電影中存在更為復雜的時間感和歷史意識。

許鞍華從早期的越南難民題材到后來對香港日據時期的回溯，始終在處理漂泊與歸屬的張力。關錦鵬則在性別和欲望的層面展開了另一種消失政治學，他對舊上海的回望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即將消失的香港的間接表達。

但阿巴斯投入最多筆墨的還是王家衛。

《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專門辟出一章以王家衛為專論對象，這在當時的英語學術界是少見的待遇。阿巴斯認為王家衛的電影之所以能在國際上引發共鳴，是因為它們呈現了一種錯位的在地性。

《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

在《重慶森林》中，本地空間帶有一種脫臼的質感，正是這種脫臼使得全球各地的觀眾能夠在其中辨認出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些感受。換言之，王家衛的香港不是一張旅游明信片，它更像是一種可以在任何大都市里引發回響的情感地理。

阿巴斯對王家衛視覺風格的分析同樣值得注意。他將王家衛電影中標志性的模糊影像、手持攝影和抽格處理，與逆向幻覺的概念聯系在一起，認為這種模糊恰恰是看不見眼前之物的視覺化表達。王家衛電影中反復出現的失約、錯過、期限、罐頭上的到期日，被阿巴斯理解為消失政治學在情感領域的投射，時間在這些影片始終處于即將耗盡的狀態。

阿巴斯對香港電影的解讀，與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路徑存在微妙但關鍵的差異。1990年代的英語世界對香港電影的興趣主要由兩條線索驅動：一條是動作片和武俠片研究，以大衛·波德維爾等人的形式分析為代表，另一條是后殖民理論框架下的文化研究，將香港電影視為第三世界反抗敘事的一部分。

《重慶森林》

阿巴斯兩者都不完全認同。他拒絕那種把香港電影簡單納入后殖民反抗框架的做法，因為香港的殖民經驗本身就是反常的。香港從殖民地位中獲益，在經濟上反超了宗主國英國，形成了一種史無前例的后殖民形態。用標準的后殖民理論去套用香港，只會再次制造一種逆向幻覺。

阿巴斯的方法更接近本雅明式的文化批評。瓦爾特·本雅明是他公開承認的學術英雄，本雅明關于歷史廢墟、靈韻消散和辯證意象的思考貫穿了阿巴斯的寫作。但他對本雅明的運用并不教條，他將這些理論資源放置在香港的具體經驗中加以改造。

有批評者指出他過多引用西方理論經典，認為一個研究亞洲文化的學者理應更多參照亞洲思想傳統。阿巴斯對此不以為然，他說自己是一個用英語寫作、生活在香港、處理香港文化的人，而本雅明的洞察力不受國籍的限制。

他同時提到錢鍾書的《圍城》，認為錢鍾書的世界主義氣質超過許多歐洲作家，亞洲知識傳統中并不缺少能夠與歐洲理論對話的資源。這種立場本身就是他的連字符狀態的體現，不屬于任何單一的知識譜系，在不同的思想傳統之間穿行。

除了主編香港大學出版社的「新香港電影」叢書，阿巴斯在2000年代之后也持續關注電影與城市空間的關系。他2004年在柏林世界文化宮發表的論文《通過電影為城市取景》，探討了電影如何不只是再現城市，更參與了城市空間的建構和改寫。這一思路延續了他在香港電影研究中的核心關切，影像不是現實的鏡子，它是現實得以被感知和組織的方式。

在全球化加速的語境下，大都市的空間越來越被符號和圖像所飽和，記憶和歷史被削平，在場感被抽空。電影在這種條件下的功能已經不只是紀錄或反映，更重要的是在消失發生的同時，去捕捉消失的過程本身。

阿巴斯的學術遺產需要放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來衡量。曾經，他的消失政治學似乎帶有某種末日預言的色彩，許多人期待著這些概念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解釋力，但事實恰恰相反。

他的影響超出了香港研究的范圍。「消失的文化」和「déjà disparu」這兩個概念被后續學者應用于從柏林到貝魯特的多種城市語境中。他關于媒體飽和如何改變空間經驗的論述，對后來的數字文化研究具有先導意義。他對偽造和仿冒的文化分析，為理解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創造性模仿，提供了一條不依賴道德判斷的思路。

他是極少數能夠在城市研究、電影理論、后殖民批評、當代藝術評論之間切換的學者，他并不是依靠某種統一的方法論來連接這些領域，而憑借的是一種對文化臨界狀態的持續敏感。

阿巴斯生前最后的計劃是出版一本論文集，暫定名為《Posthumous Socialism》，涵蓋當代中國的電影、藝術、建筑和城市主義。書還沒出，但那些手寫的紙頁還在。他說過，思考不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模式，它就是一個人與世界發生關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