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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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宋春丹 統戰新語）

有人認為茅盾是“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也有人感慨他的人生始終是“矛盾”的。

2026年7月4日，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長，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茅盾130周年誕辰。

中國茅盾研究會原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李岫研究茅盾已有幾十年。雖然“魯郭茅巴老曹”為人們耳熟能詳，但李岫至今依然認為，茅盾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李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茅盾是個偉大的作家，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是十分豐厚的。他的一生與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史、中共黨史都太過密切，其復雜性也正在于此。有人認為茅盾是“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也有人感慨他的人生始終是“矛盾”的。讓李岫感觸最深的是，茅盾始終能精準感知時代的脈搏，在作品中深刻反映現實，同時又與現實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通透而清醒，是一位冷峻的現實主義者。

1980年，攝影家吳印咸為茅盾拍攝的特寫。資料照片

“矛盾”

茅盾的兒子韋韜在《父親茅盾的晚年》中曾回憶，父親的一生基本是順利的，只有兩次思想上大的波動和消沉。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第二次是1970年前后。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0年經李漢俊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最早期的黨員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茅盾受到通緝，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以后再也沒能接續上關系。這成為他一生的陰影。

那段時間他隱居在上海家中，足不出戶。他后來回憶，他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愿意隨聲附和，但這有個“副作用”，就是當形勢突變時，他往往停下來思考，而不像一些人那樣緊緊跟上。

既然是隱居，自然不能出去找工作，馬上面臨一個如何維持生活的實際問題，他只好重新拿起筆來，賣文為生。過去大半年的驚濤駭浪在他腦中發酵，他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小說《幻滅》。原來的筆名都不能用了，他隨手取了個新的筆名“矛盾”。

對于為什么會取這樣一個名字，他后來解釋，“矛盾”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語，他在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暴中看到了各種矛盾，有兩個陣營之間的，有革命陣營內部的，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個大時代中的矛盾，當然更有他自己思想、生活上的矛盾。他不知道為什么有人卻看不到這種種矛盾，總是自以為是。出于諷刺別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積習，他就取了這樣一個筆名。

稿子交給《小說月報》編輯葉圣陶后，葉圣陶大贊寫得好，但提出，這個筆名一看就是假名，很可能會引來國民黨方面查問，建議將“矛”改為“茅”。他同意了。

1927年9月，中篇小說《幻滅》分兩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1928年，茅盾又發表了《動搖》和《追求》（后結集為《蝕》三部曲）。

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稱，1928年茅盾憑借《蝕》三部曲已“穩坐現代小說家第一把交椅”。在夏志清看來，茅盾對大革命失敗的描寫是比較客觀的，也正因此被批評者戴上了“小資產階級頹廢悲觀主義發言人”的帽子。

茅盾曾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坦承，自己素來不善于痛哭流涕、劍拔弩張的那一套志士氣概，所以只能將自己的幻滅、悲觀、消沉等情緒都老實地表現在這三篇小說里。他相信，“標語口號文學”并不能真正走進群眾中去，新文藝應該觸及更廣大的讀者群，應該替小資產階級的市民發聲。

1931年10月，茅盾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子夜》。1933年初，《子夜》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三個月內再版四次，為茅盾帶來了巨大的聲譽。瞿秋白稱《子夜》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魯迅稱贊《子夜》是當時其他作品所“不能及的”。

李岫說，在《子夜》的七十多個人物中，有資本家、空談的大學教授、吃利息的詩人、封建余孽、反動軍官、交易所經紀人、投機家、交際花……茅盾能夠駕馭這么多社會層面、精妙地處理如此復雜多元的人物形象和關系，看問題廣闊而尖銳，這樣的功力是很罕見的。

不久，茅盾又發表了《林家鋪子》以及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文學創作達到巔峰狀態，也奠定了左翼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主流地位。

夏志清認為，從《子夜》后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茅盾的“野心”：要對中國社會來一個全盤的檢討。在他看來，茅盾這時期的作品雖不如《蝕》三部曲的藝術價值高，但與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遜色，茅盾堪稱“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共產作家”。

1945年6月24日，重慶各界七八百人大集會，慶祝茅盾五十大壽和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會主席沈鈞儒致辭稱：“茅盾先生能抓住時代，是文化戰士，現在什么問題都脫離不了時代。” 柳亞子則在祝詞中說：“作為文藝家，要的是政治認識，‘有所為’是對政治的認識；‘有所不為’就是對政治的操守。沒有操守，思想就反動落后，對民族無一點好處。茅盾先生就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作家。”

