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多場合悼念格雷厄姆仍不忘自夸，心理學家：純自戀

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是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親密盟友，于上周六晚去世，享年71歲。特朗普周日在社交平臺上發起悼念，稱格雷厄姆是“我所認識的最偉大的人物和參議員之一”，并形容他是“真正的美國愛國者”。但沒過多久，焦點又轉回到了特朗普身上。

在《與媒體見面》節目中，特朗普從對他鐘愛的政策議題意味著什么的角度回顧了格雷厄姆的死：“這對《拯救美國法案》是一個重大打擊，我跟你說。”他說。而當《福克斯與朋友們》的主持人試圖引導特朗普發表悼詞時，總統卻轉而大談《拯救美國法案》以及據稱被操縱的加州選舉。

不過，他的思緒并非全圍繞著《拯救美國法案》。格雷厄姆去世后的幾天里，特朗普還回憶了他生前在各方面擊敗這位已故參議員的往事。

“他當時完全反對我。我的意思是，他在跟我對抗，”他在談到格雷厄姆在2016年共和黨總統初選中的反對和競選威脅時告訴福克斯新聞。“我在民調中遙遙領先，”特朗普說，“他說‘我會在南卡羅來納州搞定你！’結果并不太妙，我拿這事開玩笑。真是不可思議。”

據特朗普說，競選總統并不是格雷厄姆唯一不擅長的事。盡管這位參議員是“一個好人”，但他的高爾夫球技實在乏善可陳。“他喜歡打高爾夫，”特朗普告訴福克斯新聞，“他并不是一個出色的擊球手……他不是杰克·尼克勞斯……他不是老虎伍茲。但他熱愛這項運動，而且玩得很開心。”

“在這些片段中，特朗普似乎反復將格雷厄姆的死轉化為特朗普自身政治重要性的證據：他對格雷厄姆的勝利、格雷厄姆對他的忠誠，以及格雷厄姆的死對特朗普立法議程的影響，”他繼續說道。

從心理學角度講，這種行為就是專家所稱的“自我中心框架”或“自我參照加工”：利用他人的悲劇將注意力重新引向自己。馬爾金說，特朗普還在“工具化悲傷”，把損失當作推進其政治信息的載體。

舊金山心理學家阿維蓋爾·萊夫解釋說，其核心在于，那些陷入自我中心框架的人——通常符合自戀臨床診斷標準——將他人視為自我的延伸，而非獨立的個體。

“在心理學術語中，他人充當著‘自體客體’，”她告訴赫芬頓郵報，“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映照自戀者，支撐他們的自尊，為自我服務。”

自戀者不會將他人視為擁有自己內心世界的完整、獨立的個體。相反，自戀者與他人建立關系是將其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將其本身視為目的。

“這就是為什么，當親近的人去世時，自戀者只能通過一個透鏡來理解，即這對‘我’有何影響，”萊夫告訴赫芬頓郵報，“這對我是好是壞？這是因為我的緣故嗎？這讓我更強大還是更弱小？這對我更有利還是更不利？”萊夫解釋說，這背后存在“共情缺失”。“死者幾乎作為一個‘人’而消失，變成了自戀者自身體驗的背景板。”

具有這種行為模式的人為何可能在面對死亡或悲傷時格外掙扎：

還有另一層面：像這樣的死亡也會迫使具有這種行為模式的人面對自己的死亡。萊夫說，他們依賴于夸大感，視自己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幾乎是永生的。

“全能感是一種絕對力量和控制力的幻想，一種他們可以控制結果、控制他人、扭曲現實以滿足自己意愿的感覺，”她說，“死亡直擊這一幻想，因為死亡是唯一一件無人能控制、無人能智勝的事情。這是對全能感和全知感的直接攻擊。”

萊夫說，這種反應有個名稱：“自戀性損傷”，當輕微的批評、界限或感知到的冒犯威脅到一個人脆弱而自大的自我形象時，就會引發不成比例的情緒反應。

紐約和佛羅里達州的心理治療師、專門研究自戀者成年子女的阿米·B·卡普蘭表示，注意力的轉移可能是引發具有這種行為模式的人的另一觸發因素。“他們以‘當周圍其他人成為積極關注的焦點時會感到困難’而聞名，”她說，“這會在無意識中被視為一種對他們的輕視。”

卡普蘭將其比作年幼的孩子在兄弟姐妹的生日時感到不快和憤怒，因為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或者自戀的父母在孩子的婚禮、畢業典禮或生日上做出異常舉動。“我聽說過有自戀的父母穿著學士服出現在孩子的大學畢業典禮上，”卡普蘭說。

馬爾金說，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判斷公開悼念——無論是總統的發言還是你關注的人的帖子——是否真正在致敬逝者，還是以發帖者為中心。“聽完之后，我們是更了解逝者，還是更了解發言者？”他說，“健康的哀悼既為逝者的關系留出空間，也為逝者作為獨立人的存在留出空間。”

人們通常通過首先評估這一震驚消息對自己生活意味著什么來處理它。馬爾金說，這種最初的自我關注是人之常情。“對大多數人來說，共情幫助我們超越這第一反應，將注意力重新轉向逝者及其親人，”這位心理學家說。

自戀式的哀悼“傾向于抹殺這種區別：逝者的價值主要變成了他們為幸存者提供了什么、代表了什么或反饋了什么，”馬爾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