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關于毛澤東“超英趕美"思想演變階段的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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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史學月刊 2002年第2期

作者：齊衛平、王軍

“超英趕美”是毛澤東在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這一思想, 對推進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學術界對毛澤東“超英趕美”思想雖有過一些探討, 但線條比較粗, 而且大多數的文章僅注重于這一思想提出的原因和評價方面, 關于它的變動過程則缺乏階段性的考察。事實上, 毛澤東的“超英趕美”思想從1955年3月明確提出, 至1960年底改變和放棄, 五年中變化很多, 起伏也很大, 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根據我們對相關資料的分析和研究, 擬對這一思想的演變過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進行考察。

提出階段

1955年3月——1957年10月

眾所周知, 中國共產黨是在極其艱難的時代背景下, 領導中國人民甩脫百年屈辱而站立起來的。由于積貧積弱遺留下的破爛攤子, 更由于西方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實行封鎖與遏制政策、逃離大陸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又不斷制造不穩定因素, 新中國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因此, 當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 中國共產黨盡管已為新中國的建設作了充分的準備和詳細的策劃, 但對新中國的發展宏圖還缺乏一個詳盡的規劃。1953年黨開始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經濟建設初步得到展開。毛澤東“超英趕美”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

1955年3月21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 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趕超”思想, 他說:“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1](p392)這里, 毛澤東雖然沒有具體點出趕超的對象, 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顯然是指美國。10月29日, 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 毛澤東在發言中就講得具體了:“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 并且要超過美國, ……究竟要幾十年, 看大家努力, 至少是五十年吧, 也許七十五年。”[1](p500)這兩個資料表明, 毛澤東“趕超”的思想早在1955年已經初步形成。

1956年至1957年10月, 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吐露過自己的心愿。講得最為坦誠、最為急切的是在1956年8月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在談到趕超美國問題時, 他講了長長一段話:“人家 (指美國——引者) 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 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呀。你趕不上, 那你就沒有理由, ……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 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 就完全應該趕過它, 這是一種責任。”毛澤東還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趕超美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 他說:我們搞了社會主義, “據說是有優越性, 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 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 超過美國, 不僅有可能, 而且完全有必要, 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 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 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2](p89)。同年12月8日, 毛澤東與工商界人士談話指出:要趕上美國一億噸鋼, 請大家把目標轉向這個方面。[2](p182)1957年5月4日, 毛澤東在接見來訪的緬甸聯邦民族院議長蕭恢塔時, 向外國朋友表示:我們要好好干五十年, 把工業建起來, 要有美國那樣多的鋼鐵。[3](p399)7月, 黨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再次強調:“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并超過美國”。[3](p400)

根據以上引述的一些資料來看, 毛澤東的“趕超”思想在提出階段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 促使毛澤東產生和形成趕超思想的最根本因素, 是深感貧窮和落后的現狀有損于新中國的形象。

第二, 提出趕超思想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定信念基礎之上的, 盡管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與美國的差距, 但他確信, 在發展生產力方面, 社會主義將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第三, 將趕超的目標定位在美國, 不僅是因為當時的美國被認為是“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而且它也是中國的直接對頭, 是遏制和封鎖新中國的罪魁禍首, 黨和人民對它憋著一肚子的氣, 就像毛澤東說的, “哪一天趕上美國, 超過美國, 我們才吐一口氣”[1](p500)。從解放戰爭打敗美國扶植下的國民黨軍隊, 到建國初期抗美援朝戰爭擊敗美軍, 中國人民已經與美國間接、直接交戰多年, 最后的結果使中國人民對戰勝美國充滿自信。歷史也使毛澤東相信, 中國完全可以在經濟上趕超美國。

第四, 毛澤東提出趕超美國的目標, 從一開始就瞄準在鋼鐵的產量上, 這是因為就當時的認識水平來說, 鋼鐵產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最主要的指標標準。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的“全民煉鋼”顯然與這個認識有關。

第五, 毛澤東將趕超美國的時間設想得比較寬裕。大多數講話講約五六十年的時間, 最長的估計是75年, 主要是以美國鋼鐵從400萬噸到1億噸的發展歷史為依據。這雖然簡單了一些, 但就趕超時間來看, 還是有足夠余地的。此前在制定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 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頭腦里, 已經明確形成一個時間概念, 即用10至15年的時間完成一化三改造任務, 屆時中國的工業化將奠定良好的基礎。按照原定的設想, 用五六十年的時間趕超美國, 現在看來仍不失其合理性。

