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還記得1960年西方媒體大肆宣揚的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案”嗎？在西方人的口誅筆伐下，這一事件被定性為“帶明顯政治傾向”，我國外交部對此做出了迅速應對。
在周總理的批示下，事情原委得以水落石出，案件“主謀”也得到了妥善處理，雖說這件事至今已過去60余年，當年眾位新中國領導人們開創的優良風氣依舊令人贊不絕口。
事情發生在1960年3月2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人流熙熙攘攘，11時許，從東長安街方向走來了一位中年小個男子，起初他的出現并沒有引起身邊人的注意，直到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一個舉動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只見他從隨身攜帶包袱中拿出了一團白色棉紙、一根木棍，隨即組裝成了一個長圓形狀的紙燈籠，點燃蠟燭放在其中后，他開始提著燈籠緩緩朝著廣場南側走去。
事發兩天之后，英國路透社率先將這一事件添油加醋地報道了出來，隨即引來各路媒體紛紛報道，世界因此一片嘩然。
可想而知，“帶明顯政治傾向”這樣的評價對新中國造成的國際影響是極為嚴重的，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立即匯報周總理，層層指示之下，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要求24小時內必須查明情況。
3月7日，那名小個子男子又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就在他企圖再次白日點燈時遭到警方逮捕，案情真相得以步步被揭開。
經過審訊得知，男子名叫何明淵，來自四川達縣，天安門廣場的如此舉動背后，是他對家鄉當地糧食征購政策以及干部工作作風的不滿與抗議，在他看來，兩者就是家鄉農民頻頻餓死的根源，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中國大陸已經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從四川到北京近三個月的漫漫路途中，何明淵邊要飯邊上訪，還因此3次被收容、1次被拘押，正是因為那次不堪回首的拘押經歷讓他打定主意到北京白日點燈，面對專案組的問詢，他的態度極為堅定。
“什么樣的后果我都考慮過了！大不了就是一個死字！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已經餓死了！”
至于3月7日為何還要選擇第二次去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他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原以為第一次白日點燈后，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哪知幾天下來根本沒有反應，于是我才決定再次行動！”
審訊結束后，馮基平將調查報告送到了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手上，報告將案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此時的何明淵也遭到了拘留處理，可彭真對此卻沉思許久。
“這件事至少暴露了三點極為嚴重的問題。第一點，特殊時期帶來的困難的確給我們的人民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嚴重損害。第二點，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的確有一些人出現了官僚主義錯誤。第三點，我們對于當前的困難形勢還是缺乏及時且正確的引導。”
對于何明淵的處理辦法，彭真沒有立即決定，反而委托馮基平派出調查人員對口供進行實地調查驗證。
不久之后，調查人員將“達縣的確災情非常嚴重，何明淵本人及家屬均無精神病史”這樣的結論上報彭真，彭真隨即作出指示，何明淵的拘留處理改為收容。
事實上，彭真如此嚴謹處理此事的背后，還有一個深層原因，還要從前面提到的周總理過問事件原委說起。
就在陳毅做情況匯報時，剛剛從廣東回京的周總理就接到了毛主席批轉過來的一份材料，反映的正是當時中國農村極為嚴重的缺糧情況，其中也提到了農民因此遭受的非正常死亡問題，由此，周總理交代彭真謹慎處理何明淵的事件。
此外，就在調查人員實地調查時發現，何明淵的叔叔及大哥都是紅軍烈士，一家人多年來都過著辛勤勞作的生活，正如他在供詞中說的那樣，如若不是走投無路且憤懣不平，無論如何也不會做出影響如此惡劣的事情出來。
就在彭真將新的情況匯總呈送周總理后，老人家也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1959年的四川省為了緩解北京、上海等城市糧食難題硬調出了幾億斤糧食，致使先前存在的饑荒問題雪上加霜，何明淵一家的悲劇極有可能也出自這個原因。
最終，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彭真親自安排了何明淵的寬大處理，鑒于他家鄉的一些干部存在作風問題，彭真擔心他返回原籍會遭到打擊報復，最終批準他投奔一位貴州親友，此后在那里安家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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