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事】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時，展出在南昌寫給汪東興的部分信件

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有這么一句：“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后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后，他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后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p>

鄧小平下臺后，有什么要求就寫信給汪東興，這是主席的安排。

1970年2月9日，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寫道：“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

“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使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

“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說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p>

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

1961年2月，鄧小平、卓琳和家人在云南春節

1970年9月，鄧小平接到通知，說組織上認為鄧樸方病情有所好轉，決定出院，由一護理人員送來南昌同他們一塊兒生活。

于是，1970年10月17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我們現在是三個老人，我的繼母七十幾歲了，我67歲了。卓琳雖只有55歲，病很多，身體還不如我們，高血壓較嚴重(最近低壓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壓180)，心臟病也在發展。我們是沒有能力照顧他(樸方)的。

“更嚴重的是，我們深切地期望，鄧樸方能夠治好。現在病情既有好轉，如可繼續治療下去，必能漸見大效。所以，我們懇切地希望他能在現在的醫院里繼續治療下去。

“以我們現在的條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幫助，要求黨的幫助?！?/p>

幾個月后，鄧樸方從三〇一醫院出院、進了北京社會救濟院。得知此消息后，1971年2月3日，鄧小平再次給汪東興寫信：“我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治療?，F在既然無法繼續治療，清河療養院的條件又是如此，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

“當然，把他接回來，我們三個老人在護理上是有困難的，因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幫助搬動的。如果組織上能批準我們，有一個人幫助我們買買東西，做些雜務，同時護理一下鄧樸方，那我們是非常感激的。

“如果組織上認為這個要求不合理，那我們夫婦也愿意自己照料鄧樸方，因為這是我們不應回避的事情。不管領導上是否批準有一人幫助我們，我們決心請求組織上照上次的決定，派人把鄧樸方送來南昌，懇請領導批準。

“如果領導上批準，請早點告訴我們，以便我們好作準備，免得臨時倉促。靜候你的指示。”

鄧小平家庭照

1971年夏天，鄧樸方被送到了江西。1972年，毛毛（鄧榕）和飛飛（鄧質方）上學的事情也解決了，4月22日，他再次提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

“東興同志：好久沒有寫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京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

“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后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

“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

（本文主要參考了來自2004年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時、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展出的部分信件，載于《縱橫》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