茅盾與周揚（左）、郭沫若（右）資料照片

“茅公的贊譽”

新中國成立時，茅盾原本希望能在杭州西湖邊清靜處置一住宅，以便安心寫作，但周恩來動員他出任文化部長。他婉言推辭，說自己不會做官。

毛澤東親自出面，找茅盾談話。他說，文化部長這把交椅是很多人想坐的，只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茅盾說：“何不請郭老擔任？”毛澤東說，郭沫若擔任是可以的，但他已經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不適宜兼職更多了。他還說，聽說你不愿做官，這好解決，你可以掛個名，我們給你配備個得力的助手，實際工作由他去做。

此后，茅盾走馬上任文化部長，周揚任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

作為新中國文化部長和代表性民主人士，對外文化交流成為茅盾的一項重要工作。1950年，他當選為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第二年當選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對外交流工作的任務更重了。從1951年10月出席第二屆世界和平理事會開始，至1962年7月去莫斯科參加爭取裁軍與和平世界大會，他出國開會和訪問達16次以上。有時剛回國，又要整理行裝出發了。

茅盾還長期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是《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由于公務纏身，他無暇創作，這使他感到很苦惱。

1955年，他致信周恩來，申請創作假。他說，自己這個脫離藝術實踐的人開會時卻要鼓勵人家去從事藝術實踐，“精神上實在既慚愧又痛苦”。周恩來批了。但三個月的創作假倏忽而過，他僅僅寫了個小說大綱。在一次青年業余作者大會上他感慨，自己是文藝戰線上掉隊的老兵。

他只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寫評論文章上。中國茅盾研究會原會長葉子銘曾說，茅盾在精力、時間和心理陰影及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下，寫不出作品，也不愿寫那些自己并不滿意的作品，所以他寄希望于年輕一代，自己則甘愿做個培花人和擂鼓助陣者。

1976年7月4日，茅盾八十壽辰，與家人在所住小院內合影。圖/《父親茅盾的晚年》

1957年下半年，茹志鵑的短篇小說《百合花》因被認為調子比較低沉甚至感情“陰暗”，多次遭遇退稿，最終在陜西的《延河》月刊登出。茅盾讀到后，在評論中贊其“清新、俊逸”，稱之為自己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最滿意也最感動的一篇。很快，《人民文學》轉載了《百合花》，這篇小說由此備受矚目。茹志鵑后來回憶，茅盾的鼓勵在她的創作乃至人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用“巨大”二字太一般了，應該說是轉折的、奠基性的。

1958年，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出版，產生了轟動性影響，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有讀者批評它宣揚了“小資產階級感情”。最后，茅盾發表《怎樣評價〈青春之歌〉》，稱其為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為這場討論一錘定音。很快，《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風行一時。

從1949年到1964年，茅盾在國內發表了160多篇評論文章，集合成7本評論小冊子。作為文學界的權威，他的這些評論文章影響極大，許多青年作者都以獲得“茅公的贊譽”為榮耀。但是當政治運動的風暴到來時，這些都成為茅盾的“罪狀”。他撰寫評論、扶持青年作者的行為被稱為“廣泛占領文學陣地、左右文學創作傾向、與黨爭奪青年作家”。

1964年7月，茅盾寫完《讀〈 冰消春暖〉》后就謝絕一切約稿，封筆了。從此，“茅盾”這個署名從文壇上消失了12年。

“走過的道路”

1965年元旦，茅盾的兒子韋韜帶著妻子陳小曼和兩個孩子去父親家過新年。母親孔德沚悄悄告訴韋韜：“你知道嗎？不讓你爸爸當文化部長了！”

過了幾天，報紙上公布了消息。茅盾不再擔任文化部長，轉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文革”開始后，茅盾深居簡出，足不出戶，但他在注意地觀察著。韋韜回憶，幾十年的文學生涯，使父親養成了冷靜、敏銳地觀察社會的習慣。

1969年國慶節，他沒有像往年一樣，接到去天安門城樓參加慶典的通知。從此，他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警衛員撤走了，專車取消了，每天兩大本的《參考資料》也停送了。妻子擔心哪天會沖進一伙人把他帶走，他說，自己一直沒被公開點名，不會的，你就放心吧。

這樣的“靠邊站”的日子，他過了三年多。直到1973年11月12日，他應邀參加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的孫中山誕辰107周年紀念儀式，才再次公開露面。他的心情是振奮的，但依然保持著冷靜觀察。他從各種情況判斷，政治氣候還會反復。