號召階段

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超英趕美”思想正式作為號召提出是在1957年底。起因緣于毛澤東于該年11月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典, 并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會上, 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15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從一些資料來看, 毛澤東對此的反應極為興奮。(1)

雖然他本人兩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志向, 但在莫斯科聽到這樣的聲音使他備受鼓舞。首先, 赫氏提出的這一口號使毛澤東感到趕超美國并不是幻想, 也不會很遙遠, 用不了花半個世紀以至更長的時間, 就是眼前的事情。其次, 在當時兩大陣營激烈對峙的情況下, 由蘇聯提出趕超美國更具有導向意義, 這樣可以形成一種氛圍。毛澤東受這種氛圍的激勵十分明顯, 他在莫斯科期間接見中國留學生時提出的“東風壓倒西風”著名論斷就是證明。因此, 毛澤東馬上呼應赫魯曉夫, 于11月18日, 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 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英國。他說:“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 十五年后, 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 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2](p325)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趕超時間表非常倉促, 事先沒有經過充分的醞釀, 也未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 完全是在蘇聯人激勵下的即興發言。

12月2日, 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 蘇聯的工農業在主要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美國, 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間, 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4]于是, 中國人民伴隨著“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 走進了令人振奮的1958年。這一年的第一天, 《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就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 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在這以后, 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 準備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 在經濟上趕上并且超過美國。”[5](p6)元月中旬, 黨中央在南寧召開九省一市的第一書記會議, 周恩來等人堅持反冒進的正確舉措受到批評, 毛澤東的頭腦開始發熱升溫, 對經濟建設盲目樂觀而陷入再一次的急躁冒進。具體表現在討論二五計劃和1958年計劃草案過程中, 各部門的產量指標不斷加碼攀高。在這樣的氣氛下, 趕超英美的時間進度表也在不斷地修改。

起先, 毛澤東還是基本上堅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 并且強調:“十五年超過英國口號幾年內不要變。”[3](p418)但不久他自己首先就變了。促使毛澤東改變15年趕超時間的事情是他看了兩份材料:1958年3月20日, 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呈送了《爭取有色金屬的飛躍, 占領有色金屬的全部領域》和《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的更快一些》兩個報告。特別是后一個報告, 明確提出了可以縮短趕超時間的建議。報告分析說, 英國現在的鋼產量為2 200萬噸, 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長4%, 1967年也只能達到3 300萬噸;美國現在的鋼產量為1.02億噸, 這一生產水平估計今后許多年不會有多大改變。我國實行大中小鋼鐵廠同時建設, 建設時又實行投資包干, 建設速度可以快一倍, 投資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體措施, 1962年的鋼產量超過1 500萬噸、爭取2 000萬噸, 是可能的。如果我們1962年能夠生產1 700—2 000萬噸鋼, 則我國鋼鐵工業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國鋪開了。在全國有了幾十個大小基地后, 1967年產鋼3 500—4 000萬噸, 就是比較有把握的了, 因為每個五年都會有新廠建設, 而原有的幾十個基地的生產力也會發展。因此報告認為, 只要十年超過英國, 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這份報告列舉得很細致, 從毛澤東此后的講話來看確實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影響。

4月2日, 毛澤東在接見波蘭政府代表團時就將“十五年超過英國”改為“十年或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 再過二十年趕上美國”[3](p417)。4月15日, 毛澤東寫《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批語, 他的手稿原話為:“由此看來, 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 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當時, 毛澤東自己也覺得對此要作些說明, 他在將此批語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胡喬木、吳冷西審閱時, 寫了這樣的話:“十年可以趕上英國, 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 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一些中央領導看到此文后, 思想上沒有準備, 對毛澤東突然改變趕超時間感到有些意外。胡喬木在綜合其他同志意見后, 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建議, “原說十五年趕上英國, 現在說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 二十五年就可以趕上英美, 似覺復雜;可否改為:我國趕上英國固然不需要很長時間, 就是趕上美國, 也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這里, “似覺復雜”的意思是含糊的, 但主張謹慎一些的意思則很清楚。所以后來《紅旗》雜志發表毛澤東這個批語時, 就修改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 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6](p177、181)沒有明確寫明時間。但在毛澤東那里, 提前趕超英美的想法已經是很明確的了。在“大躍進”的激勵下, 毛澤東顯然認為用十五年的時間“趕超”太保守了。5月, 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 李富春提出:“七年趕上英國, 十五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在批語中改為:“七年趕上英國, 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7](p721)7年再加8年還是15年, 但趕超對象已經包括英國和美國, 這是趕超加速的一個重要變化, 原先15年趕超英國一下子縮短為7年。按照這個批語, 趕超美國打得寬一點也只有17年。

