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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華夏銀行行長 瞿綱
導語:當前信貸市場呈現總量增速放緩、結構劇烈分化的特征。增速下行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和消費兩端較為疲弱,產業結構有所分化。新興產業輕資產、高技術、高風險特征更適配股權融資,對銀行貸款需求形態發生變化。相比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我國中央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還處于較低水平,舉債空間較大、成本較低、期限較長,是當前可適度加杠桿的宏觀主體。
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可概括為“三低兩高”——低利率、低息差、低成長、高不確定性、高強度競爭,低通脹對資產質量構成沖擊。對此,商業銀行的發展轉型應錨定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綜合化與數字化的“五化”思路。政策層面,建議加大置換地方債力度,擴大超長期國債發行規模;財政政策聚焦穩就業,貨幣政策聚焦通脹回升,協同發力;提升公開市場操作的前瞻性、靈活性和針對性。
一
社會信貸增長總量放緩、結構分化
2026年5月,全國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速5.5%,我們測算的有效信貸需求同比增速3.47%,均為2005年有數據以來最低水平。從結構來看,住戶貸款增速從2021年的12.5%降至2025年的0.5%,去杠桿特征明顯;企(事)業單位貸款增速從2022年的14.2%降至2025年的9.1%,2026年5月進一步下降為8.7%。
不同領域信貸分化明顯。增速方面,科技、綠色和先進制造業貸款增速上升,而居民房地產相關貸款增速下降。占比方面,狹義房地產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由2019年高點的29%下降至2026年的18.43%,累計回落10.57個百分點。根據中金公司測算,廣義房地產貸款占比由2021年的30.6%下降至2025年的22.5%,累計回落8.1個百分點,降幅十分明顯。
這些數據清晰地表明,我們正處于后房地產時代,一方面去杠桿進程迅速推進,另一方面信貸結構出現劇烈分化。
二
信貸增長乏力的原因
有效需求不足是信貸增長乏力的一項主要原因。
從投資端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自2024年初的4.2%波動下行至2025年8月的0.5%,目前已進入負增長區間。
從消費端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4年初的5.5%波動下行至2025年的3%-5%區間,2026年5月進一步降至1.4%,其中5月當月同比下降0.6%。企業投資意愿不強,信貸缺乏有效支撐。金融本質上解決的是資金資源的跨期錯配和跨市場配置問題,當市場端和實體端有效需求不足時,信貸需求必然承壓。
從結構看,各行業占GDP的比重發生顯著變化:從2016年到2025年,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從8.2%降至5.9%,建筑業從6.8%降至6.2%;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占比從6.0%升至10.5%,“三新”經濟從15.3%升至18.5%,戰略性新興產業從8.3%升至17.0%,清潔能源產業從5.0%升至11.4%。
信貸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產業結構變化正在引領信貸需求結構深刻調整。房地產和建筑業主要依賴非標融資和銀行貸款,而新興產業具有輕資產、高技術、高風險特征,更多適配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這也成為信貸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債務空間方面,從宏觀杠桿率來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截至2025年末,美國宏觀杠桿率為251.2%,歐元區為238.8%、日本為353.9%。我國為300.1%,高于美國和歐元區,低于日本。
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杠桿率處于相對適中或偏高水平,而我國狹義政府部門杠桿率約為77%,與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相比處于較低水平。這也是不少學者呼吁進一步利用政府杠桿空間的原因。
實際上,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主權債的需求非常強烈,認購倍數通常為3至5倍。例如,6月25日財政部在盧森堡發行了50億歐元主權債券,國際投資者認購踴躍,認購倍數近5倍,發行成本也較低。
世界主要經濟體政府債務結構方面,2025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在政府債務總額中占比約91%,中國中央政府債務在政府債務總額中占比約40%,美國超過我國的兩倍。
在經濟下行期,居民和企業部門往往呈順周期特征,收入下降時主動去杠桿,表現為提前還貸等。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中央政府部門在當前階段擁有較大的舉債空間、較低的融資成本和較長的期限結構。
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之所以導致信貸增速下滑,關鍵在于債務形態的轉換。從不同政府債務的融資結構來看,中央政府債務、地方政府顯性債務主要來自公開市場,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以銀行貸款、信托貸款、城投債為主,主要對應銀行體系的信貸。置換后的顯性債務主要是政府債券,屬于直接融資。
經濟增長的驅動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根據索洛增長模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勞動和資本驅動。勞動力方面,雖然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等有效勞動力占比增加,但適齡勞動人口數量在減少,勞動增長后勁不足。
資本方面,當前資本投入的邊際產出處于較低水平。20世紀80年代,我國多投入2-3單位資本即可多產出1單位的GDP;而進入2020年代,這一數字已升至6-8單位。房地產時代依靠提高資本投入獲得較高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
