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錫侯，川中著名“水晶猴子”！賀國光：你把他搬到哪里都能坐得住，不好擺弄

1949年12月10日午后，成都北郊鳳凰山機場一片忙亂，蔣介石雖心有不甘，但作為敗亡者不得不登上逃離大陸的專機。

在此之前幾個小時，在蔣介石親自約見的川康軍政要員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出現，這個人就是鄧錫侯。

蔣介石的電報催了三次，侍從室的電話打到了慶云西街的公館，回話都是“公爺身體不適”。實際上，此刻的鄧錫侯早已換上一身半舊的棉袍，乘著一輛不起眼的黃包車，悄悄摸出北門，朝著彭縣方向疾馳而去。這一跑，不僅讓蔣介石在成都最后一道“固守待援”的防線瞬間崩塌，也跑完了這位“水晶猴子”一生最漫長、最精于算計的政治平衡木。

鄧錫侯“水晶猴子”這個綽號，在當年的四川軍政界幾乎無人不曉。猴子，說的是他心思機敏、反應極快；水晶，則形容他外表通透圓滑，內里精明剔透。李宗仁在回憶錄里曾用八個字評價四川軍閥，說他們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但這話安在鄧錫侯身上，只對了一半。他對“內戰”確實有獨到的心得，但那不是死拼硬打，而是怎樣把有限的兵力和地盤，在不流血或少流血的前提下，發揮出最大的政治杠桿效應。

鄧錫侯的“圓滑”，不是低三下四的諂媚，而是一種極其精明的左右逢源。

1935年，蔣介石的參謀團入川，川康整軍的壓力如山壓來。劉湘氣得胃病復發，其他將領惴惴不安，唯有鄧錫侯不緊不慢。他一面在公開場合對中央特派員畢恭畢敬，滿口“委員長訓示”，一面暗地里囑咐自己的二十八軍軍官：“整編嘛，就是給部隊換一身衣裳，骨頭還是我們自家的。名冊給他們，實權自己攥緊。”他把新式武器的接收清單做得漂漂亮亮，老舊的九響槍捆扎整齊上交，精銳的機槍和迫擊炮卻分散藏在防區各縣的鄉公所里，表面上一個甲種師被壓縮成乙種師，實際戰斗力有增無減。當時擔任行營參謀團主任的賀國光，私下里不止一次對人感嘆：“鄧晉康這尊神，你把他搬到哪里都能坐得住，不好擺弄。”

要在劉湘、劉文輝、楊森、田頌堯這些強人環伺的川局中活下去，光靠藏幾挺機槍遠遠不夠。

鄧錫侯最高明的地方，是把他保定的背景、川人的身份和各派系的交情織成了一張極具分量的網。

他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出身，和許多中央軍高級將領有同窗之誼，南京中樞里說得上話；在四川，他和劉湘、劉文輝是同學兼親戚，叫劉湘“甫澄”，稱劉文輝“幺叔”，盡管這叔侄二人為了四川王座打得頭破血流，鄧錫侯卻能在雙方陣營里都被待為上賓。“二劉大戰”期間，他先暗中助劉湘，待劉文輝敗退雅安，他又出面調停，硬是從劉湘嘴邊給劉文輝保住了西康這塊立足之地。當事人劉文輝晚年口述這段往事，曾這樣評價：鄧晉康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他從不把事情做絕，總留著一線人情。你看他幫了劉湘，卻沒讓我垮臺，這份‘水晶’的功力，川中無人能及。

不把事情做絕，是為了防止任何一方坐大到可以吞掉自己，這種基于恐怖平衡的處世哲學，被他執行得不折不扣。

在四川，論硬實力，他鼎盛時期坐擁二十余縣防區，轄二十八軍，兵員數萬，在川軍“金木水火土”五行格局里占穩一角，但他始終不是頭把交椅。

劉湘統一川政前后，他是游離于核心之外的“諸侯”；劉湘死后，他又成了川康實力派中資歷最老、人脈最廣的“盟主”式人物。

他很清楚自己的分量，所以從來不公開覬覦“四川王”的名號，而是滿足于做一個任何勢力都無法忽視的砝碼。這或許也是他的局限——他有支撐一個割據政權的腦筋，卻沒有縱橫統一九州的雄心。四川省檔案館藏的一份1938年川康整軍會議的紀要上，鄧錫侯有一段極短發言：“晉康治軍無方，唯中央之命是從，唯桑梓之利是保。”寥寥數語，四平八穩，既不得罪老蔣，也暗藏了“川人治川”的底線。

因為極其圓滑，各界對鄧錫侯的評價極其復雜。

在蔣介石的日記和國民黨情報系統的檔案中，鄧錫侯被標注為“圓滑，不可深信，但可利用”。在中央軍勢力看來，這只“水晶猴子”是妨礙“中央化”的絆腳石，可每逢川局動蕩，又不得不請他來當“潤滑劑”。

川康本地的紳商階層卻對他頗有感念，因為他在防區內搞“預征糧稅”遠沒有劉湘、楊森那般涸澤而漁。

抗戰軍興，他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出川，衣衫襤褸的川軍士兵在山西被閻錫山嫌惡推諉，鄧錫侯忍著屈辱，帶著部隊轉到第五戰區。在滕縣保衛戰中，他手下的王銘章師長血灑孤城，為臺兒莊大捷贏得了時間。李宗仁后來在回憶錄里提到：“川軍作戰之勇，犧牲之烈，鄧晉康調度之沉著，大出我軍意料。”那一刻，他身上軍閥的舊皮囊里，透出了民族軍人的血性。

這種血性很克制，并不會徹底壓倒他骨子里的精明。

1949年，蔣介石退守西南，把最后的賭注押在川西決戰上，任命鄧錫侯為副長官，又撥銀元又封官許愿。

鄧錫侯冷眼旁觀，早已看透時局。他對親信幕僚、前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說過一段話：“老蔣這盤棋已是死局，我們不能把幾十萬川中子弟的性命，填進他這個無底洞。”

話雖如此，他依舊照常參加老蔣的宴請，與胡宗南周旋，甚至對監視他的特務頭子徐遠舉客客氣氣。直到起義前夕，他和劉文輝、潘文華幾經密商，終于敲定了那場改變西南格局的彭縣起義。

起義通電的起草人之一黃隱回憶，通電稿子里本有大量痛斥蔣政權的話，鄧錫侯提筆刪去了多半，只留下“為保存桑梓元氣，維護地方安寧”幾個字。他解釋說：“事到如今，不必說狠話，把事情做了就好。”連反叛都留有余地，沒有趕盡殺絕的意氣用事，這就是鄧錫侯。

起義后的鄧錫侯，脫下戎裝，換上中山裝，依然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他跟老友劉文輝等舊軍人一起，開始學著用新的語匯開會、發言、作檢討，但言談間卻極少主動提起往日在四川呼風喚雨的舊事。

1964年3月，鄧錫侯在成都病逝，享年七十五歲。

訃告寫得很簡短，只說他是一位愛國的起義將領。

他晚年有句話，曾在川籍將領的后人中流傳：我這一輩子，就像是踩著一根晃悠悠的鋼絲，踩到頭沒摔下去，不是因為我本事大，是因為我曉得風往哪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