爾后, “趕超”繼續升溫。1958年6月21日, 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又一次將趕超時間提前, 他說: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 十年超過美國, 有充分把握。[7](p727)第二天, 毛澤東在薄一波呈送的《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 不是十五年, 也不是七年, 只需要兩年到三年, 兩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 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7](p724)從15年到7年, 再到三兩年, 如此大幅度的變化, 可見趕超時間也在搞“大躍進”。

顯然, 號召階段是一個高潮迭起的階段, “超英趕美”被炒得炙手可熱。具體表現在:

第一, 黨中央的會議和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不斷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 至少在黨的高層干部中, 對“超英趕美”幾乎已經耳熟能詳, 并且胸有成竹, 信心百倍。

第二, 一些主要的新聞媒體對“超英趕美”都有大量的宣傳, 報刊雜志上發表了不少部門表態性的文章, 還有一些有關趕超的資料發表, 在人民群眾中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第三, 趕超時間一再提前, 從原來的十五年超過英國縮短到兩年。

第四, 趕超目標從原來的英國擴大到美國。

第五, 趕超思想已被貫徹到實際行動中, 全國出現了片面追求鋼產量的熱潮, 使國內經濟建設的平衡遭到破壞。

降溫、壓縮階段

1958年11月——1959年7月

從全國來看, 形成“大躍進”運動熱潮是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之后。而問題的產生和發現就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正當全國人民沉浸在“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等興奮之中時, 浮夸虛假、經濟失衡等問題也很快暴露出來。許多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意識到經濟建設的過熱現象必須剎車。1958年11月, 黨中央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 首先表明了這個動向。與此相聯系, “趕超英美”的思想也隨著這個降溫的過程而冷了下來。

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體現了由熱到冷的急轉彎。他說:10月鋼產量720萬噸, 還差400萬噸, 真是逼死人了, 腦筋里頭就是鋼了, 農業沒人抓了, 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 恐怕不好。人們的想法是一回事, 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另一回事。在談到“十年規劃”的鋼鐵指標時, 毛澤東主張把時間延長一點, 認為不要急著去趕超美國, 強調現在只趕英國就可以了, 還風趣地對李富春、王任重說: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較右傾一點。[7](p835—836)這里, 毛澤東雖然沒有根本改變“趕超”的思想, 但提法上已經退了許多。在隨后召開的武昌會議上, 毛澤東又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 我看不合事實, 沒有反映客觀實際, 所謂速度, 所謂多快好省, 是一個客觀的東西, 客觀說不能速, 就是不能速。我看, 我們中國人大概包括我在內是個冒失鬼, 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 把腦筋壓縮一下, 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 把指標降低, 我在這里反冒進。破除迷信, 不要把科學破除了。[7](p840—843)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降溫努力下, 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 急劇膨脹起來的“左”傾錯誤初步得到糾正和遏制, 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從原定的3 000萬噸降到1 800萬噸、1 650萬噸, 最后降到1 300萬噸, 壓縮比例達56%以上。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夕毛澤東甚至對完成1300萬噸的指標都信心不足, 他說:“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 不能超過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 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8](p77)這個調子與一年前“大躍進”時期的講話相比, 已經全然沒有那種“只爭朝夕”的口氣了。正是在降溫、壓縮的空氣下, “超英趕美”的思想也悄然消退。翻閱1959年上半年的報刊, 已找不到“超英趕美”的公開號召。