因此,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將是技術進步,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在同等投入下實現更高的產出。
三
商業銀行當前面臨的挑戰
當前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可概括為“三低兩高”:低利率、低息差、低成長、高不確定性、高強度競爭,行業“內卷”程度相當激烈。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已從2022年的4593家降至2025年的4070家。按照“十五五”規劃,我國還將繼續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
面對當前的困難局面,商業銀行必須摒棄規模情結。但部分機構在規模增長與風險防控之間仍然存在兩難:沒有規模增長,就難以獲得足夠的財務資源來解決歷史問題、支撐未來發展。
國有大型銀行具備較強的實力基礎來吸收與緩釋風險,但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和一些中小銀行,在資產質量已經承壓的情況下,追求規模增長可能帶來新一輪不良資產的控新壓力,不增長又難以簡單依靠現有財務資源消化存量風險。
近期我們團隊做了一項研究,分析在通脹環境下,主要經濟指標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我們選取了中國、美國、日本等12個經濟體2000年至2025年的季度數據,通過構建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分析。
分析結論是:低通脹狀態對銀行資產質量具有普遍沖擊性。在95%置信水平下,低通脹時期的不良率顯著高于溫和通脹時期。除西班牙外,11個經濟體ECM模型的調整R2均高于0.49,P值均小于0.01,方程擬合程度良好。
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低通脹狀態使不良率上升約0.23個百分點;GDP增長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不良率上升約0.012個百分點;M2增速每提高1個百分點,不良率下降約0.051個百分點。失業率對不良率的影響較大——失業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不良率上升約0.219個百分點。
這解釋了當前零售信貸、信用卡不良率快速攀升的現象。此外,3個月拆借利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不良率上升約0.093個百分點。這些數據的擬合結果說明,當前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防控工作面臨嚴峻考驗。
四
國際經驗比較借鑒
從國際市場來看,海外銀行在低利率、低息差環境中積累了大量應對經驗。
日本以海外擴張與行業整合為主。
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長期低利率,銀行業凈息差持續下行,2021年降至0.6%的歷史低位。銀行業應對策略包括:一是行業兼并重組,11家都市銀行合并為五大金融集團,前五大銀行總資產占比由1996年的38.8%升至2017年的64.4%。二是推進國際化,重點布局美國及亞洲市場,以海外高收益資產彌補國內息差缺口。三是調整國內資產結構,信貸向零售傾斜。四是發展中間業務,依托混業經營提升非息收入。五是強化風險處置,設立專業機構加速不良化解。
歐洲選擇差異化路線應對負利率。
歐元區2014至2022年負利率期間,系統重要性銀行凈息差收窄至1.2%,銀行業形成兩條路徑:一是堅守零售存貸,以桑坦德為代表,深耕多國零售市場,凈利息收入對營收貢獻在2023年提升至75%。二是綜合化轉型,以德意志、巴克萊為代表,大力發展財富管理、交易與投行業務,以非息收入對沖負利率沖擊,德意志銀行2010-2020年手續費凈收入占營收的比重接近40%。
美國注重負債端精細管理。
2008年底至2015年低利率時期,美國凈息差維持在3%左右,關鍵在于負債端精細化管控:儲蓄存款在銀行存款的占比由2008年的54%升至2015年的71%,付息存款成本由3.8%降至0.4%,負債成本下行幅度超過資產收益率。同時動態調整資產端,復蘇后加大高收益零售信貸投放。
從日本、歐洲和美國的銀行經營實踐中,可以梳理出一些共性啟示:一是優化負債結構,提升低成本資金占比。二是優化資產配置,加大高收益資產投放。三是提升非息收入,形成利息、非息雙輪驅動。四是強化風險防控,守住息差實際變現空間。五是推進兼并重組與國際化布局,拓展高息市場。
五
商業銀行發展轉型的應對措施
結合國際經驗與國內實際,我們提出商業銀行的應對措施:
第一,大力加強負債管理,優化負債端質量和結構。第二,構建高質量且相對收益較高的資產組合。第三,加強綜合化經營,構建多元均衡盈利模式。第四,強化全面風險管理,加強能力建設,著力提升對產業的深度理解能力。第五,通過數字化重構業務全流程,利用AI賦能精細化管理。第六,強化客群深耕,升級服務模式,在對公、對私和同業三個領域同時推進綜合化、精細化客戶經營。
總體而言,我們的應對思路可概括為“五化”:
1)市場化——在經營管理的執行中堅持市場化原則;
2)專業化——讀懂政策、讀懂行業、讀懂企業,以專業能力識別風險、發現價值;
3)國際化——有序拓展跨境布局與全球化配置;
4)綜合化——為客戶提供“融資+投資+財富管理+風險管理”一站式解決方案;
5)數字化——以數據和技術驅動運營效率與客戶體驗升級。
六
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發行中央債券置換地方政府債務的力度。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們在政府債務方面仍有較大的加杠桿空間,尤其是超長期國債的發行空間較為充足,建議加大發行中央債券置換地方政府債務的力度,這可以顯著緩解當前的結構性矛盾。
第二,財政政策聚焦穩就業,貨幣政策聚焦通脹回升,協同發力。共同促進物價合理回升,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資本市場健康運行、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為經濟回升向好創造適宜的宏觀環境。
第三,提升公開市場操作的前瞻性、靈活性和針對性,引導改善市場預期。通過明確、可信的公開市場操作信號,引導企業和居民的預期。
來源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編輯丨楊曦
審核丨秦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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