多年養成的謹言慎行的習慣，使他采取了自我保護的措施。韋韜回憶，父親通過給親友們的信對外“宣傳”自己的病，造成了“茅公體衰多病，避不見客”的小道新聞。其實，他的身體雖然不好，但并未嚴重到不能見客的程度。他的頭暈、腿軟、手抖，多半與安眠藥吃得太多有關。他閉門謝客，為的是悄悄在家寫他的《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篇。

同時，他還通過口述錄音的形式，在準備自己的回憶錄。從1975年底到1976年底，他先后在家中錄制了二十多盤磁帶。

1976年7月4日，家人們不事張揚地為茅盾慶祝了八十大壽。他感慨萬端，提筆寫下了一首五言古詩《八十自述》，詩中寫道：“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俯仰愧平生，虛名不副實。”

三個月后，“文革”結束，茅盾重新活躍于文壇。1978年，他當選為中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協主席。他像五四時期參與領導推動新文化運動一樣，此時又參與領導了文壇的復蘇。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3000多人出席，成為改革開放后文藝界的第一次盛會。茅盾主持了開幕式，并致開幕辭。

在這次大會前，他致信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建議會議代表可以采取選舉的辦法，同時輔之以特邀代表，以不漏掉一個老作家、老藝術家和老藝人。他還建議，盡快為一些受到冤屈的文藝界人士落實政策。林默涵很快回信說，胡耀邦很重視他的建議，準備加快落實政策的步伐。不久，全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在京召開。

1980年秋，茅盾回憶錄的上冊定稿了。他將回憶錄定名為《我走過的道路》，并在序言中如此解釋：“此道路的起點是我的幼年，其終點則為1948年冬我從香港到大連。”他還寫道，自己幼年秉承慈訓，謹言慎行，這養成了他一生的習慣，至今未敢怠忽。

據茅盾之子韋韜回憶，茅盾性格內向，從不輕易流露感情，對母親陳愛珠的敬愛卻溢于言表，是出了名的孝子。茅盾的家鄉在浙江烏鎮，父親早逝，母親知書達理，不顧眾人反對，堅持送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倆接受高等教育，也支持他們雙雙走上革命道路。

但遺憾的是，茅盾并沒能按計劃完成自己的回憶錄，只寫到1934年就被迫擱筆了。1981年2月20日，他低燒不退，住進北京醫院。

在醫院的最后日子里，他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回憶錄。昏迷時，他常常一手摸索著上衣口袋，嘴里喃喃著：“鋼筆，鋼筆呢？”有時嘴里還反復念叨著幾個數字。這是他的寫作計劃：四月出院，五、六、七、八、九這幾個月突擊完成回憶錄。

病情時好時壞，他自感來日無多。3月14日，他在病床上向韋韜口授了兩封信。一封致胡耀邦暨中共中央，請求在他死后追認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致中國作協書記處，提出將自己的稿費25萬元捐獻給作協，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

3月27日清晨5時55分，茅盾走完了85年的人生。幾天后，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1982年，茅盾文學獎首次頒獎，此后每四年一次，至今已歷11屆，成為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榮譽。

茅盾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的中冊和下冊，后來由他的家人根據口述錄音整理出版。

1983年，中國茅盾研究學會（后更名為中國茅盾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李岫擔任學會秘書，是最早的成員之一。

出乎李岫意料的是，她在搜集整理資料時發現，茅盾的作品已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流通多國，早就為世界各國的學術界、文學界所注意。而國內經過多年封閉對此并不了解，對茅盾的研究也不如國外廣泛和深入。為了把這些國家的材料介紹給國內，她請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的翻譯家們幫忙，從搜集到的國外茅盾研究論文及資料里精選了近50萬字，出版了《茅盾研究在國外》一書。

李岫的家就在北京五四大街上，距離茅盾故居后圓恩寺胡同13號不遠。而今在茅盾故居里，原貌陳列著他生前用的書桌、臺燈、眼鏡、毛筆等物品，衣帽架上掛著他常穿的灰呢大衣，書柜中放著藏書，桌上攤著他未寫完的稿紙，臺歷停留在他最后一次離家去醫院前一天親手翻到的最后一頁——1981年2月19日。

李岫覺得，五四大街的時代浪潮塑造了茅盾一生的道路和視野。他用文學改造社會的核心思想，民主、科學、面向世界的底色，仍值得研讀和思考。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微信公眾號 原標題：副國級小說家，一生“矛盾” 本文參考了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鐘桂松《茅盾傳》，陳徒手《矛盾中的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