很明顯,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進程, 是毛澤東和黨中央頭腦暫時冷靜的結果。就認識而言, 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摔了跤、發現問題以后, 對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于求成是有切膚之痛的。降溫和壓縮就是要調整急躁的心態, 放慢過猛的速度, 因此, 趕超英美也受到影響。以上資料可以證明毛澤東在思想上對短時間趕超英美有所動搖, 但這樣的動搖十分有限, 具體說就是將趕超英國的時間延長, 重新返回到原先15年的提法, 將趕超美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但降溫管降溫, “路線還是那個路線, 精神還是那個精神”, “要壓縮空氣, 不是減少空氣。”[2](p445), 毛澤東對超過英國仍然抱有信心, 因為英國的鋼產量與中國實際相差不多, 只要稍微努一把力就可以趕上, 至于美國的鋼產量則要比中國高出八、九倍, 近期趕上它有點懸。所以, 在降溫、壓縮階段, 毛澤東不再強調要趕超美國, 只提趕超英國。直到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召開的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 毛澤東還是重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8](p77), “明年鋼的指標是一千七百萬噸, 形成一個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萬噸, 比去年多四百多萬噸。后年二千萬噸, 大后年二千一百萬噸到二千三百萬噸, 可以趕上英國。”[8](p79)后來的事實證明, 這樣估算鋼產量的增長速度仍然高了一些, 但比1958年的翻番勁頭要理智得多。然而, 暫時的冷靜很快就被打破了。廬山會議后的第二次“大躍進”, 使趕超思想再次被激發起來。

二次膨脹階段

1959年7月——1960年底

1959年7月下旬, 廬山會議轉向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后, 黨中央糾“左”的進程不幸中斷。于是, 降溫的冷風驟然止住, 趕超英美的口號再次震響耳側, 全國上下鋼鐵元帥重新升帳, 華夏大地再次呈現出一派大煉鋼鐵的繁忙景象, 趕超思想又重新膨脹起來。

與1958年情況不同的是, 趕超思想的二次膨脹是在“反右傾、鼓干勁”的鞭策、激勵下發生的。1959年8月, 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要求繼續反對右傾思想, 以躍進的速度, 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運動。

接著10月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連續躍進的基礎上, 爭取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口號, 1960年1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發表講話說:“人類歷史上一百萬年中, 資產階級統治的三百年是一個躍進, 資產階級都能實現大躍進, 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實現大躍進?”[9](p178)會議決定繼續大躍進, 而且估計1960年將還是一個大躍進, 可能比1959年更好。報刊輿論大造繼續躍進的聲勢。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展望60年代》的社論, 指出:“我們不但對于1960年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 而且對整個60年代的繼續躍進, 也充滿了信心。”2日《人民日報》再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 號召將躍進精神貫徹始終。尤其是7月蘇聯背信棄義地單方面撕毀協議, 撤回專家, 更使毛澤東和全國人民憋了一口氣, 提出要大煉“爭氣鋼”, 繼續大躍進, 提前實現趕超英國的目標。

1958年趕超時間“大躍進”的情況又重新出現了。1959年8月18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時間內, 從1958年算起實現‘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英國的口號’。”[3](p488)9月12日, 《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十年一定能趕上英國》的文章。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 進一步提出5年趕上英國。[10](p738)這年的夏天, 毛澤東在與李富春等人談話時說:“我們有一點建設, 但很有限, 今年可能搞到兩千萬噸鋼……明年達到兩千七百萬噸至兩千八百萬噸, 可以超過英國, 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 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革命斗爭中破除迷信一樣, 敢說敢想。”[9](p180)十年、八年、五年、三兩年, 趕超時間的進度表一再被修改, 復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見。

正是在這種急于趕超思想的促使下, 原被壓縮下來的各種計劃指標重新攀高上揚。1959年10月, 中央決定將當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的248億元增加到311.6億元, 限額施工項目由原計劃的788個增加到1 000余個, 要求提前兩年實現原定的“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1960年初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 3月, 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關于1960年計劃的報告里, 提出工業總產值在1959年增長39.3%的基礎上增長29%, 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增長16.7%的基礎上增長12%, 鋼產量 (不包括土鋼) 從1335萬噸增加到1840萬噸, 增產38%。[11](p268)5月30日, 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鋼產量三本賬的計劃, 三本賬即:1 840萬噸、2 040萬噸、2 200萬噸。決定確保完成第二本賬, 爭取實現第三本賬, 并以此為標準安排和檢查工作。為了保證鋼產量指標的完成, 7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 在全國迅速掀起了爭鋼、保鋼的全民大煉鋼鐵高潮。12月3日, 黨中央再發《關于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 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的鋼的生產任務, 是國內外矚目的一件大事, 是一個政治問題。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抓緊時機, 克服困難, 集中力量抓煤、鋼、鐵、運輸, 把鋼的生產突擊上去, 確保今年工業的繼續躍進。[7](p923)三本賬的第一本就搞得這樣捉襟見肘, 實踐又一次向“趕超”潑了冷水。

