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七千人大會”上，唯一檢討沒過關的省委書記，會后即被調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干部，以及軍隊的一些負責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也被稱為——“七千人大會”。

此次會議旨在反思“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失誤，各地省級主官逐一對照自身工作開展檢討。大多數省委書記的檢討均獲得與會代表的認可、順利過關，唯獨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在一番深刻檢討之后，全場干部仍直言不滿意，成為整場大會唯一檢討沒有過關的省委書記。

2月9日，即大會結束2天后，中央便作出決定，將曾希圣調離安徽。這位一生功過交織、敢闖敢拼的老革命者，自此告別了奮斗十余載的江淮大地。

說起曾希圣同志，很多讀者應該都不陌生。他早年歷經烽火考驗，是我黨難得的軍政全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希圣領導中央軍委二局，破譯了敵人大量的密電，為中央蘇區紅軍歷次反“圍剿”作戰以及后來的萬里長征，提供了大量準確的情報。

長征結束后，教員曾這樣高度評價軍委二局：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關于這一點，相信看過電影《四渡赤水》或最近剛上映的《四渡》的讀者，應該都深有體會。

1942年“皖南事變”后，曾希圣臨危受命籌建新四軍第七師，在敵偽頑的包圍中開辟了皖江抗日根據地，同時發動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抗戰勝利后，第七師從原來不到2000人的隊伍發展到了3萬多人，解放區面積高達15萬平方公里，比現在遼寧省的陸地面積還大。

建國后，中央領導同志一致選定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書記。上任后，曾希圣牽頭根治淮河、修建佛子嶺水庫，并扶持黃梅戲、廣納各地技術人才，推出農業“三改”增產舉措，一度獲教員“搞生產力的農業專家”的評價。

“三改”增產措施的推出，使安徽全省在1955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227億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安徽的面貌為之煥然一新。

然而，在“大躍進”的浪潮中，急于改變安徽貧困面貌的曾希圣卻“頭腦過熱”，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浮夸口號。比如當時的《安徽日報》就刊登了這樣一則通欄標題：“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澆。”教員還因此批評過他。

在這種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全省許多地方強制推行高指標、高征購，加上其工作作風獨斷，壓制了基層的真實聲音，造成農業大幅減產、群眾生活陷入絕境。

在察覺到危機后，曾希圣主動辭去了兼任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回到安徽尋找破局之路。

1961年，他率先試點、全省推廣“責任田”，把生產任務落實到戶，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當年糧食大幅增產，總產量實際達到了900多萬噸，緩解了饑荒問題，但這也為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遭遇埋下了伏筆。

會議后期，多封來自安徽的信件反映：省委長期掩蓋災情、黨內缺乏民主，基層干部有苦無處訴說。于是，中央決定延長會期，開設“出氣會”，并由劉少奇同志定點參與安徽組的討論，直面省內積存的各類矛盾。

在安徽組會議上，劉少奇同志接連發問，直指安徽這幾年出現的非正常死亡、農業減產、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等核心問題，追問錯誤根源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為工作失誤？會場氣氛驟然凝重，與會者無不為之震動。

2月3日下午，經過三天半的集中座談，曾希圣與省長黃巖先后作了書面檢討。在檢討中，曾希圣坦誠剖析了自身的四大問題：

一、對中央的指示，沒有認真研究，不求甚解，貫徹不力；
二、實際上形成了對中央封鎖消息；
三、對中央有些部門傲慢亂頂，對友鄰地區關系沒有搞好；
四、對同級和下級不民主，不以平等態度待人。

以上這些問題，最終釀成了農村非正常死亡、生產遭受重創的嚴重后果。同時他也承認，1959年至1960年安徽農村的困難，人為工作失誤是主要原因，“教訓是非常沉痛的”。

檢討完畢，劉少奇同志當場詢問安徽參會代表是否滿意。出人意料的是，全場竟異口同聲的回答：“不滿意！”

眾人紛紛控訴他長期壓制真話、隱瞞災情，即便推行“責任田”有效增產，也無法抵消此前激進政策帶來的巨大損失。

接著，劉少奇同志明確表態：安徽問題核心在省委，省委問題根源在曾希圣，并要求所有人放下顧慮、講透實情。

2月7日大會正式落幕，但安徽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安徽代表仍留在北京繼續開會。

2月9日，劉少奇同志第三次來到安徽組，宣讀了中央的決定：中央接受曾希圣主動調離安徽的請求，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李葆華（李大釗之子）同志接任。

之后，曾希圣被調到上海，專職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長期沒有實質分管工作，實際處于“賦閑”狀態。直到1965年后，他才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重新投入地方建設。

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后，曾希圣遭到了嚴重的沖擊，身心受到巨大摧殘。但即便重病纏身，他仍始終牽掛農業生產與百姓生計。1968年7月15日，曾希圣在北京病逝，享年66歲。10年后，即1978年7月18日，中央在北京舉行追悼會，為他平反昭雪。

曾希圣是一位極具探索精神的實干家：革命戰爭年代，他在情報獲取、根據地建設上立下了不朽功勛；主政安徽時期，他治淮興水利、發展地方文教工業，夯實了安徽發展的根基；在危難之際，他又大膽試行“責任田”，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早期探索者。但同時，他也因急躁冒進、作風專斷犯下了嚴重的歷史錯誤，在“七千人大會上”承受了對應的組織處理。

1978年后，中央為曾希圣徹底平反，客觀公正評價其革命生涯，而他當年推行的責任田實踐，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進一步發展，并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在農村推廣，以此拉開了中國體制改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