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粉碎“四人幫”后，唯一選擇自殺的正部級干部，遺書直言：我對不起華主席！

“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才能贖罪……”

1977年8月28日晚上，原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在隔離審查的住所寫下了這封遺書，隨后喝下了具有強腐蝕性的來蘇水（?即甲酚皂溶液?），3天后搶救無效離世，時年51歲。

于會泳也是粉碎“四人幫”后，唯一選擇自殺的正部級領導干部，一代天才音樂家誤入政治歧途的人生悲劇，就此落下帷幕。

于會泳，1926年出生于“中國秧歌之鄉(xiāng)”——山東乳山。在環(huán)境的影響下，于會泳從小就表現(xiàn)出了對音樂的熱愛，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二胡、笛子、三弦等樂器。

1946年，于會泳憑借繪畫與樂器特長，順利考入膠東文工團，正式踏足革命文藝戰(zhàn)線。在文工團里，酷愛藝術的于會泳可謂如魚得水，寫劇本、搞伴奏、搭建演出舞臺，常常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卻樂在其中，并練就了全面的文藝本領。

建國前夕，于會泳被保送進入上海音樂學院進修。期間，他深厚的民間音樂功底，很快得到了賀綠汀院長的賞識，結業(yè)后留校從事民族音樂創(chuàng)作和研究。

在上海音樂學院求學任教期間，于會泳創(chuàng)作了大量民歌研究著作與通俗歌曲，還開設了全國首創(chuàng)的民間曲調、腔詞關系研究課程，使其在音樂界聲名鵲起。

但此人急于求成、看重名利，曾因和他人合著作品時刻意突出自己的署名，加上平時又只顧鉆研業(yè)務、對政治漠不關心，因此被組織上批評為“白專典型”，于1958年下放到浦東進行勞動改造。

然而，這一懲罰性措施不僅沒有轉變他對政治的態(tài)度，反而讓他更加刻意疏遠政治，只顧埋頭鉆研專業(yè)，這也讓他從此埋下了畏懼政治批判、渴求上層庇護的深層心理。

1962年，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所寬松，在賀綠汀的大力推薦下，時年36歲的于會泳被任命為民族音樂理論系的副主任。

1964年，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匯演掀起熱潮。期間，于會泳撰寫的一篇兩萬字論文《關于京劇現(xiàn)代戲音樂的若干問題》，深度剖析了京劇現(xiàn)代戲音樂革新思路。隨后，他被上海市文化局借調到上海京劇院，從事《海港》的音樂設計工作。

次年，江青偶然讀到了于會泳的戲曲音樂評論文章，對其專業(yè)能力十分認可。同年6月，江青在張春橋的陪同下觀看《海港》彩排期間，她還專門向張春橋打聽過于會泳。在這之后，江青更是多次專門召見于會泳交流創(chuàng)作，甚至還在他失聲養(yǎng)病時贈送自己專用的進口營養(yǎng)品。

“第一夫人”的關懷與器重，使久受批判的于會泳倍感知遇之恩，自此便徹底依附江青、張春橋，成為其文藝領域的核心助手。

特殊時期之初，于會泳遭到了學校紅衛(wèi)兵的批斗關押，是江青出面幫他解的圍。不僅將他接到了北京，還公開力保：“他跟我搞戲，會有什么問題？”

這份政治庇護讓于會泳徹底倒向了“四人幫”陣營，并一步步登上了權力的高位，先后擔任上海文化系統(tǒng)革委會負責人、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1973年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1975年1月正式接替吳德出任文化部部長。

掌握了文藝管理權后，于會泳為了迎合“四人幫”，犯下了諸多難以挽回的錯誤。

他提出的“三突出”創(chuàng)作理論，硬性規(guī)定所有文藝作品必須分層拔高英雄人物，僵化了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造成全國文藝題材單一、創(chuàng)作公式化。

此外，他統(tǒng)籌《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鵑山》等樣板戲的改編，將所有創(chuàng)作成果全部歸功江青，并大肆吹捧其為戲曲革命第一主創(chuàng)。比如1969年4月《智》劇為“九大”代表匯報演出前，向來不善言辭于會泳竟主動上臺，向代表們隆重介紹了江青在“京劇革命”中的“豐功偉績”，他還總結說：

“……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實際上是我們‘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

江青聽后還挺不好意思的，說：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你再這樣說我可就要離場了！

不管江青此言是否謙虛、做作，于會泳的阿諛奉承卻是真正發(fā)自內心的，畢竟沒有江青，就沒有他現(xiàn)在所擁有的一切。

在高層的權力紛爭中，于會泳始終充當“擋箭牌”的角色。

1974年底，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部體現(xiàn)石油工人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影片，并取名《創(chuàng)業(yè)》。于會泳看后深受感動，當即便向江青推薦了這部影片，接著上報中央，請示在能否在1975年春節(jié)公映。

原本一切都很順利，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均已批示同意，結果到了大年初一這天，江青卻突然無端發(fā)難，直言：“《創(chuàng)業(yè)》這么糟，你們?yōu)槭裁磁鷾拾l(fā)行？”并將全部責任推給文化部，逼迫于會泳起草十條批判意見、公開作深刻檢討。

后來影片《海霞》引發(fā)中央爭議，于會泳又被迫承擔全部處置失誤責任。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于會泳緊跟“四人幫”宣傳口徑，組織文藝作品攻擊老一輩領導同志。

1976年10月6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隨后，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隨即被隔離審查。

在之后的9個月里，他寫下近17萬字的交代材料。但彼時的他仍存在僥幸心理：自己只是奉命辦事，雖有錯誤，但并無大罪，何況樣板戲也具備一定的藝術價值，期待處分后能重返基層文藝崗位工作。

然而，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公開點名批判于會泳，徹底擊碎他所有的期待。

于會泳徹夜難眠，多次請求工作組的負責人面談以爭取寬大處理，但卻未得到及時回應。

巨大的絕望、愧疚與恐懼裹挾著他。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趁看守人員不注意，偷取了消毒用的來蘇水，在寫下認罪遺書后服毒自盡……

回望于會泳的一生，可謂極具諷刺意味：他本是難得的民族音樂人才，對京劇音樂革新、民間民樂整理留下許多專業(yè)成果，但卻因貪戀政治庇護、喪失獨立判斷，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最終落得個自我毀滅的結局，實在令人唏噓。

1983年4月，經(jīng)中央批準，開除于會泳黨籍，并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代音樂人才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