終止階段

1960年底——1961年1月

兩次“大躍進”的盲目舉動終于讓人們嘗到苦果。1958年以來“左”傾思想指導的失誤極大地破壞了經濟建設的平衡發展, 再加上中蘇關系破裂、頻繁嚴重的自然災害, 各種壓力和各方面的問題紛至沓來, 應接不暇。1960年起, 嚴重困難的局面迫使黨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新的調整。顯然, 與1958年鄭州會議后的糾“左”相比, 這次面對的情況更嚴峻、更復雜。

面對現實, 毛澤東不得不再次使自己冷靜下來, 并對自己這幾年所走的彎路作一反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毛澤東的講話透露出他心情的沉重。據薄一波回憶, 毛澤東說:“這三年都是指標高了, 后來退不下來了。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份開始大搞, 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后又大搞, 1960年又一年, 這三年大煉鋼鐵擠了農業。”[7](p923)這雖是粗線條的總結, 但意思盡在其中了。毛澤東還說:“過去總是冷得不夠, 熱得多了一點”, “現在看來, 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 越急就越辦不成, 不如緩一點, 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今天看了一條消息, 說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萬噸鋼, 英國去年鋼產量是兩千四百萬噸, 法國前年搞了一千六百萬噸, 去年是一千七百萬噸。他們都是搞了很多年才達到的。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 然后再說。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8](p233—237)這里不僅沒有再提實現趕超的問題, 而且“圖虛名而招實禍”的話就是針對趕超問題的, 應當說分量很重。中央工作會議以后, 對一些經濟建設的指標進行了調整, 該壓縮的就壓縮, 該下馬的就下馬, 1960年12月中旬還在緊張突擊煉鋼, 下旬就打住了, 關于“趕超英國”的口號也基本上偃旗息鼓。

當然, 毛澤東并沒有對中國鋼鐵生產發展失去信心。1961年1月18日, 他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指出:“英國去年產鋼2400萬噸, 日本2200萬噸, 他們暫時還比我們多, 我看再有7年, 到1967年總會趕上甚至超過”。[3](p535)可見從心底來說, 毛澤東還是存有這樣的目標, 但這里毛澤東不是作為號召來提出的, 從此后的情況來看, 趕超英國或美國的口號實際上都放棄了, 毛澤東更強調中國經濟建設要作長期奮斗的打算, 不要急躁冒進。1961年5月, 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來華訪問, 毛澤東對他說:“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中國, 五十年不行, 會要一百年, 或者更多的時間。”[8](p301)1962年1月,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即七千人大會) 上, 柯慶施提出了“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的問題[7](p1055), 毛澤東在講話中回答說:“中國人口多, 底子薄, 經濟落后, 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 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 我看是不行的……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 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 是有許多好處的, 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p302)毛澤東這里所說的一百多年的概念已不是時間表意義上的具體設定, 而是要強調長期奮斗的意思, 因此這不能理解為將原來的十五年趕超英國, 二十五年趕上美國, 拉長到一百年。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后來議論過“趕超英美”問題, 吳冷西回憶, 在1964年因中蘇關系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 議論到赫魯曉夫準備12年內在經濟上趕上美國的事情, “大家都笑了, 大家回憶起我們在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 也犯過類似的錯誤”, 大家認為“我們和赫魯曉夫犯的毛病當然不完全一樣, 但是急于求成這一點是類似的”[12](p834—835)。這些資料都表明, “超英趕美”的思想在1960年底以后就終止了。

從1955年提出“超英趕美”思想到1960年這一思想終止, 前后5年正是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后剛開始邁出第一步的幾年。這幾年初步摸索經歷的曲折, 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教訓。“超英趕美”思想的形成、號召、降溫、復燃和最后終止, 與這個曲折的摸索經歷緊密相連, 或者我們可以說, “超英趕美”思想的波動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著這個摸索的坎坷。因此, 對“超英趕美”思想階段作具體的歷史考察, 對于深入總結經驗是必需的。至于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超英趕美”思想, 不屬于本文所論述的范圍, 不擬在這里進行探討。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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